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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的诗歌，在中国妇孺皆知。随着《长安三万里》的热播，诗人、诗史、诗歌再次进入观众们的眼帘，李白、高适、杜甫的事迹也都栩栩如生。
本书就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杜甫传”，其中也包括与杜甫有关的高适等人。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诗是中学课本的学习内容之一，但对于杜甫早年的历史，人们其实所知不多。除了少数文学专家之外，一般文学爱好者只能从唐诗中寻觅诗人史实。可是杜诗恰恰略于早期而详于晚期。于是，多数读者只能望诗兴叹。
王炳文博士的《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以下简称《杜甫》）这本书则不一样。
本书从杜甫的外家崔氏讲起，追溯到崔氏的家族、高宗去世后诡秘的政治形势，追溯到杜甫的父亲杜闲、爷爷杜审言的早年生活，追溯到杜甫诞生的环境。在杜甫短短一生中，与外家过从甚密，这是作者从杜崔氏的家族写起的重要原因。他的外家诸舅在关中、剑南乃至湖南都有分布，他们是杜崔氏的从父、从祖兄弟。作者认为，杜甫在仕宦、生计、人事等多个方面，都获得了外家崔氏的重要帮助。因此，终杜甫五十九年的生命旅程，他的崔姓舅亲可以说相伴始终。
杜甫出生于开元前一年（712），作者写到安禄山造反的755年，所以“盛世”二字，适当其名。书中详细地梳理了唐代盛世的事实，内容分为“杜甫家世”“少年时期”“初游文场”“京兆贡士”“兖州趋庭”“东都二年”“天宝长安”“帝国周边”“羯胡构逆”共九章。作者下笔的重点不是杜甫的游历，而是杜甫的时代；不是杜甫的生活，而是为什么会出现杜甫，杜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轨迹。
文字老辣而生动，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与李白、高适相遇那一段，见于第七章“天宝长安”的第一节“李杜相遇”：
初次相见的李白与高适颇为投缘，三人在宋州城中找了家酒肆，边饮边叙。言谈之间，高、李二人展示出的文藻才华令杜甫大为喜悦。酒酣之际，三人走出酒肆登上吹台。据传先秦著名乐师师旷曾在此演奏音乐，而这一古迹到唐代似乎已在汴州和宋州间存有争议。如果按照唐人方志《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当时官方认可的吹台在汴州开封县，也就是说，李、高、杜三人游了一处“伪古迹”，他们登上的更有可能是县城南郊兔园里的吹台。兔园是梁孝王旧园，其中的吹台又名文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怀古之情，从杜甫关于宋州“名今陈留亚”的说法来看，汴、宋这两个密迩相邻的古州本就经常被人们拿来谈论比较。
不管怎样，在天宝三载这个深秋或初冬的日子，从宋州城中酒肆相扶而出的李、高、杜三人醉眼迷离，沿街往城南而去，登上了兔园中的吹台，极目远眺，怀古抚今。台东的平原杂芜遍野，极力伸展向天边，那是芒砀山的方向，大风吹动，孤云飘走，空余一片雁鹜相呼，清冷而悲壮。
虽然引用的是杜甫后来的回忆诗作，但是作者重建的则是杜甫当年的过从。
李白之所以被召为翰林学士待诏，与玄宗日益崇信道家密切相关。同时被召的还有道家著名人物吴筠。正是在这种场合下，杜甫结识了李白。三人都是盛唐诗坛的风云人物。作者的重点却瞄向诗坛以外。
众所周知，开元年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对于长安政坛影响巨大。对于出入文场的杜甫来说，张说、张九龄的黯然失色，也对他产生了莫大的震动，并进而影响其诗歌创作和人生道路。这一点也许读者略知一二，可是对于集贤书院成立前后的政治事件和人际关系，读者则知之较少，而这无疑影响到对于杜诗的理解，进而影响到对杜甫其人行事与作品的理解。
鲜于仲通在唐代政坛上，地位不高不低。但是，他与杨国忠、杜甫都存在不可忽视的关系，交情不浅。因此，杨家、鲜于家族都是研究杜甫不可忽视的历史群体。作者构建了“章仇—鲜于—杨”政治团体，指出其内部地位，特别是天宝三载（744）杨钊进京后，这种权力结构发生的潜在变化。同时，作者重点讨论了“章仇—鲜于—杨”集团蜕变为“鲜于—杨”政治结盟之后产生的连锁反应。这些史实的揭示，让人恍然大悟，茅塞顿开。
从杜甫开元十八年（730）“忤下考功”算起，到天宝四载（745）来到京师，整整十五年间，他没有再参加科举考试。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者从杜甫父亲杜闲的四品职官位置及其用荫的规定说起，可谓深中肯綮。杜甫不能忍受从斋郎之类的身份起家。尽管姚崇等重臣是从挽郎身份入仕的，但是，作为读书人的杜甫，是“耻不以文墨达”的。作者推测杜闲应当有着常科及第的正式出身，加上祖父杜审言又是正牌进士出身，这就令杜甫难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杜甫应该参加了天宝六载那次李林甫主持的考试，可惜没人中选。史家对这次考试有许多微词（谓李林甫从中作梗）。从天宝六载至天宝八载（747—749），杜甫少有诗作，原因可能是他在这段时间与杨氏成婚，杨氏出身名门，父亲为司农少卿杨怡。此期间，杜甫在长安的主要朋友，有郑虔、岑参、顾诫奢等。作者认为对于杜甫个人而言，这三年诗作的空白期非常重要。经过数年积累，杜甫最终通过献给玄宗的《三大礼赋》，获得了皇帝的青睐。
就在此时稍前，杜甫的好友高适获得张九皋的推荐。张九皋是故相张九龄之弟，时任宋州刺史。高适参加有道科考试及第，授为封丘尉（封丘现在隶属河南省新乡市）。担任这个从九品的基层文官考满之后，快满五十岁的高适，决定前往长安，另寻进身之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天宝十一载（752）秋，高适与杜甫、岑参、储光羲、薛据等人相会于京师，并且一同登上慈恩寺塔，借景抒怀。王炳文细致考察了高适得到河西节度使掌书记之后对于杜甫心态和行为的影响。世称的杜工部就是因为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这是杜甫在四川幕府的带职。杜甫入仕幕府可能受到了好友高适的影响。这也是那个时代士人普遍的出路，学富五车的韩愈，就不是一次性即科举及第，也是在幕府供职才踏入仕途的。对于一般杜诗爱好者而言，这可能是不大会注意的细节。可是炳文却将那些故事的原委娓娓道来。
同样的精彩也体现在对安禄山的事迹问题的书写。作者是研究安禄山及其兵变的专家，出版有《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而且颇获业内好评（参见2021年6月27日《燕京书评》）。因此这段内容写得也很精彩，发许多前人未发之覆。
作者从阿史德氏家族谈到安禄山母子，说安禄山之母在安家最先可能只是妾，甚至奴婢，她并不是嫁给安家为继室。安禄山的发迹是偶然，但也有那个时代唐朝与边境胡族关系的必然。在开元二十一年前，青年安禄山在幽州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市马牙人兼官方牧子。作者还详细研究了当日边镇的巨大财政开支情况。在这里我要引申几句。
任何一个古典文明都是农业文明，其周边都面临着游牧部族的侵扰。这并非不同部族间的文化问题，也不是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生活水平问题，这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生存问题。游牧民族号称马背上的民族，有着自己的优势：快速的行动、远程的攻击、变动不居的居所。对于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政权来说，如果说秦皇汉武有意开疆扩土的话，唐朝盛世即开元天宝年间，则主要是保家卫国。
唐太宗到高宗武后时期，对于东北部和西北地区有所开拓，正北部的边防也达到了极致。这体现在开元之前，就是边疆节度使体制的逐渐形成。节度使体制不是为了进攻，而是防守。这是由开元天宝的边境形势决定的。既然防守，就必须久镇，既然久镇，就要改组原来的边防屯驻体制，这都是环环相套的动作。可惜，这套边防体制因为安禄山的起兵而失败了。安禄山的发迹不是贯彻守卫原则，而是扮演了进攻的一方。他据此邀功，却断送了大唐盛世江山。《杜甫》这部书所描述的时代，其实正好经历了这一变动的历史时期。
总之，作者的初衷是希望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历史图景。这个初衷是实现了的。这需要对于事实的洞悉，对于杜甫的熟稔，能够对杜甫前半生（712—755）涉及的人事进行极其细致的勾稽与考证。此书读来不觉繁琐，不觉枯燥，饶有兴味，值得推荐。
是为序。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王炳文著，岳麓书社将于2023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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