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梦谁先觉？我自不复醒

    ■陈德丰

    2019年，时值《庆历四年秋》上市，就已经听闻夏坚勇老师已经着眼于构思下一本与宋代有关的历史散文，届时新书将和《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辑为“宋史三部曲”。

    四年后，《东京梦寻录》千呼万唤始出来。

    《东京梦寻录》的名字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作为描绘北宋汴京城地缘风物和人文民俗的著作，《东京梦华录》和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可谓双峰并峙，成为后人了解两宋都城的必备读物。

    “梦华”本意为追忆繁华，凸显出靖康之变以后汴京城破，时人回望旧都时的苍茫落差之感。相较之下“梦寻”之名则是用以讽喻北宋初年真宗东封的历史事件。

    作为宋王朝第三位御极天下的官家（宋代称天子为官家），宋真宗上承太祖太宗二圣开国，下启仁宗盛世。客观上说，真宗皇帝算是个不错的守成之君。论起才学，真宗皇帝即便不是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也尚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类的《劝学诗》为后人熟知。说到武功，更不得了。宋真宗统治时期，宋辽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尽管细究起来，优柔寡断又贪生怕死的官家未必是缔造盟约的最关键人物，但不能否认到底是在天子的英明领导下才促成了条约，奠定了宋辽之间百余年的和平。赵宋王朝在官家手下，国力蒸蒸日上，少了兵革之祸，冗官冗员之弊端又尚未显露，帝国的财富正源源不断地增长起来，天下一片太平景象。真宗的“真”，本意指的是帝王“好玄虚”，而在宋真宗身上，却多了一层“真命天子，洪福齐天”的味道了。

    可以说，在宋真宗致力于东封之前，四海承平，官家的声望与日俱隆，也无统治危机，奈何要以人造天书祥瑞牵引东封大业？ 自古以来，自上而下，大搞“封建迷信”不外乎硬实力的匮乏，才出此“下策”。要知道，真宗东封一事虽然够不上“臭名昭著”，但的确也不是什么出彩的事，毕竟真宗以后就再也没有皇帝敢上泰山走一遭。千百年来，此事更是沦为笑柄。

    书中说宋真宗赵恒“从小长于深宫，个人魅力和气魄都远不及太祖和太宗，搞一点个人迷信，将无上的权威和荣誉集于人主一身，亦有利于王朝的集中统一。再说，官家信奉天命鬼神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他是帝王，没有谁管得了他，有一个天在头上罩着，会让他有所畏惧，不敢胡作非为”。

    这条概括性的话语似乎能实现对真宗东封一事的“一言以蔽之”，但事实上事情本身生动、丰富、复杂得多，否则，夏坚勇也不会用一整本书来讲述这一件事了。从本书目录即可看到，“天书”以外，“又降天书、再降天书”，“东封”以降，我们不禁惊呼还有“西祀”和“南谒”。即便上述节目业已告终，末了竟然还有单独一个“天书”章节的回光返照——“还降天书”。其势其情，如长江三叠浪，成为不可理喻的长寿连续剧。当是时也，官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心致力于封禅泰山，削尖了脑袋跻身秦皇汉武之流。《东京梦寻录》以细腻诙谐的笔墨勾勒出这场闹剧下的官场群像：天子亲自操刀主编，贿赂臣工，托言承天门天书临凡，拉开了大戏的帷幕。百辟登时会意，踊跃参与，其中不乏极力上谀者，如书中所言之“五鬼”（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分掌国家机要部门，为天子的大业提供财力、人力和舆论上的支持；也有少数不愿逢迎上意，甘冒风险犯颜直谏者，如孙奭上疏痛陈利弊，官家非但不以为忤，甚至亲自作文答复臣下，以示宽仁；也有王旦这样顾全大局，不得不配合官家表演的宰执重臣。明知天书数降，全然出自人为，却还要装作浑然不知，躬身扮演天书使。

    只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对封禅一事起心动念后，多数大臣前赴后继，争先恐后地为天子造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上至政府首脑，庙堂重臣，下至地方官员，平头百姓，皆以此谋利。衮衮诸公，你方唱罢我登场，纵使清流之辈也多身不由己，起身附和其间，共谱祥瑞，呈“同醉”之势，所谓“举国上下皆癫狂矣”。

    是以《东京梦寻录》中，真宗三造天书，一举东封、西祀、南谒的时间线实为画布之经，围绕封禅一事所展现出的庙堂百态则为画面之纬，经纬交织，让这段标签化了的历史变得丰满鲜活了起来。

    事实上，全书的内容曾以《承天门之灾》的名字在《钟山》杂志全文刊载。先前的名字旗帜鲜明地披露出天书事件劳民伤财，应当列入灾异的本质属性。两相比较，“梦寻”之意，则更令人玩味。《东京梦寻录》之“梦”，是天子正名之梦，是朝臣递步以进的青云之梦，是外放官僚谄谀媚上的发迹之梦，是众皆癫狂之梦。

    夏坚勇曾在《庆历四年秋》中借由仁宗朝的大臣夏竦习文的掌故，信笔写道：“我大半辈子卖文为生，现在想起来往往思路打不开的时候，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前后左右广言之’。”这一句多少也带些读书破万卷，下笔“才”有神的插科打诨。为了描绘出“天书时代”的群像，夏坚勇在此前深耕宋史数十载。众所周知，宋代是文人社会，俯拾皆是的文字材料如同厨师面对的食材，虽是无尽藏，却也容易手足无措。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分门别类地剪裁归档，恰如水磨工夫，仓促不得。也唯有这番功夫，才能将人物与事件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相比于前两部作品《绍兴十二年》和《庆历四年秋》主题上的发散与内容上牵扯甚多的广博，《东京梦寻录》只就真宗东封一事娓娓道来，在题材上显得更加内聚。换言之，这段历史，缺乏多方角力的诡谲背景或是时代剧变后碰撞出的火花。《绍兴十二年》的主线是岳飞之死，可是需要陈述的事却千头万绪。两宋之交天下多事，家国破灭后社会秩序和帝国起死回生后的重塑，纷繁复杂之余，也为作者提供了足以施展拳脚的史料。某种意义上，颇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味道。《庆历四年秋》的引子是苏舜钦的进奏院案，里子则是庆历新政前后朝堂上不能言说的虚假繁荣。就结构而言，窃以为《庆历四年秋》最得散文之“散”，《绍兴十二年》得散文之“文”——文气斐然之文。二者珠玉在前，《东京梦寻录》倒显得不那么像历史散文了，反倒更像是脉络相对清晰的剧本，以讽喻的语调演绎着这出荒诞的剧目。从这点来说，本书在宋真宗第一次导演天书祥瑞时，别出心裁又恰如其分地运用了戏剧独白的方式描写所谓“帝王心事”，也算是为读者平添趣味的神来之笔。

    不得不说，宋真宗东封的话题度较之前两作略有逊色，这可能是本书客观存在的短处。而话说回来，那个世人眼中孱弱的宋朝有三百余年国祚，可叹可笑可赞可写者甚众。惟愿三部曲不是夏坚勇宋史类作品的休止符，则读者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