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子山文脉的守护者

    二十年前，我就知道范军先生的大名。当时，武汉大学陈建军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废名年谱》。责任编辑为曾巍先生，而时任社长则为范军先生。不久，从网上读到范军先生的书评《废名：不会被废的名字——推荐〈废名年谱〉》。当时，废名的影响不大，“废名圈”（姑可理解为与废名有关的文化圈）很小，但在隐隐中，我也就把范先生算在“废名圈”中了。

    我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陈建军教授结缘，正是因为《废名年谱》的出版。因为《废名年谱》《废名讲诗》等书的出版，我在事实上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书评人，先后在《中国图书评论》《出版人》等行业媒体发表书评。2010年，我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作者。当时，我主编了一部《梅光迪文存》，因为范军和曾巍二位先生的支持，得以顺利出版。这一次合作，也为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伏笔。2020年6月底，我转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

    从《废名年谱》出版，到真正与范先生相识，这中间“一错过”就是十四年。但是，他对我间接的帮助，也都是彼此清楚的。2017年底，我从北京回到武汉工作，在周百义老总的倡议下，我们共同发起成立“出版六家”，这才与范先生认识。

    我入桂子山后，或因公，或因私，多向范先生求教，其中交流最多的是为我所感兴趣的华师校史。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研究华师校史的多出自出版社。出版社在华中师范大学非常地边缘化。它既不是教学部门，又不是科研机构，定位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但又因为隶属于华师，与学术研究也就沾边了。对于华师校史，许多师生很可能疏于了解，据说这些研究文章，很难算作科研成果，而在出版社工作的范军、董中锋、周挥辉等社领导，却成为研究华师校史的主力军。他们三位研究华师校史，又不以学术体例撰写校史为目的，而是以散文、随笔形式挖掘校史中不为人知的隐秘一角，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是对桂子山满满的珍爱、眷顾与呵护。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百年华大与百年记忆——掌故·逸事·风物》《华大精神与人文底蕴——学人·学术·学养》《桂子山语丝》等。从书名和风格来看，与其说是在研究华师校史，不如说是在追寻与刻画桂子山文脉，他们也就成为了桂子山文脉的守护者。都说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培根铸魂，我想，对于大学而言，大学文脉不就是师生的根与魂么？ 能够把师生与大学紧密联系起来，是追寻文脉的现实意义。

    近几年来，范军先生在出版六家发表了大量有关桂子山文脉的文章，引起校友乃至社会层面的广泛关注。

    范军先生研究校名更迭和校史源头有新意。长期以来，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史呈现着三足鼎立的架构。从华中师范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开始，汪文汉主编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就奠定了华中大学（含其前身文华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三足鼎立的校史源头叙述模式。校庆一百周年时，一方面出版《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另一方面又分别出版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各自的校史。一百一十周年的校史中，也延续了这个框架。可以说，三足鼎立的校史，已深入到每一个华师校友的心中。但是，范军先生的《湖北教院：华中师大的一个重要源头》《二十六年前一群教工“对校史编写的几点意见”》等文，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湖北教育学院也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甚至所占比重不低于中华大学和中原大学。而且，范先生指出：“文华书院大学部——文华大学——（私立）华中大学——公立华中大学——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其承续沿革的历史主线（当然还有分支）还是十分清楚的。”如此一来，华师校史叙述模式应该由三足鼎立走向“一祖三宗”，即华中大学及其前身文华书院大学部才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主脉（一祖），而中华大学、中原大学和湖北教育学院（三宗）是解放初才汇入进来的，只能算作支流和被追认的前身。这才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客观历史。

    在校史研究中，“认祖归宗”从来都不是一个小问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认清，可能会留下一些遗憾。“认祖归宗”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也可以有效防范一些纠纷。比如，某校曾想简称“华大”，而且差一点就要办成了。幸好，华中师范大学的师生们，保护了“华大”名字的专属权利。在《华中大学权属趣事》一文中，范先生讲述了这个故事。他怀忧戚于心中。文末，范先生说道：“我曾和校史专家周挥辉老同学在学校教代会、职代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学校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将华师校名早日改为华中大学……校庆到来之际，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一所大学的悠久历史包括校名，都是很重要的无形资产和象征资本，桂子山人还真需要齐心协力，增强行动力，想方设法好好保护和传承好自家的精神与学脉。”原来，范先生是希望推动恢复校名、保护学脉，这无疑为今后华中师范大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此外，类似《坐上武汉地铁二号线，你去哪个“华中大”》《“华大”怎么变成了“华师”》等文，都体现了范先生对于华中师范大学的一往情深，引起了广大校友的内心共鸣，让更多的人在思考校名的无形价值。

    范军先生研究、宣传桂子山上的名师功莫大焉。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指出了教授是大学最宝贵的财富。在桂子山文脉中，张舜徽无疑是排名第一的国学大师。在范先生的努力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张舜徽集》《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张舜徽的汉代学术研究》《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壮议轩日记》等书，为张舜徽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再如国学大师钱基博，他的全集也是由范先生推动得以出版的。

    在桂子山文脉中，还有一批大师、名师级的人物，如陈时、林之棠、詹剑峰、章开沅、熊铁基、刘守华、邢福义、王先霈等，范先生大都讲述过他们的故事，或为他们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写书评。这些老教授，都代表着桂子山上的一座座高峰，是他们推高了桂子山的高度，扩大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知名度，也为年轻教师和学子们指明了人生前进道路的方向。这种影响，不一定都是类似范先生文中讲到的熊铁基为弟子刘固盛“要”一个教授，更多是一种精神熏陶。每当我走在桂子山上时，我甚至会执拗地认为，张舜徽大师等也曾在这里走过，仿佛我们也由此产生了联系一样。这恐怕也是范先生孜孜以求的桂子山文脉的魅力之所在吧！

    范军先生研究桂子山文脉，是为了阐释和评价史料，以对当下有所启示。学术研究成果可以是静态的，只为呈现史实，并不为现实发声。范先生的不少学术文章，则习惯于从史料到现实，积极发声。这种“燃烧”史料化为今用的做法，使得他的文章往往充满了思想的光芒。如《从章开沅先生两篇长文谈起》，在发现一则史料中提到“学报先后发表了当时的青年学者章开沅的两篇长文”后，指出了“注重培养和扶持青年学者”是一个学脉传承的重要问题，最后在文末说道：“学术期刊要特别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关心帮助年轻学者，包括优秀的大学生、研究生成果……从事学术期刊包括大学学报的编辑工作，为青年学人建平台、搭梯子应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培植新苗，悉心作育良才。”范先生更在《为清华大学博士生培养“新规”点赞》一文中提到他一贯主张“取消在众多高校通行的博士生毕业要求发表两篇C刊论文的硬性规定”，并认为“从C刊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学术界教育界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人们日益增长且难以满足的C刊发表需求与C刊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除了发表论文，在高校牵动无数教师的还有职称问题。在《邢福义老师破格提了副教授》一文中，范先生向读者介绍了在“评上教授、副教授足可成为众人瞩目的重要新闻”的年代，四十三岁的邢福义老师破格提了副教授的故事，文中又不忘评论道：“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今天大谈破‘四唯’‘五唯’，鼓励人才冒尖，其实只要树立几个典型、立几个标杆就很管用。邢老师被破格提拔的导向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其实是希望有关部门以晋升职称留住冒尖的人才。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桂子山随笔》序言，见报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