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的江南，发展的城市

    推荐图书：《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

    站在江南古镇，看着昔日琳琅店铺的遗踪和园林庭院的旧址，人们免不了产生“凤去楼空江自流”的思古幽情。但今日的古镇依然繁华，既没有“吴宫花草埋幽径”的凄凉，给人的也不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无奈，眼前的小桥流水和游人如织，犹如一幅融通古今的水墨画卷，牵起时空两头的历史世界。

    如今的江南古镇都是明清时期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是热闹非凡的“地方小城市”，樊树志教授在其新著《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中，详细还原了江南市镇昔日的繁盛，勾勒呈现了其曾经辉煌的“早期城市化”。

    全球化贸易与江南市镇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联通了西方和中国，葡萄牙商人绕过非洲好望角，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及东西洋交通的咽喉马六甲，来到中国。1573年占据澳门后，以澳门为中心建构了三条国际贸易航线，把中国生产的丝绸、生丝、棉纱、棉布、茶叶、中药、瓷器等辗转运往欧洲、日本和墨西哥，谋取高额利润。而这些国际贸易所交易的货物，主要产地就是江南市镇。

    太湖流域素以种桑养蚕闻名于世，自唐代起，湖州、苏州、常州、杭州等地的贡品就以各色丝绸居多。到了宋代，江南的丝织业更为发达，仅官营的杭州织锦院就云集各地能工巧匠数千人，更不要提各种各样的私营作坊，江南的丝织业繁盛可见一斑。中国这种自古形成的发达手工业经济和生产的丰富的产品，是大航海时代能够如此大规模输出商品的内在经济基础。

    在国际贸易的刺激下，江南市镇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变革。

    “早期工业化”与社会内部关系变革

    提到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人们可能自然联想到近代的洋务运动，但在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已经出现了早期工业化。李伯重教授在《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中，从纺织业、食品业、服装制作业、日用百货业、烟草加工业、印刷业等论证，认为江南从1550年左右，工业所占的经济比重在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地位已经超过农业。反过来，研究明清江南经济的外国学者，如伊懋可（Mark Elvin）以西方经济学视角审视此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认为“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工业化”了。殊途而同归，中外学者的研究都指向一个问题——明清时期江南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明中叶人谢肇淛在《西吴枝乘》中说：“蚕桑之事，湖人尤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清人沈廷瑞在《东畲杂记》中这样描述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方式：“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通过这两位明、清时人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江南农村经济形态的变迁轨迹——从家庭自营的手工业经济，发展到了以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早期工业格局。

    雇佣工人群体和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动。随着江南市镇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工商业经济中心，人口超过万户的城镇星罗棋布，大量专职从事工业、商业的人口涌入并定居，形成了早期城市化的初步格局。

    经济之上的文化发展与“早期城市化”

    经济发达，人口繁盛，多层次的市场经济充分活跃，社会服务行业和文化发展空前繁荣，这些现代城市具有的特征在明清江南的市镇都初具规模。值得一提的是，此间江南市镇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消费上的奢侈，二是文化上的竞逐。

    苏州作为明清江南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来成为全国最为奢华和“时尚”的城市——“饮食服饰竞以侈靡相尚”“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酿，歌舞而行”。对于流行的奢侈风气，时人一片“人心不古”“风气日下”的谴责之声，而上海士人陆楫则提出令人振聋发聩的“奢能致富”的观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樊树志教授在书中充分肯定陆楫的过人远见。

    同时，经济的发达也为江南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明清时期，不仅茶馆、书肆、说书场馆兴旺一时，江南也大兴园林修建之风。迄今有名的苏州留园、拙政园、沧浪亭，上海豫园，无锡寄畅园，扬州瘦西湖等等，均是一时名公缙绅或仰慕文化的富贾所建，游园，听戏，作文，攻读科举，是当时读书人竞相效仿的文化风尚。

    可以说，工业发展—经济繁荣—人口充沛—服务业兴起—文化兴盛，是明清江南市镇早期城市化的发展闭环。

    “历史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类的当下和未来。历史给人智慧，教人用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不被眼前的方寸之地所局限”，樊树志教授如是说。如何对待逝去的文明，如何承续历史文脉以创新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时代课题，樊树志教授的著作或许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