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价值看存世的《九边图》副本

    首都图书馆藏本虽然年代最晚，且有缺失，但其艺术价值却异常凸显。在图屏中，不仅和其他诸本一样注明关隘、重镇、湖泊、山脉等位置及图示，更在图中出现马、羊及人物等图像，应为舆图绘制者兼擅，反映出晚明时期非专业画家的艺术水平。晚明时期的民间美术据此可窥一斑。或许这便是这版《九边图》藏本在历史、文物价值之外的意义所在。

    《九边图》是明朝绘制的以长城地区防务状态为主题的军事地图。所谓“九边”，是指明朝长城一带的九个边防重镇，分别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宁夏、固原和甘肃。最早绘制《九边图》是在明代的嘉靖年间。在嘉靖三年（1524），兵部职方司主事郑晓绘着《九边图志》时，就已着手开始按照不同的重镇绘制地图，而已知最早全景式绘制长城九边防御地图的是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1488—1559）于嘉靖十三年（1534）所绘制的《九边图说》，并于嘉靖十六年（1537）上呈明世宗。遗憾的是许论绘制的正本已经失传，现在所见的只是副本。

    现在所知存世的明代《九边图》有许论所绘《九边图说》副本（三门峡市博物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首都图书馆各藏一后人绘本，中国国家博物馆另藏有一卷申用懋（1560—1638）绘《边镇图》残卷。明代这种密集式绘制《九边图》的状况在中国舆图发展史上并不多见。这些《九边图》，不仅具有历史、军事、地理和文献价值，亦不乏艺术价值。

    诸本手绘《九边图》，各具特色，其价值亦互有参差。三门峡市博物馆藏许论绘《九边图说》副本大致反映了许论原图的基本风貌，是目前所见最能体现中国最早《九边图》面貌的图像资料。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和辽宁省博物馆藏本都是对许论原画的传移模写，但这种摹写并非忠实于原作，而是在许论原画基础上有所变化，故两个版本虽然相似度很高，却并非完全一致，和现存的许论《九边图》副本也有所不同。许论上呈明世宗的原本应是手卷，且尺幅并不大，而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藏本应是出于观摩或军事实战等其他目的，将其扩展临摹。有学者考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藏本都作于明隆庆元年（1567）（赵现海《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故两本应是诸本中时间较早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绘制在绢本上，背面为嘉靖年间燕京人郭全仁所书《后赤壁赋》。该图屏是“现存年代较早，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绘本九边图”（王小文、贾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九边图〉屏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7期）。藏品档案中有如下记录：“许论，《明史》有传，幼即随其父为宦边陲，‘尽知厄塞险易’，官礼部时，着《九边图》上之。本图似为摹制，图上许论题识有不少错字，东北博物馆亦藏有与本图相似的一套，内容也略有差异，想都是复制本。许论呈进原图当无如此巨大。根据后面书《后赤壁赋》年款，此图亦当制于隆庆或早一些。此图是为当时巩固边陲之用，现在仍有参考价值。”这里记录的“东北博物馆”，即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关于辽宁省博物馆藏本，已有学者专文论及，此不赘述（王绵厚《明彩绘本〈九边图〉研究》，《北方文物》1986年第1期）。

    就历史、军事、文献和文物价值而言，三门峡本、中国国家博物馆本和辽宁省博物馆本无疑在诸本中堪称翘楚。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申用懋《边镇图》残卷的形制和内容均颇类前述三本《九边图》，虽残损和漫漶严重，但图中边镇及山川、城堡等仍清晰可辨。此外，南京博物院亦藏有一卷《边镇地图》，其作者为明代的黄兆梦（字龙振，号药洲老人）。该卷作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乃诸本中时间较晚者。该舆图为纵35.8厘米、横119.3厘米的手卷，与前述鸿篇巨制的形制有所不同。卷后有作者自题及后人程春题跋。黄氏自称：“静坐思维，不惜精力，参考绘画，以见内外之有一统，故作边镇之地图于前，则自蓟镇、三关、辽东、大宁、开平、兴和以及宣、大、山西、榆林、宁夏、固原、兰、洮、甘肃与夫松潘、建昌、麻阳、虔镇等处，可一望而知，则千里万里，要荒朔漠，皆在目前矣。……予书生也，无黄石之略，无张良之材，闭户藏修，忧时悯俗，静观天下，企望治平之庆耳。”（张宝钗《明绘本〈边镇地图〉考》，《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可知其用心所在。据此可知，此卷的功能在于“忧时悯俗”“企望治平之庆”，体现一个书生静坐书斋而心忧天下的胸怀，故其文人意趣略浓，这与前述诸本《九边图》的实用性功能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诸本中，其山头、树木大多以青绿山水为主。这类青绿山水在明代“吴门画派”代表画家仇英（1498—1552）作品中最为多见，都是对王希孟、赵伯驹等人画法的一脉相承。而在明清时期，盛行于吴门地区，以伪造绘画名作著称、被称为“伪好物”的“苏州片”所作绘画中也多见这类青绿山水，且多为职业画工所为。纵观诸本《九边图》，结合其时绘画发展状态，无论是专业画家，还是职业画工，抑或舆图绘制者，都可看出青绿山水在画中的频繁出现，可见在明代，以矿物如青金石、赭石等为主的颜料在绘画及舆图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在青绿山水之外，在诸本中最能体现其另类艺术风格的，当属首都图书馆藏《九边图》。该《九边图》按照自东向西的绘制顺序，从第一幅到第十幅分别为辽东镇图、蓟州镇图、宣府镇图、大同镇图、山西镇图、榆林镇图、宁夏镇图、固原镇图、甘肃镇图。但每图之间并非完全按照一图一镇的模式，两图与两镇之间时有交叉，如大同镇图就集中在第四和第五幅中。已有学者指出该图屏作于明崇祯十年（1637）至十七年（1644）间，乃诸本中时间最晚者。图中所绘位置有部分差错，“漏绘、错绘机构很多，方位也多不准确，与实际位置有很大偏差，各幅地图方向甚至也不相同，从而与其他绘制严谨的《九边图》形成了明显的差距”（赵现海《首都图书馆藏明末长城地图〈九边图〉考述》，《古代文明》第6卷第2期，2012年4月），但其艺术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该藏本原有十幅，其中第二幅已阙佚，现存只有九幅。与诸本《九边图》不同的是，首都图书馆藏本虽然年代最晚，且有缺失，但其艺术价值却异常凸显。

    在图屏中，不仅和其他诸本一样注明关隘、重镇、湖泊、山脉等位置及图示，更在图中出现马、羊及人物等图像。按照现在所见的九幅排序，第七幅为宁夏镇，在其城外的山岗上，有兵士驱马奔腾，骑士分别着蓝色和红色服装，而蓝衣者骑红色马鞍，红衣者骑蓝色马鞍，无论就人物还是奔马，均用笔简率，与附近的树木、烽火台并不成比例，出现人和马大于山的现象。第八幅为固原镇，在城外北侧，虽然画面部分有所脱落，但仍依稀可见分别着黄色和红色服饰之兵士在蒙古包前活动，其中一兵士半蹲于地，向另一人作叩拜请谒状。一红衣者策马前行，另一红衣者则蹲地作生火煮食状。第九幅为甘肃镇，在画心左上侧——即宁远堡周边的西北山地中出现黄、黑和白三种羊，均以简笔勾勒轮廓，再填色或留白，用笔简洁却不乏拙趣。其山脉则以焦墨勾线，由山顶至山脚，墨色由浓变淡，并出现飞白。这类绘画颇类同时期墓室壁画中人物和走兽的风格，大多比较简略，造型能力稍逊，但却不乏神采。这类绘画多非专业画家所为，应为舆图绘制者兼擅。此外，画中的山峰、树木等，并无传统的勾勒皴擦，且山峰出现程序化倾向，其颜色为花青、青绿和浅绛设色等，树木多为花青晕染，为大写意笔法。三幅画中的人、马、羊和树木、山峰等，反映出晚明时期非专业画家的艺术水平。当我们在关注这一时期以徐渭（1521—1593）、董其昌（1555—1636）和曾鲸（1568—1650）等人为代表的主流画坛的时候，在舆图绘制领域，画工的精湛技艺同样不可小觑。晚明时期的民间美术据此可略窥一斑。或许这便是首都图书馆藏本《九边图》在历史、文物价值之外的意义所在。

    在以上绘本《九边图》之外，尚有不少《九边图》的印本传世，如康熙二年（1663）印制的《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就最为常见，在台湾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及日本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均藏此本。另有顺治二年（1645）刊刻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在英国图书馆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均有所藏（陈健《〈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图说》，《地图》1994年第3期）。但与绘本《九边图》不同的是，这些印本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在图中，中国处于中心位置，世界各国均附属于中国周围，且亲疏有别，正如有学者指出，这些《九边图》“是中国‘浑天说’、海域的‘四海’，以及地域的‘天下’和‘四海’传统概念的视觉反映。从中国天朝居中、域外他国各绘画成岛屿围绕中国四周，以至于域外国家所占比例和篇幅较少，这一方面展示中国至尊、万国来朝的心态；另一方面亦透露出中国与域外国家‘亲疏有序’的关系，充分体现明帝国的世界观与海洋观”（陈丽碧《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尹翠琪、蒋方亭主编《浮世清音：晚明江南艺术与文化（下册）》，298—299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艺术系，2021年），这是与明绘本《九边图》的文化语境与绘图功能迥然有别的。当然，这些印本《九边图》因其反映的是世界版图，地名和范围都要远远多于明绘本《九边图》，图中几乎都是密集式标注地名及山川形貌，其艺术价值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