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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苗子兮著）是第十八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之一。这是一部由线条和色彩绘就的历史，皇亲国戚、豪门贵妇、边地小吏、异域来客、农夫牧人，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这部历史的主人公。从神祇仙境到庄园牧歌，从觥筹交错的盛宴到鲜衣怒马的出行，从春播秋收到南来北往，墓室主人的日常生活、生平功业、希冀情感被表现在画壁上，时代的风尚、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风云被折射在画面上。每幅画，是一扇小小的窗口，透过它，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生命故事，还有大时代的起承转合，教我们读懂壁画深处的中国。
逃离洛阳
逃离洛阳已经一个多月了，但阿提可胡·万达克（Artikhu”vandak）还是时常被可怕的梦魇缠绕：燃烧的城市，挥刀砍杀的匈奴人，惊慌四散的百姓，满街满巷的死尸……
他拼命从梦境中挣脱出来，大汗淋漓，心悸如割。直到周遭平静，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凝结成霜。
四年前，当他被商队首领那耐·万达克（Nanai”vandak）派去洛阳时，他还对这座闻名遐迩的都城抱有许多幻想。在故乡撒马尔罕，人人都传说长安和洛阳是世界上最华贵的城市，有着无数宝货，特别是闪耀着光泽的丝绸。但是，当他跨越重重关山，穿过河西走廊，最终来到洛水边时，洛阳却已显出一副颓败的模样。数位诸侯王的反复征战已经消耗了帝国的元气。干旱、饥荒和瘟疫开始此起彼伏。洛阳城里的百姓面有菜色，谋生尚且不易，对阿提可胡带来的远方货物，也鲜有兴趣。
不得已，阿提可胡在洛阳城里暂时住下，想等待时局的好转。但一切似乎每况愈下。
坏消息不断，羯人石勒、匈奴人刘聪，还有四方蜂起的盗贼纷纷攻城略地。去年五月，蝗虫遮天蔽日，幽、并、司、冀、秦、雍六州的草木和牛马毛被啃噬殆尽，大饥荒再度蔓延。粮食被炒到天价，洛阳城中饿殍已不胜数，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而在此经商的粟特人和印度人也开始挨饿，并不断地有人倒下。
据说皇帝打算迁都了。事实上，谁都想逃离这个鬼地方。阿提可胡也开始打理行装。但是，传言城外遍地鬼蜮，盗贼比蝗虫还要多，洛阳城里逃出来的人有不少被劫杀了。连皇帝步行出西掖门，在铜驼大街上都遭遇抢掠，不得已回了宫里。
没办法，阿提可胡十分懊悔，感觉自己在坐以待毙。
最后的时刻在永嘉五年（311）六月丁酉日来临。刘曜等人率领匈奴人冲进了帝国的都城。皇帝在逃亡的路上被刘曜俘获。接着，一场大屠杀开始了，贵族王戚、高官显宦直至平头百姓，被匈奴人的利刃无差别地屠戮，街上的血水漫过了石阶，据说有三万多人的生命沦落在这座死亡之城里。
托仁慈的神佑护，在屠城来临之时，阿提可胡只身跨上一匹快马，竟然逃出了洛阳城。他一路向西狂奔，野哭千家，白骨盈野，他也顾不得了。中原大地已成地狱。
天知道他是怎么度过重重关陇的。没日没夜地奔波后，他的马在黄河边突然倒毙，此时，他感到自己的运数将尽了。
正当阿提可胡绝望得想要投河之时，他竟然遇上了商队首领那耐·万达克！
那耐带他到了金城。在那里，他惨淡经营着麻布的生意。阿提可胡邀请他一起西行还乡，但那耐表示自己年事已高，怕是经受不住万里颠簸了。休憩几日后，那耐给阿提可胡备足了食物和水，以及一匹好马，并且托阿提可胡将一封封裹严实的信札送给撒马尔罕的卡那可克（Kanakk）家族领主瓦扎可克（Varzakk），然后，他目送着阿提可胡策马奔向远方。
阿提可胡的马蹄又一次踏上了河西走廊。
商 路
对往来于西域与中原的粟特商人来说，河西走廊是他们最熟悉的一段道路。南边是雪峰连绵的祁连山，北边是山峦起伏的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发源于高山的河流冲击出这片狭长的平原，成为中原到西域的咽喉要道。
当然，粟特人对河西走廊还有一种别样的感情。在传说中，他们国王的祖先月氏人便曾居住在祁连山北，而昭武城就是他们的源出之处。
月氏人牧马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后来，匈奴人占据了这片水草丰美的宝地，迫使月氏人流落他乡。当汉王朝崛起时，帝国向西方张开臂掖，年轻的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攻打匈奴，破浑邪王、休屠王部，从而将河西走廊纳入汉家疆土。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一字排开，由此再往西去，出阳关、玉门关，汉朝与更广阔的西域建立了联系。
精明的粟特人嗅到了这条新开通的道路可能带来的商机。于是，驼铃声在黄沙绿洲间响起，他们将西方的奇珍异宝带入中原，把中原精美的丝绸与漆器等带向西方。一来一回间，粟特人积累了大量财富，装点了自己的城邦。
在汉王朝强盛的时代，这条道路得到帝国悉心的维护，长城绵延，烽燧相望。但是，当汉王朝行将衰亡时，北方新的霸主鲜卑人开始侵扰帝国的边疆，对河西亦掳掠不断。中原的军阀群雄逐鹿，河西的强者也举起反叛的旗帜，“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至于胡人们，也趁乱而起，“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
兵戈纷起，使粟特商人们不敢再东来西往，丝绸之路由此中断。
当曹魏重新统一中原，局势初步稳定。几位能干的官吏在河西兢兢业业地治理，使战火燎烧的土地又恢复生机。闻此风向，粟特商人们又欲出动，重启东西贸易。新生的王朝也意识到丝路贸易所能带来的好处，而积极予以维护。针对当地豪族欺诈商人的问题，敦煌太守仓慈采取了保护商人的措施，对于远来的商人，想去洛阳贸易的，官方给予过关凭证，想在当地贸易的，官方以府库储物与之交易，并且派遣吏民护送商人。于是，河西走廊的丝路再度通畅。
粟特商人以商队的形式结伙来此，然后分布于河西走廊的各个城市，以之为据点，开展买进卖出贸易。直到西晋，粟特商人往来不绝。
那耐·万达克就是一支商队的首领。二十岁起，他就离开故土，跟随商队，辗转于从西域到中土的漫长旅途中。经过数十年摸爬滚打，他成为这个行当中的老手。曹魏被晋朝取代，凭借经验，他认为王朝新兴意味着商机，因为新的权贵阶层需要异域的珍宝来彰显他们的身份。那耐·万达克猜得没错，不久，晋朝的权贵们就陷入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中，洛阳城里，人们竞相斗富，以石崇和王恺的故事最为脍炙人口。
首都洛阳的惊人购买力让粟特商人趋之若鹜，在那里，连火浣布这样的稀罕物都能很快被抢购一空，据说石崇让他家的五十名奴仆穿着火浣布衫迎接晋武帝。如此有利可图，那耐·万达克不断将商队派往这座东方的中心城市。往往，商人们能将西域美玉、玛瑙、玻璃卖个好价钱，同时购入帝国最精美的丝绸和漆器。这样的好生意使那耐·万达克获利良多。
但那耐·万达克没有逆料到的是，西晋王朝的繁华竟如昙花一现，从建立到衰亡，不过短短半个世纪。
大坞壁
渡过黄河后，又加鞭疾驰数十里，阿提可胡才让马儿渐渐缓下来。
他四望，发现周遭是久违了的安宁景象。七月里，趁着草儿尚青，牛羊在起伏的草原上啃噬着草的嫩叶。
农夫和牧人们，有些是汉人，有的则是披发的羌人或辫发的氐人，甚至是髡头的鲜卑人，他们在忙活着自己的生计。当阿提可胡缓步经过时，他们甚至还会抬起头来，给一个憨厚的微笑。
见识了太多的饥荒与种族屠杀后，阿提可胡感动得几乎要淌下泪来。
他沿着祁连山北一路走来，不多时，就会遇见一座有着高高城垣的坞壁。坞壁里，是人们的家。而整个河西，就是西晋乱世中的一座大坞壁。
河西，南北两山夹峙，西有沙漠阻隔，东有黄河为界，和平时，它敞开门庭，成为东西要道，而战乱时，它亦可关起门来，自成一方天地。东汉时就有人指出了它地理上的优势：“河西殷富，带河为固……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
河西原本就是优良的天然牧场，祁连山雪水的浇灌，使这里水草丰茂，当年匈奴人离开此地时，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而《汉书·地理志》中也称此地“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在河西地区的魏晋砖画中，马壮羊肥的景象，比比皆是。特别是河西一带出产骏马，当时京师歌谣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可见一斑。
而此地归汉后，大批中原士兵和农夫被迁徙来开垦这里的绿洲沃土。但因地方僻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不算发达。在曹魏以前，敦煌一带农民的耕作方式很粗放，常常在田里大水漫灌，土壤濡湿才耕种，费水费力，收获却不丰。而曹魏时几位励精图治的地方官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耕作和灌溉方法，不多年，这里便“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农牧之外，桑蚕也是河西地区的重要产业。砖画中，常见女子提篮采桑，可为一证。十六国时，河西甚至以桑出名，以至于当会稽王道子问凉州张天锡西土有何出产时，他首先回答“桑椹甜甘”。桑树既多，则可养蚕制丝。丝帛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在甘肃嘉峪关新城6号墓中，砖画中有许多圆形和方形丝帛图像，以显示墓主人的富有。又河西墓葬出土的衣物疏记载了墓主人的随葬衣物，其中丝织物颇多，并且有些衣物疏的主人，如赵阿兹、孙狗女等，似乎并非显贵，却也可以衣帛服丝，可以想见河西丝织业之盛。于是，当与中原的贸易阻断后，河西出产的丝绸仍能继续沿着丝绸之路输往西方。
牛羊肥，仓廪实，丝帛足，看起来河西仿佛乐国了。但是，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安全是最首要的，而河西遍布的坞壁就护卫着人们的家。
坞壁，又称坞、坞堡，原是一种军事防御工事，较城池为小，有围墙环之，坞内可屯兵居人，坞上可举烽射击。汉帝国的北部边疆曾遍布坞壁。在居延汉简中，便有不少关于坞的记录：
一坞高丈四尺，按高四尺，卫（衔）□高二尺五寸，任高二丈二尺。
一坞上望火头三，不见所望，负三算。坞上望火头二，不见所望，负二算。
坞上转射二所，深目不辟除。
东汉时，为抵御羌人等异族滋扰，朝廷在多地筑坞壁以屯兵，如汉安帝永初五年（111）春，“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由此，坞壁不再只属于边疆，而在帝国更大范围的土地上伫立。
至东汉末年，漫长的大动乱时代开启了，坞壁这种防御形式立刻被避乱者所采用，地主豪强纷纷围住庄园，建起坞壁，聚拢百姓，如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河西，作为帝国的边陲，长久的防御传统更使此地的坞壁比比皆是，例如敦煌就被史书描述为“村坞相属”。
坞主和坞民共同居住在坞壁内。坞主一般由豪强地主担任，负责管理生产、组织防卫，甚至主持司法、教化等，俨然是地方管理者，如田畴在徐无山结坞后，便制定了坞内的法规，以维持秩序，“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争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他还定风俗、兴教化、倡道德，“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坞民平日里从事农牧桑生产，战时则需武装自卫。可见坞壁已成为小型的自治社会，耕战合一，功能俱全，足以自保。
就这样，据山川之形，拥农牧之利，依坞壁之坚，加之雄霸此地的张轨家族的积极治理，河西幸运地躲过了西晋末年的大动荡，成为那个混乱时代里的一方乐土，以至于永嘉年间（307—313），长安童谣传说：“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于是，在永嘉之乱中，除了衣冠南渡外，大批士人百姓避难河西，“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
阿提可胡不久也将会遇到和他一样的逃难者。他们来自战火纷飞的中原，拖家带口，风尘仆仆，眼里还满是惊慌。幸好，凉州刺史张轨接纳了这些不幸者，并且分武威一部分设立武兴郡，来安置流民。于是，在河西，他们拥有了新的家园。
在未来百余年，这样的移民潮将一波波向河西袭来。平旷的土地渐渐被城市与村庄充盈。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河西的人口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在《后汉书·郡国志》中，河西四郡人口不过十余万，而二百余年后的北凉时期，仅姑臧一城，人口就达到二十余万。有学者统计，此时河西的人口当在一百万左右。相较于中原急剧的人口损耗，河西是一个奇迹。
一场欢宴
阿提可胡在河西走廊上驰骋多日后，来到了酒泉。这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阿提可胡想起了那耐·万达克说起过，他的故友阿尔马·萨可（Arma”sach） 还居住在城里。
不出意外，进城一打听，阿提可胡就找到了阿尔马的店铺。见到阿提可胡，阿尔马不禁大惊，继而抱着朋友痛哭起来。因为在这数日的流言中，在洛阳的粟特人都死于乱兵了。
阿尔马立刻邀请阿提可胡回家，酒半酣后，说起那段惊魂往事，二人唏嘘不已。
过了几日，阿尔马称，有当地朋友听闻阿提可胡来自洛阳，想请他前去家中一叙，现在，所有人都对洛阳发生的事情很关心。
阿提可胡和阿尔马装束齐整，骑马前往酒泉城外的一处坞壁，那位朋友就住在坞壁里。
向门楼上的看门人出示了请帖后，坞壁正门才缓缓打开。有僮仆出来，接过了阿提可胡的缰绳。阿提可胡四处打量，见高墙之内，屋舍俨然，老幼怡然。
朋友立刻来迎接了，引导他俩步入坞主的庭院，进了一间高堂华屋。坞主是一位老者，一开口，却是洛阳口音。
坞主见到阿提可胡很是激动，入座后，不停地问着洛阳的旧事和故人。阿提可胡尽可能地回答着。不时地，坞主落下几滴老泪。
甘肃高台地埂坡4号墓的壁画可以帮助我们想象这宾主相聚的场景。由图可知，当时河西走廊上的粟特商人因其财富和见识，与当地豪族结交，并作为熟客出现在聚会之中。
既然是聚会，宾主相谈之后，宴饮是不可少的。我们猜想，阿提可胡或许也会被留下，热情的坞主将以河西的美食招待这位远来之客。
在魏晋时代，一场宴会当具备哪些美味佳肴呢？
肉食是宴会的必备，在农牧皆宜的河西，猪肉、羊肉以及鸡肉并受欢迎。坞壁内圈养的猪已膘肥体壮，被放置到长几上，而被河西丰美水草喂大的小肥羊则被倒悬在架上，屠夫正磨刀霍霍。侍女则杀了鸡，在盛满热水的盆里为鸡去毛。
宰杀完成后，肉被送到庖厨，刀工娴熟的厨师将肉切割成块，除了炖煮外，还可制成腌肉，悬挂于梁下，以待后用，还有一些肉则切成丁，用铁叉串起来，在火上炙烤，还可以撒上胡椒等香料，这种烤肉串是河西最风靡的美味。
其实这种被称为“炙”的烹饪方式由来已久，或许自火发明后，先民便以此来烤熟肉食。陕西西安东郊曾出土过一件西汉铜方炉，上为可置木炭的炉，下为承接炭灰的盆，可为炙肉之用。至于炙烤的食材，业已十分丰富了，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的遣册中，便记载了牛炙、豕炙、鹿炙等各种炙肉。
肉食之外，还需菜蔬为佐。河西的蔬菜种类丰富，韭菜、葵、蘑菇、蔓菁、萝卜都是餐桌上的常客。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远来的商旅也将他们家乡的菜蔬种子带到此地，并生根发芽，如茄子、胡瓜、芫荽、胡姜等，这些外来菜蔬被人们细加烹饪，成为新鲜的美味。
小麦制的面食是河西居民的主食之一。在砖画中，往往有侍女们在大缸中和面。饼，是人们对这类面食的统一称呼，《释名》曰：“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而汤饼和蒸饼是其中最常见的两种。
当然，对于粟特人来说，最喜爱的还是胡饼。从名字便可知，胡饼原是胡人所食，今日中国新疆及西亚一带流行的馕可能就是胡饼的一种形式。
酒，是宴会的灵魂。除了本地佳酿外，在河西的盛宴上，或许还能见到西域葡萄酒的身影。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场宴会的开启。侍女侍从们鱼贯而入，她们奉上炙肉、炖肉、菜蔬、羹汤、蒸饼、胡饼等，甚至还有西域来的葡萄酒。
这是阿提可胡这些年来难得的一场饕餮之宴，他感受到了坞主的良苦用心。坞主殷勤相劝，三两杯酒后，他有些微醺。借着酒意，他的心魂仿佛飞向万里之外，驼铃尽头，那是绿意连绵的葡萄园，他见到少时的他，在葡萄架下，满啜着一个季节的甘甜。
失落的信
但阿提可胡，连同那耐·万达克的那封信，终究没能回到撒马尔罕。
在近16个世纪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数份粟特文古信札，其中一封信的书写者叫那耐·万达克，他是一位商人，大概居住在金城，他致信给撒马尔罕的卡那可克家族的领主瓦扎可克，向他汇报了当时发生在中国的可怕情形，“最后一位皇帝从洛阳逃走，由于饥荒，城市和宫廷遭到火灾，宫殿被焚烧，城市被毁，洛阳已不是昔日的洛阳，邺城已经不是昨日的邺城”，接着，他指出这场灾难是匈奴人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匈奴人，昨天还受制于君王！ 先生们，我们不知道，其他中国人是否有能力把匈奴人赶出中国”，据此，学者推测，他所指的灾难应该是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人刘曜等人攻破洛阳一事。
在此动荡局势中，在华的粟特人也风雨飘零，“至于居住在从金城到敦煌地区的我们，只要仅仅维持……生活，我们没有亲属，年老而且面临死亡”，信里的字句满是绝望。看来归国无望，故那耐·万达克恳求瓦扎可克的父亲那耐·缔合瓦（Nanai”dh⁃var）提醒瓦扎可克去掌管一笔钱款，这笔钱款可能是那耐·万达克留在当地的。另外，他还请那耐·缔合瓦照顾塔克黑塞可·万达克（Takhsich”vandak），当他长大成人时，给他娶一位妻子。这位塔克黑塞可很有可能就是那耐的儿子，信里表达的是一位远在异国的父亲最后的心愿。
那耐的信中提到四年前，他派遣了一名叫阿提可胡·万达克的人去中国内地，后面又写道“在那里，而当他们到达洛阳的时候……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死于饥荒”，因为上下有阙文，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阿提可胡·万达克究竟去了哪儿，但很有可能是去了洛阳，那么，他将不幸地目睹西晋最后时刻的颓败和悲惨。
另外，那耐还提到了酒泉的阿尔马·萨可，幸运的是，身处河西的他平安无事。
这封信在半路上沦落沙海，没有到达撒马尔罕的瓦扎可克手中，但却鬼使神差般地让16个世纪后的人们目睹了那个大动乱时代里，几个粟特商人的忧心忡忡和拳拳眷念。
那耐·万达克、阿提可胡·万达克、阿尔马·萨可，他们此后的命运无法确知了，不过，有可能的是，他们在河西度过了余生的时光。当中原血流漂杵时，在河西，至少还能有一分安宁。
在身处乱世的人们心里，这样的生活，就是桃花源了。
在阿提可胡·万达克逃出洛阳约一百年后，一位归隐田园的诗人写了一篇《桃花源记》，在其中，他描绘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美好地方。
而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桃花源并非子虚乌有，它的原型当是东晋戴延之等人从刘裕入关中时，沿途所见的人们避乱自守的坞堡。
或许阿提可胡·万达克就是那个武陵人，他误入了桃花源，见识了这一方宁静与恬然，而村人见之，纷纷前来询问外界的情形，他一一具言所闻后，“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不过，停数日后，他将辞去。
此后，他的名字和事迹消失在时间的烟尘中。
（本文摘自《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苗子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14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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