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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3年07月19日 星期三

    蒋旨昂:中国社会工作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

    彭秀良 《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7月19日   07 版)

        1955年和家人合影

        调查报告《卢家村》刊发于1934年《社会学界》第8卷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蒋旨昂被看作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在社会工作研究和社区研究方面也做出了显著成绩。因为民国时期社会工作被归类到社会学学科体系之内,被称作社会学的应用部分或径称为应用社会学。故而,蒋旨昂的学术成就大多是在中国社会学史领域予以介绍与评价。但在社会工作已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的今天,蒋旨昂宜被列为中国社会工作史上的开山者之一,又因他开创了中国社会工作基础教材编写的完整体系,故而笔者称其为中国社会工作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

        蒋旨昂的学术历程

        蒋旨昂又名蒋青立,河北丰润(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1911年10月22日出生于武汉。曾在杭州上小学,后又在北平汇文中学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主修社会服务学(社会服务学也是当时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一种称谓)。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蒋旨昂还在燕京大学开办的清河实验区担任社会服务股股长,那是他从事农村社会调查和社会工作的开端。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改造农村社会的所有实验区里,只有燕京大学主持的清河实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因为参加实验的人员均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燕京大学师生。清河实验区按照工作类型设立了4个股,分别是社会服务、农村经济、农村卫生和农村调查。其中,社会服务股主要负责儿童工作(儿童教育、儿童健康)、妇女工作(妇女教育、妇女手工、家事改良)和社会教育工作(壁报、旬报、图书馆及平民学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各个股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划分,实际上各股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实际工作也是相互联系的。在这样的氛围里,蒋旨昂受到了良好的专业训练。

        1935年夏天,蒋旨昂从燕京大学毕业,赴美国西北大学留学,主修社会学,1936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在游历了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苏联等国后,于次年冬天回到国内。此时,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经燃遍华夏大地,蒋旨昂只好到大后方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先后在位于贵州定番(今贵州省惠水县)的乡政学院任讲师,并代理第三区(摆金)区长,后又到改组后的乡村建设研究所任讲师。1940年,蒋旨昂对重庆附近两个乡的调查,催生出了一本很有深度的理论著作——《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其“社区政治”研究的开山之作,后来还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三届社会科学类三等奖。

        1941年,蒋旨昂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当时以研究边疆为宗旨的组织主要有3个,即华西边疆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主办公开演讲、举办文物展览、出版刊物等,表现出边疆研究的繁荣景象。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有计划地派出研究人员到边疆进行实地考察,或收集材料、文物,多次举办边疆文物展览,并写成调查报告或论文、专著发表。1943年1月12日至3月16日,蒋旨昂与李安宅的夫人于式玉一起被派赴西康省黑水地区进行考察。黑水虽属于理县,但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历经两个月的艰辛,蒋旨昂收获了大量一手资料,回来后写成《黑水社区政治》一书。

        担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讲席的近10年时间里,蒋旨昂先后教授“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实习”“社区组织”“社会调查”“社会救济”“社会行政”等多门课程。

        开创中国社会工作基础教材编写体例

        在讲授社会工作课程和指导学生实习的过程中,蒋旨昂还在努力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探索,于1946年出版了《社会工作导论》,开创了中国社会工作基础教材的编写体例。

        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在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列出了当时11种社会工作著作的名称,“其中较引人注意者”有3种,即吴榆珍的《社会个案工作方法概要》、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孙本文还评价说:“蒋氏系以社会工作的研究著称,此书自有学术上的价值。”但《社会工作导论》一书长期游离于国内社会工作学人的视野之外,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本书。

        2011年初,河北教育出版社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合作,计划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工作类著作整理重印,笔者应邀主持这项工作。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的指导下,我们开始确定首批入选书目,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笔者担任这本书的整理校订工作,并且为这本书写了导读文字。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到2012年8月份,这套以“社会工作学术文库”命名的丛书终于面世了。其第一辑共包括4本图书,此即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和朱亦松的《社会政策》。

        从初版时间上看,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1944年出版)要早于《社会工作导论》,且在篇幅上前者远远超出后者。笔者也是《现代社会事业》一书的整理者和导读文字作者,还坚称《现代社会事业》是“中国第一步集大成式的著作”。尽管《现代社会事业》也关照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福利思想,在结构设计和逻辑论证方面也尽量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但从本土化程度上看,却没有《社会工作导论》更加彻底。笔者对《社会工作导论》一书的总体评价是,它“涵盖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对社会工作基本概念的剖析,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

        从全书结构来说,《社会工作导论》以阐述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与学术地位为开篇,以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关系为终篇,中间讨论了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社会行政、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等等内容,体系上堪称完备。在论述依据的选择和实务资料的举例方面,既注重国外较为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又注意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达致了先进社会工作理念和本土化经验的对接,尽管这种对接还称不上是“无缝”的。基于这些理由,笔者认为,蒋旨昂建立中国社会工作学理论体系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确实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首先,对关涉社会工作的几种基本概念做了专门讨论,最后确定了选用“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术语,并对其他的关联术语做了严格的界定。他说:“所谓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社会事业、社会福利乃至社会行政、社会建设,只是同一内容之相异的名词罢了,有些甚至只是同一事实之不同的译名罢了,随便应用,都无不可。我们却以为一个名词应该代表一个确定的概念;同时,一个概念应该有一个确定的名词来标明。”这段话表明了蒋旨昂在学术上的严肃态度,与言心哲讨论社会工作基本概念时的出发点如出一辙。为了讲清楚各个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蒋旨昂给出了一幅示意图,以层层递进的格局清晰地揭示了从社会需要起步,到完成社会建设的社会工作过程。这个图示完美地将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哲学词汇融合在了一起。

        蒋旨昂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发展社会化,以培育个性的过程”,以过程的观点来给社会工作下定义,很有深意。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等等,正是蒋旨昂当时所着力分析的基本概念。

        其次,强调社会调查与研究对于社会工作的意义,并给出了几条基本原则。蒋旨昂将社会调查与研究称为社会研习,在于强调“动的过程”,并且注重其应用性。为说明社会研习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蒋旨昂给出的实例均为国内最近的资料,昭示了力图使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努力方向。而对于社会研习如何去做,他提出了“普遍化、区位、站队化、联系化”的原则,但是实用性很差,这也是本书的缺陷之一。

        再次,清晰揭示了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的内涵及适用范围,并讨论了社会行政的作用与原则。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组织工作,被视为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蒋旨昂对每一种方法都用了一章的篇幅来介绍,突出显示了他对社会工作实用性的重视。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适用范围,蒋旨昂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目的自然是为了强调各种方法的配合运用。对于新兴的社会行政,蒋旨昂也是当做社会工作的一种方法来阐述的,并且突出了社会行政与一般行政的不同之处。

        最后,简要讨论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地位、原则、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蒋旨昂指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应以“训练”“服务”“研究”三者合一为最高原则,并对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干课程和具体科目的设置进行了列举。蒋旨昂特别提起社会研习的重要地位,强调一定要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准备研习场所。笔者认为,蒋旨昂所用的社会研习的概念要比现在的社会工作实习的概念高明一些,因为社会研习更加凸显了社会工作的探索性质,也就是更加注意不同个案独特的一面。而社会工作实习,则更像按部就班地走程序。

        《社会工作导论》一书篇幅不大,却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基础教材编写的范本。今天,我们所用的被称作“社会工作导论”或“社会工作概论”的基础教材,其编写体例依然没有超出蒋旨昂设定的框架。因此,说《社会工作导论》一书开创了中国社会工作基础教材的编写体例,毫不为过。李安宅在给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道:“今后的国家,不发展社会学的实用工作而已,倘因事实所迫而必须发展,则本书不管将来修正到什么程度,也是具有促发性能的。”信哉斯言!

        早期社区研究的一座重镇

        社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学术传统,是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早期中国社区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包括林耀华的《金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蒋旨昂的《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有学者称这几本书为中国社区研究“时至今日仍未被超越的著作”。与其他几种社区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着眼于乡村社区的政治结构与政治互动,力图揭示特定乡村社区的政治传统与近代转型,而于乡村社区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尤为用力。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确认乡是一种社区,明确了乡村社区的界限。蒋旨昂留美期间的主攻方向就是社区组织,他的硕士论文题目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是社区组织运动》,这似乎预示了他后来的学术方向。1940—1941年,蒋旨昂在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歇马场和璧山县(今重庆市璧山区)来凤驿做了一年的社区调查工作,其研究报告就是后来成书的《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歇马场、来凤驿也就是书中的“甲社区”“乙社区”。

        对于“社区”概念,蒋旨昂从5个方面做了界定:(1)一群生活在一块地面上的人;(2)有着共同的经验背景;(3)几种满足基本需要的制度;(4)一种地方团结的意识;(5)他们也能共同努力于地方问题之解决。他对“社区”的定义,跟通行的解释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他把乡村社区的范围确定为一个乡,并明确提出“乡是一种社区”,则是很有价值的命题,也是当时带有突破性的创见。按照惯常的思路,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社区,因为每个村庄不仅具备社区的基本要素,而且村民有着强烈的社区认同感。费孝通曾说过,“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这不就是自然村的样子么?

        然而,蒋旨昂将乡村社区的范围扩大到了一个乡,更便于乡村社区政治的分析,因为一个自然村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的。他还认为,乡村社区的界限相当固定,就是说乡村社区的辨识度很高。“社区边缘,正如稍微动摇了的镜头所摄影像之轮廓,虽然有些模糊,仍可看出它是固定的。”这样的比喻不但形象恰当,而且颇具哲理性。具体到他所分析的乡村社区,甲社区以贸易区域来表征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场乃是社区中心;乙社区以学校区域来表征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乡中心学校为社区居民的“交汇点”。无论从哪个角度为分析基点,甲、乙社区的最远距离均为15里,这就是乡村社区的固定界限。

        社区分析也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传统之一,早期中国社会工作著作比较重视社区范围的社会服务供给。比如,关瑞梧、李槐春的儿童社会工作著作径以《区位儿童福利个案工作》命名,“区位”在这里的意思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社区。而蒋旨昂进行社区分析的目的不只是要服务于乡村政治建设,还要服务于社区居民福利的改善。在叙述“乡村社区组织的变迁”时,提出了“组训与福利合一”的观点。他批评说:“已有的一些组训工作,还未能与民众自身福利扣合起来,而多半只是作成了统制之工具。”其实,他的这个批评今天依然有意义,因为我们的社区营造与社区居民福利也是处于脱节状态,也带有社会控制的意味。

        二是对乡村社区的各类群体和各种力量作了详细划分,为描述乡村社区政治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蒋旨昂根据实地调查资料,将乡村社区的各类群体分为两种类型,即原有的行帮结社(自发组成的)和法定的民众组训(依法成立)。前者包括4种团体,分别是血缘团体、信仰团体、职缘团体和力缘团体;后者也包括4种团体,分别是党的动力、地缘团体、职业团体和社会团体(教育团体和宗教团体)。这里边的“力缘团体”比较陌生,其实就是哥老会一类的暴力团体,蒋旨昂认为它们有害于社区政治,要予以限制。归根结底,乡村社区政治要抑制坏的社会力量,发扬善的社会力量,最终达致各种社会团体的和谐共生、有序发展。

        2023年1月,《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由商务印书馆整理重印,大家都能够看到这本书的真面目了。同时,该书收入了蒋旨昂的两篇调查报告作为附录,一是《黑水社区政治》,一是《卢家村》。《黑水社区政治》描述的四川茂县沙坝至马塘相距500里的黑水流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黑水区域没有集场,没有旅店、没有茶馆,识别出的社区中心在该流域大大小小的衙门,头人利用血缘关系对自己的社区进行管理。黑水社区比较之前蒋旨昂调查的甲、乙社区要简单得多,但通过黑水社区调查,可以看出蒋旨昂社区类型比较的学术旨趣。

        《卢家村》也是一篇调查报告,是蒋旨昂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完成的,刊发于1934年出版的《社会学界》第8卷上。卢家村当时隶属于河北省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区),距离清河实验区很近,故而蒋旨昂才有机会对之进行为期长达1年的实地调查。他的调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住在村子里,真正实现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得到的资料很丰富也很真实。当下不少研究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论文,仍然以《卢家村》的记载为原始资料,可见其学术价值之高。

        蒋旨昂对卢家村细腻的观察,在这篇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对于大家印象中几成定势的农村大家庭制度,蒋旨昂就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大多数家庭是家长和未婚子女或家长和他的残缺父母同居,家长和已婚儿女居住一起的情况并不常见。在该村55家中,以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1.5代家庭最多,有27家,占总数的49.1%;如以行系而言,家主及其直系亲属为1行,非直系亲属为异行,则以1行的家庭最多,有43家,占家庭总数的78.2%,也即“家主没有兄弟同居的为普通”,“一对无兄弟同住的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同住的家为最多”。蒋旨昂并且预测:“因为分家风气的盛行,八九口乃至十几口的家,将来是否仍能多见,就是问题。”分家使得家庭规模和类型往往不是固定为一种家庭模式,而是流动的,譬如由一个核心家庭发展为直系乃至复合大家庭,但经过分家析产,又返回到经济分散的核心家庭,由此阻遏了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趋势。再如,观察农民的衣食住行,蒋旨昂为我们留下了辛酸的记载:“蔬菜也是自己种,如果种不起,则所吃也不会高贵,只是些咸菜疙瘩、白菜或豆腐而已。”农民出外的方法也是步行,或骑驴及其他牲口,土路虽然不少,但多洼湿,一到春夏,就不易走了。

        正是因为有了《卢家村》《黑水社区政治》《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这几部调查报告,蒋旨昂成了中国早期社区研究的一座重镇。

        余论

        1949年以后的蒋旨昂被迫离开了社会工作的教学与研究事业。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蒋旨昂原先担任主任的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被砍掉,华西大学也由原先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高等医学院校,并更名为四川医学院。百般无奈的蒋旨昂只好改行做行政工作,职务是总务长,并长期担任编外英语教师。1970年3月,因内痔大出血去世。

        在大力推进社会工作的今天,我们重新发现蒋旨昂,重新解读他的《社会工作导论》,以期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笔者相信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蒋旨昂的学术自觉意识尤其值得我们引以为豪,他在《社会工作导论》的《自序》中谈到该书写作的初衷时,是这样说的:“即使有一两本想要有系统地讨论社工的专书,也全是西洋的,总使我们觉得有点隔靴搔痒,不便直接利用。”故此,他就写了这本书,目标是“想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建立中国社会工作之体系”。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表现的是满满的自信。

        蒋旨昂,中国社会工作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终于引起国人的再次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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