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中的人文情怀

    ■李剑锋（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可礼先生遵循导师陆侃如先生开拓的学术道路，不断开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在魏晋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前辈学者早有高度评价。如王运熙先生评价《东晋文艺系年》说：“大著材料丰富，内容翔实，考核仔细，确为《中古文学系年》后的又一力作。对研究该阶段文学艺术史者甚有裨益。”周勋初先生说：“此书内容精粹，考证精密，治六朝文学者案头必置。”陈贻焮先生说：“如无攀登科学高峰之毅力与信心，亦难成此巨帙也。”

    张可礼先生的学术成绩学界有目共睹，其学术研究的人文情怀也值得揭示。《建安文学论稿》一书“结束了在这一领域无专题论著的局面，具有突破性的成就”，但该书出版前本是为学生讲授“建安文学研究”所写的讲稿，是把自己研究的心得与教学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体系独到，内容宏富，其写作初衷也是为研究生指示学问的路径，他本人即亲自以此为教材给学生讲授过相关问题。他还力所能及地主编并参与撰写古代文学史、作品选、作品鉴赏、二十世纪逸闻趣事等类教材、普及文章。为诸多师友写过三十多篇评介文章。张先生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指向之一就是教育教学，他对学术一丝不苟，对教育教学也一丝不苟。其专著章节和学术论文在深入研究之后，结尾部分每每有感悟性的理论升华，谈研究的新启示，这也是他重视文学研究普遍意义、关心当下和未来的体现。

    张可礼先生视学术如生命，一直到临终前还牵挂着书稿的修订出版问题。他晚年有两大心事。一是为什么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一代学人还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 为解决此问题，张先生编写了《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一书，准备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实早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一书中他已就相关现象做了初步思考，格外注意揭示自孔子到郑振铎“将史料工作同伦理道德融合在一起”的人文精神。二是看到面世的有关陆侃如、冯沅君的著作、文章中史实错误太多，张先生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在与他人合作编成《陆侃如冯沅君合集》十五卷之后，想在有生之年完成《冯沅君陆侃如年谱长编》，梳理史料，回报师恩。这两项工作都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结尾，却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

    张可礼先生是共和国自己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平民学者”的典型之一。张先生曾兼任中文系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长达18年。除了教研、系务工作外，其他如教职工有病住院、吵架、婚丧、子女上学等都是分内之事，许多家务事也得自己操劳。但他心甘情愿，没有抱怨。“做完工作后，争分夺秒，马上坐下来读书写作”，甚至连春节也基本不休息。就是在这样一种入俗而超俗的学术道路上，张先生坚毅地、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可贵的人文精神，他的学术如此，他的为人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