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转向在何时？转向何处去？

    近年来，社交媒体与影视剧兴起了“宋朝热”。在一般大众以及不少历史爱好者眼中，赵宋王朝呈现出精致典雅、开放包容与烟火气十足的面目。这一形象并不全是消费主义炮制出的虚像，一定程度上也是“唐宋变革论”这一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学术命题在过去百余年中不断向大众渗透的结果。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上世纪初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简单来讲，就是指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间经历了由中世到近世的转变，宋代已属于近世（early mod⁃ern），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这四个字正是当下自媒体与科普读物用以形容宋代的高频词汇。

    “唐宋之际”还是“两宋之际”？“近代化”还是“转向内在”？

    然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刘子健（1919—1993）的代表作《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便对“唐宋变革论”提出了质疑：将欧洲的历史发展阶段套用于中国历史是否合适？ 最重要的是，如果把宋代视为“近世”的开端，那么中国在南宋以后的八百多年中应逐渐进入“近代后期”，但“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中国转向内在》，第8页）。在向“唐宋变革论”提出质疑的同时，刘子健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为什么直到19世纪西方入侵之前都没能走向真正的近代化？ 他在书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历史在两宋之际“转向内在”了。

    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为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但其英文原标题为“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强调的是文化与政治的结合面的变化，作者也在导言中明言，本书的研究焦点是“12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模式”（第2页）。

    刘子健梳理了“转向内在”的过程。在北宋灭亡后，人们普遍将政权的沦丧归结为北宋中后期的一系列改革，由此导致了南宋初年保守思潮的泛起与士大夫中道德保守主义者（moralistic conservatives）的回归。南宋的建立者宋高宗赵构（1127—1162年在位）也不例外，他在即位之初“就已经牢固树立了道德保守主义的基础”（第73页）。于是，与北宋那种外向、充满生命力与改革动力的气质不同，南宋政权“关闭了通向全面改革或任何机构改革的大门”（第19页）。

    这还只不过是“转向内在”的第一步。高宗与保守派士大夫虽在反变法一事上立场一致，但双方并非毫无芥蒂。士大夫天然地要求与君主分享权力，又与高宗在和战问题上尖锐对立，最终使得高宗利用权相秦桧，在政治与思想上建立起高压统治，而这种“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成为高宗留给后世的最重要“遗产”（第114页）。专制权力就这样扼杀了思想文化的多元性与生命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逐渐弥散到整个社会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北宋时尚能自诩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们，也由此沦为专制权力的附庸，于是从南宋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第20页）。

    “转向内在”之后的中国精英文化由“外向”而“内敛”，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第10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化陷入了停滞，在此后的八百年中，它从未停止发展，只不过仅是沿着既有的轨道而获得“量的增加”，而非“方向的转变与开拓”（第166页）。这种“内向”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保守”。刘子健意味深长地说“它向着比过去更深刻、更纯正，有时甚至是更高明的境界发展”（第10页）。作者未明言何谓“深刻”“高明”，但通读全书之后我们不难感受到这种表述的深意。一方面，成为了正统思想的新儒学在道德性命之学的“垂直”领域内愈发向深处探求，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精英们在专制权力面前愈发恭敬谦卑了，他们懂得如何与权力共生，甚至说直白一点，即为权力“服务”。刘子健在书中以新儒学在南宋成为正统思想的历程为例，将这一过程形容为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历经数十年的斗争，道德保守主义者们在南宋晚期最终将自己的信仰变成了王朝的正统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获得了与皇帝分享权力的资格，而是自觉地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刘子健含蓄地说，此后几百年中“没能改善甚至革除专制体制，新儒学不能独任其咎”（第171页），换句话说，新儒学很大程度上是要“任其咎”的。成为了正统思想的新儒学本身已“转向内在”，进而又成为了专制体制扼杀思想文化活力的帮凶。

    《中国转向内在》背后的潮流、个性与现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宋史学界已在普遍质疑“唐宋变革论”，《中国转向内在》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而刘子健也与郝若贝（RobertHartwell）、韩明士（Robert Hymes）等人成为“两宋之际变革论”的代表人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部作品仅仅是当时学术潮流的产物，它还有着刘子健鲜明的学术个性与现实关怀。

    刘子健原本研究中日关系史，上世纪50年代开始转攻宋史，这是因为他“发现宋代的确是近代中国定型的时期，很值得从各方面去推究分析”（《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重印自志》，第3页）——在这里，我们已能体会到他的家国情怀，并隐约看出三十年后他提出“转向内在”的渊源。“在《中国转向内在》里，他研究的是中国为何转向内在的历史课题，关注的却是中国如何不再转向内在的现实问题”（虞云国：《试论刘子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在随后关于南宋历史的一系列著述中，他提出了如“包容政治”“背海立国”“代理相权”等极具解释力的框架与论断，《中国转向内在》这一经典作品的最终问世便水到渠成了。

    与美国学界的同仁大多关注经济、人口、社会等议题不同，《中国转向内在》关注的是政治与学术，或者说是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行文至此，读者们想必能够领会到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本书最后，作者明言“在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在决定一切”（第171页）。

    刘子健本人主张多元的历史观，认为多元视角“就像一枚切割精良的钻石，人们不会只从一个固定的角度观察它，而是会不断地转动它，在转动中去观察它的每一个刻面”（《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第4页）。因此，我们在面对唐宋变革论与两宋之际变革论等不同学说时，没有必要分出对错优劣（时至今日，“两宋之际变革论”也已面临挑战和质疑），相反，我们要感谢它们让世人获得了观察历史的不同窗口，得以欣赏这枚钻石不同刻面的独特光芒——摩登的宋、压抑的宋，都是同一个时代，甚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