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年对于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

    ■普慧（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系年与文学文本一起构成文学史的两翼。前者构成了“知人论世”的文学社会生活与个体心灵史的揣摩，后者构成了“以意逆志”的文学文本细读与作者情志的理解。因而，系年的编写，与文本的分析同等重要，是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书写形式之一。《张可礼文集》充分展示张可礼先生对于作为文学史书写方式之一的系年的熟练驾驭。尤其是第二册《东晋文艺系年》一书更是当前断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部精审、典范之作，对于整个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东晋文艺系年》是为赓续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而撰写的，不仅补上了《中古文学系年》所缺的东晋的69年，而且还有35年的重合期。《东晋文艺系年》在内容和范围上有了很大的拓展。一是由文学人物、事件、活动拓展到绘画、音乐、围棋、书法等艺术领域。二是将佛道二教的重要人物及其著述以及宗教与文艺的活动纳入。所收佛教重要僧人如佛图澄、道安、支遁、道整、康僧渊、帛尸梨蜜多罗、道壹、慧远、盘头达多、鸠摩罗什、僧肇、法遇、昙徽、竺法深、法虔、宝云、竺慧猷、法显、道生等等，将文学史的视野推进到宗教文学领域，为文学史增加了新的气象。这样便将东晋文艺与思想史结合了起来，箕裘不坠，踵事增华。

    曹道衡先生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曾对我说：“别人的著述，我引用起来都会核对原文，唯独你的导师张可礼先生的著作，我是可以放心大胆地直接引用。”曹先生的话语，不仅是对张先生的文献史料功力的中肯评价，也是对广大治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中青年学者的殷切期望。

    《张可礼文集》反映出了张可礼先生治学的一个基本的模式，那就是：第一，基本的文献史料的积累、读研以及考订、甄别、判识。第二，在材料准确无误的情况下，以历时性的记录（年谱、系年），重新编排、组合材料，使得文献史料所录的人物、事件、活动、现象等，串联、鲜活起来，成为历史的构建者和见证者。第三，由此对各种纷繁的文艺现象、活动以及文本，做出综合研究，考察其内在的组织结构与外在各种事象的关联，进而擘肌析理，洞察奥幽，不偏不倚，惟务折衷。这个模式正是他承继其师陆侃如先生强调的“朴学—史学—美学”三阶段的治学方法和路径，同时又加以创新、拓展，给我们留下极其宝贵的可资汲取的丰富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