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史学理论体系的三大支点

    ■王超群

    作为国内史学理论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最早创立于上世纪80年代。1984年，在全国史学规划小组建议下，首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武汉召开。这届会议为新时期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奠定了基础。自那时起，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史学理论界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

    2023年4月15日，“第25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济南拉开了帷幕。这场史学理论的盛会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120位专家学家围绕着“古今中西之间：历史学的传承与创新”的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这次会议涵盖了当前中国史学理论界老、中、青三代，是近年来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史学理论研讨会。在走过近四十年的历程之后，本届研讨会展现出史学理论界迈向新征程的强烈意愿。这也是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一、反思和激活马克思主义史学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历史研究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作为自己的指导。不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似逐渐丧失了作为范式的主导地位而陷入一种边缘化的处境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曾谈道：“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如今，中国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面临的一个首要挑战就是如何激活马克思主义史学。

    要想激活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要做的便是走出苏式教条主义，通过反思和变革，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注入活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吴英就对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反思，他在其发言中指出唯物史观解释力下降的原因并非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身，而是来自于借鉴自前苏联的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他进而提议将厘清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缺陷作为建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起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陈峰也认为“真正困扰和制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是苏式理论”，主张在“中国化”的旗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变革和创新，并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五种路径：一是走出普世主义叙事，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二是摆脱苏式教条的笼罩，走自己的路；三是以国际化为前提，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四是批判、改造和转化传统史学；五是回归学术化，迈向国际学术前沿。

    再就是，深度发掘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多重面相，为重建一种新的、更为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借鉴。在本届史学理论研讨会中，1949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杂形态引起了尤为多的关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就探究了战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社会形态理论的阐释，认为他们“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致性、规律性与各国具体历史道路的多样性、特殊性的辩证而复杂的关系”，“可视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本土化的最初表述”。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自强针对马札亚尔学说在民国学界的多元反响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吸收、扬弃不同学术思想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任何一种曾参与者都不应被忽视。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而弥久更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未来的研究至少还需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时到底在坚持什么。实际上，2004年，党中央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就曾提出：“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但时至今日，前两项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答。二是为什么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减弱？ 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史学流派。在20世纪中叶，不只是中国和苏联，就连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许多历史学家也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之下进行历史书写。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势发生变化。不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曾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将其放置于这场全球性的史学变革中加以考量，才能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减弱的真正问题之所在。

    二、继承和发扬求真致用的史学传统

    重建史学与现实的连接是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在长达几千年的史学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治史观念与方法经验。“求真”与“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法宝，也是当前破解史学与现实脱节问题的关键。

    从孔子修《春秋》的“书法不隐”“微言大义”到司马迁作《史记》的“不虚美、不隐恶”“述往事、思来者”，再到王夫之所论“史有溢词，流俗羡焉，君子之所不取”“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无不体现出传统史家所秉持的求真致用精神。对于史学的致用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胡逢祥指出：“这一传统，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始终贯注着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时局参与精神，也是其数千年来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动力之一。”而“历史研究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求真是致用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记录所谈到的，“唯有‘求真’，才能重视对资料的考辨，尊重历史的真相，撰写出令人信服的自成体系的史著”。也只有信实可靠的史学作品才能为现实生活提供指引，其原因在于历史是过去的现实，而现实则往往是历史的延续。

    虽然求真致用传统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已获得广泛的认可，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下实现它们的功能。时代的发展和史学的变革向我们的“求真”和“致用”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首先就“求真”而言，在经受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后，追求绝对的、全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已成为一种虚幻的梦想。在认识到历史真实性的限度之后，历史学家唯有将求真的精神落实到一种可操作的实践层面。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者来说，这种求真的方式或可从顾颉刚的疑古学说中寻求借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在其发言中就谈到，“顾颉刚疑古学说是近代中国史学在史学‘求真’维度中真正触及古史叙事层面的理论阐述”，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层累”说和“四个打破”（“打破民族出于一元”“打破地域向来一统”“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都是以史学的求真为旨归的。除了顾颉刚的“疑古辨伪”，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的求真方法也都同样值得借鉴。正如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讲师谢进东所言：“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以‘博学通识’为基础的历史考据、胡适的以‘假设与求证’为核心的科学方法、顾颉刚的‘古史辨’以及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无不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考证、整理与扩充史料，其目标皆为建立历史事实之真。”

    就史学的致用功能来说，随着社会的变迁，其内涵也应发生相应的转变。在古代社会，史学的致用功能多体现为为君主的治国施政提供鉴戒。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高鑫就指出“司马迁作《史记》，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旨趣，重视反思与总结亡秦教训”，期望汉的统治者能避免重蹈秦人的覆辙。在这种资治致用的目的之下，古代史家的书写通常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也正因如此，二十四史被梁启超指斥为帝王的“二十四姓之家谱”。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生活在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历史学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为人民而写史。这也意味着历史学家的研究视线需要发生转变，从王公贵族转向普罗大众。近些年来，在中国史学界兴起的微观史学、公众史学都是这种转变的体现。正如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教授钱茂伟在阐释中国公众史学精神时所谈及的，历史学家要面向公众写作，书写公众，与公众分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姜萌也提出，“解放思想，提升史学认识，重建历史学与现实的健康关系，让历史学更好地成为人民大众生产生活的有机因素”。为了更好地为大众服务，历史学需要恢复其原有的叙事功能。在中国史学中，叙事也有着深固的传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恒甚至认为，“叙事是镌刻在史学基因上的印记”，是历史学的本心。不过，回归的叙事不应是随意的、肤浅的，它应是“由某些富有意义的原则所指导的，具有主题和论点”。

    三、批判地借鉴和吸纳西方史学

    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传统史学，西方史学也是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资源。从俄罗斯史学的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西方新史学在史学变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爽在其研究中就对此有所揭示：“苏联解体后，在摒弃教条主义史学的过程中，西方新史学对俄罗斯史学的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积极引进西方新社会史、总体史和计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研究深层结构的历史，探寻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从而促进了当代俄罗斯史学的重建。”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史学交流的不断增多，中国史学界已普遍认识到西方史学的价值和意义，但主要困难还在于如何在繁多的流派和论著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在笔者看来，中国历史研究者在借鉴西方史学时可将视线集中到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又或称作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承和创新对我们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在当代西方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属英国学者爱德华·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但却坚决不把它看作是一种“结构”或“范畴”，而看作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汤普森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他宣称“要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汤普森的研究对美国新文化史学和意大利微观史学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实际上，像卡洛·金兹伯格、乔万尼· 莱维、爱德华多· 格伦迪、卡洛· 波尼这些早期的微观史学家也都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背景。他们在开创微观史学之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也有所保留。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就揭橥了其保留的三种马克思主义要素：一是相信社会不平等乃是一切历史社会的核心特色；二是生产和再生产对各个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三是历史研究必须立足于严谨的方法与经验分析之上。不论是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他们都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史研究框架，但又保留了其合理的内核。

    二是海外中国学，尤其是海外中国史学。其对中国本土的历史研究起着刺激和推动的作用。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美国学者柯文的中国史研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郭震旦在本次会议中就指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戳中中国史学之痼疾”，“它显而易见的建设性，给正试图摆脱沉重的史学危机所带来的苦闷并焦虑地寻找新方向的中国史学以极大的启发”。对于我们来说，海外中国学只是一个比较容易接触的窗口，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个窗口洞察和把握西方的学术主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转向，它们分别是新文化转向、全球转向和情感转向。这三大转向在海外中国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何伟亚《怀柔远人》、费约翰《唤醒中国》、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史华罗《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这些都是海外中国史学家在三大转向中推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其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除了学习这些经典著作之外，还应追踪其最新的动态。这里仅就海外学人的全球史研究而言，近年来他们已开始尝试“自下而上”的研究路线，寻求与微观史学的融合。沈艾娣《传教士的诅咒》和夏德明《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均是全球史与微观史合流的结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学家在借鉴和吸纳西方史学时不可盲从，要秉持批判性的眼光和态度。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德明所言：“国内学界对海外研究成果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忽视遗弃，而是吸取其所长，进行批评性的对话。”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中产生的，它们通常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柯文“中国中心观”是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所提出的。它在当时极具启发性，但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病。在本场会议中，多位学者都谈到这一点。大家的共识是，虽然“中国中心观”对西方中心主义做了有力修正，但却容易陷入本土主义的陷阱，它的内部取向阻碍了历史学家对外部影响力的认识。这种历史观显然已与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有些格格不入。这也告诫我们，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之前，应对其不足和缺陷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如此方能占据历史研究的后发之优势。

    四、构建一种中国史学理论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就陷入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状态。从理论层面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变弱，而西方新史学又尚不具备与中国历史研究实践全面结合的能力。从实践层面来看，传统社会史逐渐向新社会史或社会文化史转型，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近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在新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的影响下，借助西方历史学家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推出了大量以文化史、微观史和全球史为标识的著作，但就其质量而言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部分研究是在赶时髦、追潮流的心态下急促写成的，缺乏对这些史学趋势的深入了解，因而其呈现出的作品往往徒有其表而不具其形。

    中国历史研究亟需建立一种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在大会闭幕式致辞中谈到：“当前的材料已经积累到足够，但是缺乏大规模的综合改革，我们应该是到了出理论、出思想、出概念、出体系的 时候，但是这些恰好都没出来。”对于今后的研究，王学典教授指出，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中国经验的探讨上，对中国材料的消化上，对中国数据的利用上，对中国案例的分析上，然后从中抽象出所谓的中国法则，最后形成中国的历史观。中国历史观或中国史学理论体系的创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支持，它们构成了中国史学体系的三大支点。未来，中国历史学家应将它们可资利用的部分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创建一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