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武夷山的性灵之歌

    长篇儿童小说《云边的歌》是“我的国家公园”丛书中的一部，是生于福建长于福建的青年作家潘云贵献给武夷山的性灵之歌。在这部作品中，潘云贵展现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写作灵气，以灵敏的文字感觉，灵巧的故事架构和灵慧的美学空间，将武夷山这片充满灵性与能量的自然天地以白描素写的手法呈现在儿童读者面前。

    在《云边的歌》里，文句如歌，作者以灵敏的文字感觉将武夷山少年的种种微妙感受精准捕捉。在跌宕起伏的段落间，熠熠生辉的词句随处可见，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些词句，又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枝之花，其根脉所系，是武夷山的自然精粹与人文精髓所在，轻巧点染，却韵味悠长。

    谈到武夷山，不得不谈到武夷山的茶。“马肉”“牛肉”，岩骨花香，这是惯常有的描述与介绍。但作者没有太多地拘泥于百科式的知识普及与推广，而是妙笔点染，以武夷山少年对茶的感受来写武夷山的茶。他写道：“小时候，他跟所有武夷山的孩子一样经常出入茶厂，觉得自己像一个茶杯，不用喝茶，只闻着这香气，茶就已经倒满自己的身体里。”这是属于武夷山少年的独有感受，是微妙且准确的通感描拟。类似这样的词句在全书中时不时腾跃而起，将故事的隐形空间支展开来，形成故事现实之外的美学渗延，正如同武夷山缭绕的云雾，虽非山形，尽显山韵。

    武夷山的故事，应该怎么写？在翻开《云边的歌》之前，我们可以设想很多种方式：可以是雄浑的，壮阔的；可以是斑斓的，热闹的；可以是神秘的，通透的。一座武夷山，有无穷无尽的打开方式，而潘云贵选择了独属于他的一种。在这座早已留下无数传奇的云雾山里，他以一种极为灵巧的方式，用纤细的笔触，复杂穿插的结构，重新构建起了一个新时代的传奇。

    崇安、小狗、小德，三个不同时代的武夷山男孩，被一趟支教之行串联起来。在故事里，成年的崇安像是一勺被岁月烘炒过的茶叶，由命运再次投放于武夷山的甘泉之中，当记忆沸腾，童年的崇安与他那撑竹筏的伙伴小狗一起浮现在杯水之中，虽然当时只是孩子与孩子在山间的情谊起落，却也在崇安的生命中留下风暴般的痕迹。而最后出现的女孩夏清漪就像她的名字，使整个故事如同涟漪般荡开，去向了更为深远的地方。

    书写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个大主题，潘云贵笔下的武夷山少年却并没有大主题下的宏韬伟略，在故事里，最常浮现，也是最终将几位少年的命运钩织在一起的，是山间少年——或者更广泛的世间少年心底深处的那种属于成长必经的孤独。

    “崇安在山间晃荡的时候，感觉自己成了这个世界的孤儿，无法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沉默像是石头堆满了她的世界。”

    小狗说，“武夷山的山就像爸爸，水就像妈妈。竹筏带着我在山下、九曲溪、崇阳溪漂流，我就感到很开心”。

    “（小德）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窗口，仿佛蝙蝠都从山区的岩洞、林间一跃而来，从他眼前钻进内心，它们尽情地舞蹈、啃咬，蜇伤着男孩儿。”

    一个男孩的孤独，两个男孩的孤独，三个男孩的孤独，在云雾缭绕的武夷山间回荡着，互为铿锵，铮然作响。这种书写的方式是很当下的，又是很古典的。在当下，更多的少年与热闹早已不在山间，而少年的孤独之声却又时时处处，恒常如新。潘云贵用灵巧的拼插、穿结与叠编将三个不同少年的孤独结构在一起，就好像是个老手艺人用劈得细细的竹篾灵动自如地编一个竹筐，看似朴拙，实则精巧，看似轻盈，却能稳稳安放。

    “我的国家公园”丛书的主编徐鲁在序言中提到，“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和宽广的‘大地伦理’，书写人与大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抒发对生命和自然的认识、敬畏与热爱，是这套小说共同的追求。”在《云边的歌》中，作者以武夷山为依托，将对大自然的感悟与慧识融注于故事的点滴篇章之中，汇聚成了具有强烈治愈感的灵慧美学空间。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武夷山对少年的抚慰：“笋白如玉石，在这青山绿水间闪出柔软的光芒，若高空中巨鸟飞落的翎羽，降入凡尘，在风中不断散出草木怡人气息，抚慰着世事中每个心中受伤的孩子。”

    读到了少年对武夷山的信任：“可能只有武夷山的一草一木、虫蚁鸟兽，甚至头顶飘过的一朵云，脚下趟过的一条溪，手里摸过的一块石，小德愿意跟它们讲话，也愿意让它们住进自己的心房。”

    读到了少年对青山的呼唤和青山对这呼唤的回响：“那一声声的‘啊’如同启动的开关，不一会儿，阳光出来了，山中的雾气都神奇地一点点褪去了，山川如洗，阴翳的世界又被白昼的亮光抚摸得崭新。”

    书中嵌入的一曲宋代理学家朱熹写武夷山的《九曲棹歌》，为这个灵慧的美学空间做了最好的归结：“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从《九曲棹歌》到《云边的歌》，武夷山的性灵之歌千百年来未有断绝，这正是大自然的魅力，也是能穿透时光、治愈人心的美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