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生命的痕迹

    今天的演讲，就从题目的三种读法说起。念这个题目，重音落在哪里，就看你希望凸显的，到底是“阅读”“生命”还是“痕迹”。

    一题如何三说

    第一种读法最为常见，《“阅读”与生命的痕迹》，也就是说，着重点在“读书”。每年4月23日前后，我都会被邀请演讲，谈“阅读”的宗旨、方法、技艺及效应等。世界读书日的创意来自国际出版商协会，最初关注的是行业利益，1995年创立时，就叫“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日后被各国政府和民间广泛接受，得以迅速推广。

    面对公众谈读书，我出版过如下三书：《书里书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增订本】三联书店，2019）、《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2；【增订版】2019）、《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中华书局，2015；【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2）。如果只允许推荐一篇文章，我选《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读书》2013年第9期），那是根据我2013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演讲整理而成，包含以下章节：一、自古艰难“劝学文”；二、“专业化”与“业余性”；三、“有问题”且“讲趣味”；四、“目迷五色”说开卷；五、网络时代的“压舱石”；六、读书本是平常事。本来还有两节的，因杂志篇幅限制，另外单独发表。

    第二种读法，《“阅读与生命”的痕迹》，突出“阅读与生命”的关系。十多年前，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题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文汇报》2005年12月25日），其中最要紧的是：“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当初我用章太炎做例证，说明如何“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疫情三年，这个看似简单的判断，受到了严峻考验。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我所接触的研究生普遍激愤、惶惑乃至惊恐，有感于此，在自家师生的微信群里贴出2003年非典期间所写《生于忧患》，希望大家调整心态。此举效果很好，起码起稳定军心作用。只是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疫情会持续如此之久。好不容易度过了三年疫情，学文学的，当有深刻的人生体悟。在初刊《解放日报》2020年3月6日的《对话陈平原：文学的疗救功能，究竟体现在哪》（吴越）中，我提及：“至于文学的疗救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识，关键是培养体贴与同情——对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于他人的高尚充满敬意。所谓人性善，是需要呵护与养育的；具体到每个人，经历（或体验）苦难，因而获得精神上的成长，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课。”

    第三种读法，《阅读与生命的“痕迹”》，着重在“痕迹”。借用苏东坡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凡有阅读，皆有痕迹；所谓“痕迹”，既可以落实为学业进展与工作成绩，也可以体现在相貌的变化。正面的说法，抄录苏东坡诗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至于反面的描述，则有黄庭坚的妙语：“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苏轼《记黄鲁直语》）另外，此等“痕迹”，可以借助文字、图像与声音来记录，只是媒介不同，呈现方式也有不小的差异。

    阅读需要“笔记”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我刚好在香港讲学，依旧接受邀请，4月21日下午在深圳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深圳）演讲，而后马不停蹄转往成都。飞机一再延误，从下午六点半推迟到深夜十二点十分才起飞，曾建议邀请方另谋出路，答曰没有替代方案。终于在22日凌晨三点半抵达，九点正式开讲——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演讲后还有专门的采访。

    演讲在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大雅堂前举行，面对的是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的学生。风景绝佳，听众也很认真，可毕竟是公园，人来人往，演说时略有分心。2023年4月24日红星新闻发布的报道《读书即探索，寸铁亦可用，如何从阅读中汲取文字的力量？》（庞健），表面看没什么特别之处——“在陈平原教授看来，真正的阅读要靠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阅读体会：‘书籍在传递知识，同时也在传递一种精神价值。谈读书的意义，其实是保持一种上下求索的姿态和能力。要有长期奋斗的准备，不能太急，也不能太功利。’”可关键不在讲座，而在讲座之后的访谈，那是为配合华为推出某款平板电脑而做的，主题是“读书记万卷，下笔如有神”。没有使用过此款产品，但我愿意支持华为的事业。第二天，红星新闻推送三分钟短视频，制作精良，观众很快过百万。整理演讲稿时回看短视频，对自己的临场表现还是颇为满意的。确实，阅读需要思考，也需要记忆，更需要反省，这些“精神的痕迹”，可以借助“笔记”得以呈现。从头到尾，我没有一句涉及产品，说的只是记笔记的三个阶段：摘录、索引、感想。我那年过九旬爱读书的老母亲看了，说是“很有参考价值”。

    既然如此，那就不揣冒昧，直接将声音转化为文字。中间两处删节，属于说开去，无伤大雅：“阅读记录了精神的成长，精神的成长是有印记的。或许，笔记 是 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读书，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很难说有一定之规。但好多人喜欢做笔记，我专门举的是钱锺书先生笔记。钱先生家里书很少，据说看完就丟，但他用笔记的形式把它保存下来了。我们的笔记将来可能会转化为我们的著述，经过一番沉淀、转化，最后变成自己的思考和表达，留存下来了。……第二，记笔记的方式因人而异。最简单的，就说我早年中学阶段的抄一些重要句子，到读博士以后，我们要做卡片，准备研究资料。到后来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卡片和资料整理、寻找起来不太方便。这个时候，我会用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只记一些简短的句子，然后注上出处，什么话题在什么地方，第几页有这个东西。等于是在茫茫书海里，建立一个路标。这样，从整段的抄录，变成路标的记载。到第三步，最有意义的，其实是【保存】阅读当时的感受。那个感受是跟古人对话，也跟自己的内心对话。用笔记留下那个感受，因那一瞬间的感受，你很容易忘记的。习惯于在阅读时做一些小小的笔记，让你的阅读留下痕迹。而好做笔记的人，很多人会养成一个习惯，一半是今天记的，另外一半还空着，以后再阅读这个感受时，再加上去。见字如人，十年前的笔记，三年前的笔记，今天的笔记，读起来，你就知道自己的思考和演进。这给你的精神成长，留下很深切的印记。”

    美食与美文的互动

    对于故乡的记忆，很多人跟鲁迅一样，都与某些具体的食物联系在一起。我自然也不例外——何况潮汕美食确实很精彩。此前我写过几篇饮食文化的论文，但那是纸上谈兵；真正有体会，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的，还是家乡的食物及烹调技法。朋友嘲笑我不是美食家，理由是不吃辣，口味太窄，很多美味无缘享受。另外，谈家乡美食，不太涉及食材与制作工艺，而是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游历、心情等。

    2021年10月20日，我应邀在潮州菜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做主旨演说，谈美食的三大支柱——经济、文学、教育（《美食三柱》，《南方都市报》2021年10月 23日）。我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当今名扬天下的精美潮菜追溯到韩文公或宋帝昺那里，称饮食跟当地物产、财富、商业以及海外交流有关，唯独跟朝廷或皇帝关系不大；明清潮人的走南洋，以及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繁荣、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这些才是潮菜精致的关键。如此立论，在喜欢标榜“皇家气派”的美食圈，不见得能被广泛接受，但起码自成一说。

    2022年11月18日，应邀在中国烹饪协会主办的“国家级非遗潮州菜文化传承与创新论坛”上做主旨演说，那篇《美文美食，何以携手》（《南方都市报》2022年11月20日），开篇就反省我与杨早合编的《漫说文化续编·世间滋味》（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选了那么多谈论美食的文化散文，竟然没有一篇涉及潮菜。所谓饮食文章，涉及食品、技艺、餐馆、厨师、食客、民俗等，天地异常宽广。而文学家与美食家各有各的兴奋点，好读的文章不一定好吃，好吃的食品不一定入文。北京五方杂处，本无独特菜系，但文人雅士多，谈美食的文章因而独占鳌头，这点很容易理解。可潮菜这么有名，我当初选文时，为何会遗漏呢？除了阅读不广，一时迷糊，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谈潮菜的美文太少了。因此，我给地方政府建言——“美食”最好能与“美文”携手，这样潮菜方能“尽精微”而“致广大”。

    至于我自己，关注故乡食物，更多基于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就像鲁迅说的，“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也时时反顾”。毕竟是学者，不是文学家，更强调有史可稽，拒绝牵强附会。某次演讲，我一时兴起，开起空头支票，称日后有空会写一本小书，就谈以下十种我记忆深刻的“故乡食物”：1）我做鱼粥的故事；2）潮州与台湾的蚝煎；3）芋泥与翻沙芋头；4）金不换炒薄壳；5）水凤凰与仙美菱角；6）萝卜干煎鸡蛋；7）真珠花菜猪红汤；8）绍兴与潮州的鼠壳粿；9）意溪朥饼；10）过番与甜粿。以上所述，全是小吃，没有高档食材，按今天潮菜标准，是上不了台面的。但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美食”，每一种我都能上天入地，讲很长、很长的故事——如果有人愿意听的话。

    怀乡的心情与姿态

    成都讲座前，邀请方希望我为年轻人推荐三本有关阅读的好书。我列的是鲁迅的《朝花夕拾》、朱自清的《伦敦杂记》以及金克木的《书读完了》。三书各有特色，我强调的是“在地”“观察”与“经典”，直接针对的是当下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及欣赏趣味。后两种略过，我谈《朝花夕拾》（未名社，1928），着眼点也仅局限在该书“小引”：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也时时反顾。

    这里有三个值得推敲的关键词——故乡、食物（蔬果）与记忆，以下的演讲，就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来展开。

    对于作家来说，追忆、怀旧与思乡，某种意义上，乃创作的原动力。鲁迅所说的“思乡的蛊惑”，除《朝花夕拾》外，应包括《呐喊》中的《故乡》与《社戏》，《彷徨》中的《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另外还添上早年的乡邦文献整理，即1915年在绍兴以会稽周氏的名义木刻刊印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如此排比，你就不难明白鲁迅先生对于故乡持何等复杂的心情，以及辨析时为何兼及温情、理性与批判。关于此话题，我曾撰有《“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与现代中国散文》，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

    作为遥远的回声，几年前我发表《如何谈论“故乡”》（《南方都市报》2019年3月20日），此文收入我去年刊行的随笔集《故乡潮州》（商务印书馆，2022）。该书图文并茂，纸张精良，出版后反应很好，但不会畅销，因潮州毕竟是个小地方。林伦伦教授之所以撰写书评《陈平原〈故乡潮州〉书里书外：最爱是潮州》（《羊城晚报》2022年10月2日），不吝褒奖之辞，那是因为他也是潮汕人，对我的学问及趣味知根知底。对于外地人来说，关心小城潮州的不多；但“如何谈论故乡”，这个题目还是让不少读者怦然心动。

    光明日报社《教育家》2022年11月刊行的第四期曾围绕此话题，组织专辑，邀我撰写导论，于是有了《怀乡的心情与姿态》。下面这段话，值得引录：

    对比一百年前的乡土文学作家，或者四十年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硕士生，如今我之谈论故乡，最大的进展是，意识到“乡愁”的可爱与可疑。在我看来，世人的怀乡，四分实感，三分遥想，两分传染，还有一分并非无关紧要的傲娇。说实话，若生活过于困顿，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怀乡的。有心情怀乡，能把这种感受诉诸文字、声音或图像，且被世人普遍感知的，大都属于境遇及情绪不错。否则，即便你很郁闷，只是憋在心里，别人是感受不到的。正因此，我才会略带自嘲地称“怀乡”是一种传染病兼富贵病：免疫力低下时，一不小心就会被感染；自家生活改善时，更是容易发作。

    某种意义上，故乡是个永恒的文学母题，不同时代、不同教养、不同阶层的人，其“怀乡”注定是面目迥异。我更欣赏体贴与关怀，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责或悲悯。

    三十多年前，钱理群、黄子平和我合编“漫说文化丛书”十册，先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99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0）和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五个不同版本。一套小书，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刊行，可见其生命力旺盛。多年后回想，这生命力固然主要得益于那四百多篇精彩选文，也与吹响集结号的80年代文化热、寻根文学思潮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野密切相关。时过境迁，这种小里有大、软中带硬、兼及思考与休闲的阅读趣味，依旧有某种特殊魅力。有感于此，出版社希望续编“漫说文化”丛书。考虑到钱、黄二位的实际情况，我改变工作方式，带领十二位在京工作的老学生组成读书会，用两年半的时间，编选并导读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散文随笔（参见陈平原《“漫说文化丛书”续编总序》）。刚刚推出的续编十二册专题散文集中，《城乡变奏》对应的是初编的《乡风市声》。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明显差异——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写作者，对“城市之美”颇有体会，不再一味指责，而是尝试从不同层面呈现当代中国城市的多彩风姿；至于涉及城市化过程中“泥土”的消失，虽有感悟与叹惜，但对“乡愁”的体认与辨析，已更多理性的成分。相对于鲁迅那个时代的“侨寓文学”或“乡土文学”，当下中国作家谈乡村或乡土，批判性明显减弱，同情心在增长。这既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是整体思想文化氛围使然。

    记忆的可爱与可疑

    对于远行者来说，无论“食物”还是“故乡”，更多的是一种“记忆”。这就说到记忆的可爱与可疑。

    古往今来，“追忆往事”，都是巨大的诱惑——具体到书写，此举的重要性，很可能甚于“关注当下”与“想象未来”。谈及此话题，不妨引述鲁迅、钱穆、钱锺书的三段妙语。

    二十多年前，我撰写《半部学术史，一篇大文章——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包括“学者为何自述”“自传与自定年谱”“我与我的世界”“‘诗与真’的抉择”“‘忏悔录’之失落”“‘朝花夕拾’与‘师友杂忆’”等六章。谈及如何评估自述的“真实性”，我引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也就是说，是否值得“追忆”，主要取决于“意义”；在钱氏眼中，必须是有“意义”的“事实”，方才能被自我感知且详细叙述出来。

    在《遥望八十年代》（《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中，我谈及无论政客、商人，还是作家、学者，都很难抵御“追忆”这一徘徊于虚实之间的特殊文体的诱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撰《〈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对于所有抵御不了诱惑，已经或即将进入“追忆”状态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告诫。在竭尽全力打捞“记忆的碎片”的同时，请多一分节制与自我反省，少一点夸张与自我膨胀。

    谈及“记忆”的局限性，主要还不在于因时间侵蚀而断裂，或因人为破坏而损耗，而在于我们能否接受那些“中间混着血丝”的断片。此语出自鲁迅的《忆韦素园君》：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说那些“零落得很”的记忆，“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此比喻妙不可言。可更发人深思的是，我们能否直面其“中间混着血丝”——当事人有无回避，后来者能否接受？ 还记得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中对中国人之“记性不佳”，擅长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很是痛心疾首。与“遗忘”进行抗争，不断回忆并努力发掘那些被统治者刻意抹煞的历史印记，在任何时代，都是悲壮的举动。

    随着时间流逝，作为血肉之躯，记忆力衰退是自然现象；再说，我们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记得所有琐事。因此，如何筛选那些本就“零落得很”的记忆，并将其公开表达出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抛开尽往好处说这一“自传”文体的特殊性，也暂时不追究大时代的规训与禁忌，就说说回忆中细节的重要性。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我应某大报之邀，撰写《一代人读书的得意与困境》。估计是篇幅限制，我的短文被整合进关于读书的长篇大论中，这没问题；关键在于，删去了我最得意的文章开头：

    刚上大学那阵子，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早上起来，老要挖一下鼻孔，清洁清洁。后来晓得，这习惯除了不雅观，还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如今，偶尔碰上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我还是会故伎重演。妻子笑话，我跟她解释，这是八年山村生活的印记，或者说“灯下读书”的代价。

    我插队那些年，山村电力不足，一般只能保证晚上六点至八点，偶尔可以到九点。此后需要光亮的，那就自己解决。白天都忙公家的活，晚上才是自由读书的时间。于是，煤油灯成了我乡下生活的永恒记忆。

    煤油灯亮度不够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第二天起床，鼻孔一挖，必定是黑黑的。当地工业不发达，空气很新鲜，之所以早晨起来多此一举，那都是拜“山村夜读”之赐。

    编辑大概觉得这么描写“有碍观瞻”，改为几句不痛不痒的概述。殊不知，这种特殊年代的生活细节非常重要，实在不该抹去。多年后回望，那些高高在上的口号烟消云散，诸如早上起来清鼻孔这样的细节，反倒可能流传下去。个人记忆之所以值得珍惜，除了折射大时代的阴晴圆缺，更因其五花八门，生动有趣，无法预料，不可规范。正是这些奇妙的细节，将一代人的生活及神态，呈现得淋漓尽致。

    说到这，想起今年“六一”儿童节央视四套“中国文艺”栏目，播放儿童歌曲《采蘑菇的小姑娘》。“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晨光着小脚丫，走遍森林和山冈……”歌词作者、原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现场接受采访，称当初领导很不开心，认定歌词有问题，小姑娘不穿鞋，这不抹黑社会主义新农村？ 作者无奈，只好改请谷建芬作曲，朱逢博首唱，由此成就了一首经典儿歌。

    这首儿歌创作并发布于1982年，距今整四十年。今天的中国，穿鞋的人很多，但没人再质疑“采蘑菇的小姑娘”为何“清晨光着小脚丫”。

    （2023年6月10日演讲于潮州文化大学堂，6月24日整理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