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夜航》：语词与世界之间

    唯有在语词的定义之外，生活才可能向我们显现它的真实面目。

    《深海夜航》讲述了一则有关知识分子的寓言，故事藤蔓交错，意味深长。小说开篇，历史学欧阳教授正在摘录当日词条——“知识分子”与“安乐死”，作为叙述起点引出了贯穿始终的自省与死亡主题，同时从故事与文本的双重视域展开对知识分子叙事困境及其限度的思考。然而作者并非仅仅在一般意义上探讨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而是从当下全球备受热议与争议的后疫情时代出发，讲述突如其来的“大流行病”对理性秩序的再一次冲击，以及知识分子被迫重返启蒙前的蒙昧与混沌，并重组叙事逻辑的自觉尝试。

    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以欧阳教授、酒吧老板克里斯托夫、雅思女孩莎拉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像，围绕他们看似琐碎庸常的生活场景串联起多层维度的城市景观，深入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肌理，揭示他们身处语词与世界裂隙之间疑惑而又不失悲怆的境遇。语言是人类感知世界的媒介，凭借语言，我们与世界之间构建起了秘密的对话关系；于知识分子而言，万物更皆以语词的形象显现，但这种显现毫无疑问既是桥梁，又在一定层面上构成了阻隔存在与在的屏障，甚至令蒙昧与理性间的对立也一度变得模糊不清。这种充满悖论性的境遇让知识分子时刻面临近乎困兽之斗的挣扎，致使在词语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希冀通过不断地“创造叙事”维系自我与世界间的稳固秩序，直到自我化身成为叙事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离真实或真相越来越远。

    学识渊博的欧阳教授保持着每日摘选或者记录词条的习惯，对象从“墨西哥城”“爱情”“移民”到“小说”“单纯的秘密”等等，涉及一切现实与抽象的概念，试图将生活中的一切通通纳入可被语言及理性阐释的轨道。在语词所能抵达的思想世界，即主要由语言构建而成的知识领域，他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力量，这种力量源自他非凡的智慧与扎实的学识素养，并赋予他在理性逻辑所认可的合法世界之中阐释与叙述的权利，塑造了他不自觉的精英意识。因此，在由知理明义所带来的精神秩序背后，是强烈的排外倾向，是对群众文化的主动疏离；但疏离并不意味着安全的绝对的超越，精英意识以群众文化为参照确立自身，互为镜像密不可分。两者亲密而又间离的关系一如欧阳教授与欧阳太太的婚姻，二者间横亘着一条深窄的沟壑，那是语词所无法抵达的神秘之域，即被理性边界阻隔放逐在外的魅影疑惑。面对生活的乱象，一方执着于解谜式的科学定义，另一方则倾向于沉浸式的神秘感知，而将这异己的双方紧紧绑在一起的，是身患自闭症的儿子家家，他在父母双方各执一词的叙事方式之外选择了一条全新而又古老的处世之道——沉默不言，置身事外。“他不聋，但他听不见”；他不哑，却又不说话。换言之，他并非缺乏对语词的理解力，而是主动放弃以叙事的方式感知世界以及确立自我，当语词在无言的沉默中丧失了叙事功能，也便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客体的边界，反倒与世界融为一体。

    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并不存在叙事之外的认识维度。欧阳教授在大流行病肆虐之后的大混乱中对秩序与理性产生了质疑，认为“我们向自我解释这个世界的方式”与“我们对这个世界作出的回应”呈现为理性与感性间的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却又恰好是一切的根本原因，它说服人类自己不断地创造叙事，以保证世界的正常运转，即世界的秩序与意义仅仅存在于叙事之中，因此他最终放弃了自己此前对意义的追求，认为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愚蠢的”。这是知识分子无法解决的精神悖论，小说的主题及其呈现方式之间同样存在这一悖论：故事一再触及对“生活本身”的探讨，并最终得出结论，唯有在语词的定义之外，生活才可能向我们显现它的真实面目。

    小说构思精巧，故事的讲述始终在互文的语境中展开，经典文本中的某些段落不着痕迹地嵌入现实即景之中——其中包括王安忆的《我爱比尔》、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以及波拉尼奥的《2666》等，历史的陈述与思索不断闪回，造成叙事在故事链上的断裂以及文学/文化史脉络上的融合，为厘清小说看似缭乱的叙述提供了重要线索。现实与文本互证，尽管世界在大流行病的冲击下显示出犹如西西弗斯的石头那般荒谬的本质，知识分子依然在叙事中寻找突破叙事的可能，以行动反抗荒谬。

    “深海夜航”的篇名则透露出这样一种暗示：如果世界再也无法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大流行病爆发以前的有序运转的状态，文明将何去何从？ 人类又将遵循何种指引找到内心的安宁？ 答案，或许只存在于叙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