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

    ■安丽哲

    风筝，古称“鸢”，潍坊又称潍都、鸢都，是公认的风筝之乡和历史文化名城。在潍坊，有副对联广为流传：“竹丝纸绢演乾坤万物，扎糊绘放抒人间情怀。”前两句讲的是潍坊风筝制作的基本材料尽管是常见的竹丝纸绢，却可以制作天下万物；下联扎糊绘放指的是潍坊风筝的制作技艺，这句讲的是通过人的制作风筝可以变成抒发人的心理与情感的载体。潍坊国际风筝赛会前不久落下帷幕，每年在风筝会上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风筝都会刷爆国人的手机。今年的风筝会上出现了能够实现对接的中国空间站式的立体风筝，还有巨型的秦始皇，还有写着“不想上班了”等标语式的平板风筝等等，都充分彰显了潍坊风筝的强大表现力与中国手工技艺的无限魅力。

    一、风筝的起源与发展

    风筝的发源地是中国，《韩非子·外储说》中就记载了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讲的是在2000多年前，墨子于鲁山，即今天的潍坊地区曾经花了3年时间制作出一只木制风筝，在空中整整飞了一天的事迹。《墨子·鲁问》中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国（今曲阜等地区）人鲁班用竹子作为骨架材料，轧制成喜鹊的样子，称为“木鹊”，可在空中飞3天之久。风筝在中国诞生后，在此后的数千年中，一路传播到整个亚洲，进而风靡全球，最终成为一种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竞技项目和休闲娱乐的用具。同时，中国风筝在上千年的传播过程中，被世界各地人民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进行了改造，并且形成了各种特色的风筝文化。

    在汉代之前人们常常将风筝叫做“木鸢”或者“木鹞”。这个时期的风筝造价极其昂贵，并多用于战争中的携人、测量、传信等军事目的，民间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如史书上记载鲁班制作的木鸢曾用于窥探宋城城内状况；韩信在谋划反汉的时候，曾通过放飞风筝来测量未央宫距离；南北朝侯景之乱的时候，梁帝被困，羊车儿献计用纸鸢往外送信求援等等。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昂贵的丝帛被便宜的纸张取代，为风筝在民间作为娱乐玩具流传和风行奠定了基础。由于制作材料的变化，“纸鸢”的称呼开始出现。从先秦时期到唐代，史料中关于“纸鸢”的相关记载非常少，然而唐代之后，有关“纸鸢”的文献记录以及文学作品开始大量出现，里面不乏诗歌词赋提到民间儿童放纸鸢的场面，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唐代放纸鸢作为游戏在民间已经盛行开来。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他的诗歌《有鸟二十章》中提到：“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去地渐高人眼乱，世人为尔羽毛全。风吹绳断童子走，余势尚存犹在天。”

    随着风筝在民间的广泛普及，人们在放风筝进行娱乐的同时，逐渐对于风筝的美有了更高追求。这种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风筝出现在美术以及文学作品中被文人或画家用以寄托情怀，另一方面就是风筝制作技艺以及绘画技术的增强。进入宋代之后，许多文人和画家开始关注风筝，将风筝融入自己的艺术作品之中，使得风筝在人们生活中的的审美性与艺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的《百子图》中都有放风筝的场景。潍坊地区生活居住过许多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不少关于风筝的诗词文赋，如北宋时期曾在潍坊地区的青州任知州的寇准题为《纸鸢》的诗歌：“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描述了纸鸢放飞在空中的美景，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向往。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更有多首诗歌描述春季民间儿童放飞风筝的场面。如《春日杂兴》《村居书事》《观村童戏溪上》《山园杂咏》等等。明代著名画家徐渭晚年曾创作25幅《风鸢图》，并一一配诗，描述了儿童放飞风筝的那种喜悦心理。

    明清是风筝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风筝的样式和制作技术也得到很大的的发展。明代张元长的《梅花草堂笔谈》一书中提到了当时著名剧作家梁伯龙的高超技艺，他曾经做出凤凰风筝，放置空中竟然“有异鸟百十拱之，观者大骇”。后来他还制作美人风筝“袅娜莫状”，并“悬丝鞭于上，辄作悦耳之音”。美丽的风筝飘扬在空中，使得观看者获得愉悦感。现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潍坊风筝最讲究的是四艺“扎、糊、绘、放”，其中的绘主要指的就是绘画技巧。

    二、东方风筝俗的形成与西方的风筝科技革命

    全国各地放风筝的时节多是在春季，清代曾在潍县（潍坊市寒亭区的旧称）任县令的郑板桥在《怀潍县二首赠郭伦昇》中就留有“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的诗句，描述的是在潍坊民间春季放风筝、荡秋千的盛况。在全国很多地方志中也有关于清明时节风筝俗的记载，如《平度州志》载：“清明祭墓，行负土礼，士大夫、富民遣人豫为之；童子放纸鸢，女子作秋千戏。”《宁津直隶州志》载“寒食，墓祭，放纸鸢”等等都讲的是在清明时节放风筝的习俗。

    而这种在春季放风筝逐渐演化出一种“放晦气”“放病气”的风筝俗，这种特殊时令的风筝习俗的形成与风筝所具有的医用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中医理论中讲：“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在寒冷的冬季，人体运动少，衣被厚，身体的新陈代谢减缓，皮肤血管收缩，各脏腑器官的阳气下降，容易形成体内热郁积。春季气候变暖后阳气生发，容易出现肝火旺盛、口舌干燥、红眼病、口腔溃疡等。放风筝这样的活动可以让人活动于室外，并可以保持向上望视的姿势，有益于身体健康。宋代李石在《续博物志》中提到“今之纸鸢，引丝而上，令儿张口望视，以泄内热”，讲的就是这个原理。也就是说春季放风筝可以调畅情志，养生发之气，顺应春季“生”的特性，使得人体能够符合“春夏养阳”的要求，达到少生病和养生的目的。民间的百姓并不能像医生那样解释放风筝带来的康健身体的原理，他们简单地将放风筝有利身心这种经验归结为，春季放风筝可以放病气、放晦气，并逐渐将其演化成一种祈福去厄的风筝俗。这种风筝俗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体现，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更是有详细的描述。例如在第七十回里就提到“黛玉因让众人来放（风筝）。众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请罢。’黛玉笑道：‘这一放虽有趣，只是不忍。’李纨道：‘放风筝图的就是这一乐，所以又说放晦气，你该多放些，把你这病根儿带去就好了。’紫鹃笑道：‘我们姑娘越发小气了。哪一年不放几个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说着便向雪雁手中接过一把西洋小银剪子来，‘咯噔’一声剪断，笑道：‘这一去把病根可都带了去了！’”。在过去人们选择在风起来的时节放风筝，是有把一年之中的晦气、灾难、郁闷、病祸都统统赶走的意思，与过年放爆竹、清明插柳条一样是为了驱邪避灾。正因为有放晦气之说，所以断线的风筝往往会被看作是不祥之物。在《红楼梦》二十二回中，元宵节的晚上，贾政猜灯谜，发现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谜底分别为爆竹、算盘、风筝、海灯，心中十分烦闷，甚至大有悲戚之状也正有此因。类似的风筝习俗在我国北方较为常见，民国时期王健吾、金铁盦的《风筝谱》记载：“西北各地，民多山居。每届立春之后，春风紧猛之时，每村辍于事前扎一巨大之风筝，其形长方，中间略有凸势，用巨绳百丈，携往山巅，数十人共放之。待风筝上升，愈放愈高，至群力不能胜时，则以刀断绳，任风筝摇曳而逝，名之日放灾。谓如此则将合村之灾晦，放诸异地，通年可享太平矣。”直至现在也有许多地方在春天里用这样的方式“放灾”，祈祷全年都可以安享太平，在潍坊民间，风筝同样有着放晦气一说，谁家里落了风筝就要赶紧拿出去烧掉，防止厄运缠身。不过也有的地方则将风筝视为吉物，如西藏的老年人放风筝主要是祈望长寿。他们在放风筝时，多数会在线与风筝的接头处插一炷香，当风筝升到一定高度时，香火将线烧断，风筝便随风向远方飘去。据说飘得越远，寿数就越大。

    公元647年左右，也就是中国的隋唐时期，佛教徒将中国风筝带到了朝鲜半岛，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军事、通讯、联络等领域。后来在18世纪上半叶的李朝时代，风筝开始在民间普及，放风筝也逐渐发展成为民间风俗。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朝鲜半岛各地都会放风筝，成为壮观的民俗活动。其中正月十五是放风筝的节日，也是送厄消灾的吉祥日，在这天民众会在盾牌式的风筝上写上“坷”或者“送厄”等字放飞后，把缠在材料上的线全部解开，风筝随风飘荡，消失无踪，也象征着灾病的消失。

    公元794年左右，风筝从中国传入日本。起初同样是被用于军事目的，直到17世纪的江户时代，风筝才在民间流传开来，放风筝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形成一种民间习俗。在日本放风筝的习俗特别丰富，季节也因地而异。端午节放风筝往往被称为“初放风筝”，就是为了祝贺男孩的出生并表达希望男孩可以出人头地的愿望，需要制作四到五米的带有孩子姓名的风筝放飞天空。神奈川县的相模原市等地的大型初放风筝俗很有名，静冈县、爱媛县等地也有类似的风筝风俗。在日本，还有“鹤”“龟”两枚一组的祝寿风筝也非常普遍，而鱼风筝往往只在5月5日“男孩节”的时候放，为的是鼓励男孩子更优秀、更勇敢和更有活力。此外，位于三河湾的佐久岛在正月初八会举行名为“八日讲祭”的祭神活动，由两名厄运之年的男性将写有“鬼”的八角风筝射落，祈祷无病消灾。王子稻荷神社在2月的午日会举办“风筝市”。据说这是因为风会引发大火，所以人们想把乘风而上的风筝当作防火护身符。

    风筝在传入东南亚后也多形成了祈福去厄的习俗。如在泰国农村，人们制作巨大的加上风笛的纸风筝，在收获季节放飞，以向风神和雨神祈求风调雨顺、保护农作物不受洪水的侵害、驱散雨云等。马来西亚人放的月亮风筝，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据说是为了向稻神致意。印度农民放风筝是祈求神灵降福祛灾，以保好年成。这些亚洲国家风筝习俗都较为兴盛，也似乎都有着相似的风筝发展经历，即从中国传入后，逐渐形成符合各地风土的一种风筝俗。

    风筝在欧洲的广泛流传是伴随着中国风筝的传入而开始的。最早是在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中国将风筝带回欧洲，在16和17世纪，风筝从不同线路被带入欧洲后，逐渐流行起来。不过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风筝也由此发展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轨迹。风筝的发明与发展给西方科学家的发明创造以启迪，为气象测量、空气动力学、电、载人载货、军事、飞行器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1749年，西方最早利用风筝进行科学试验的是威尔松在苏格兰阿莱克塞利用串联风筝进行气象试验；1752年，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在雷雨天放风筝，揭示了导电层电荷的存在；1800年，英国乔治·凯利爵士成功制造出宽翼风筝，在此基础上制造出世界第一架滑翔机；1855年，英国埃萨·柯克林用风筝吊装鱼雷成功；1888年，法国亚瑟·巴特最早利用风筝进行空中摄影等等。正因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风筝列为中华民族向欧洲传播的重大科学发明之一。

    东西方风筝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地区，风筝逐渐变为表达愿望或者娱乐的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人的精神需求，风筝题材的表现为各种传说或者戏剧人物、龙凤、鸟等等，就像中国的汉字一样，对它的认识始于形状，以形表意，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交流共生；而在西方，风筝更多的是几何形状，其发展更侧重于走向了用于科学技术的探索上。究其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

    三、潍坊风筝的崛起与世界风筝都的形成

    明清时期，城市化的发展和外来资本主义的刺激使得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民间手工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风筝已经开始作为手工艺商品出现在各地的市场上。这时候全国已经发展出了四个大的风筝市场和集散地——北京、天津、南通和潍坊。其中北京风筝与天津风筝都是典型的北派风筝，南通则是典型的南派风筝，而潍坊风筝则以博采众长、种类齐全、产量巨大、价格低廉的特点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风筝产地。当然潍坊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风筝产地背后也有着很多因素，首先潍坊具有成为风筝之乡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的西部，北濒渤海莱州湾，南邻黄海之滨。潍坊总的地势特点是南高、北降、西隆、东陷，南部多为山地和丘陵，北部多为平原和海滩。这些大量的平原与沙滩构成了潍坊适合放飞风筝的天然场地。这可能也是最早的风筝出现在潍坊地区的主要原因。潍坊所具有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数千年来都是我国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在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贸易尤为繁盛，受胶济铁路的贯通和外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民间手工业发展迅速，潍县风筝制品同刺绣、嵌银、仿古铜、铸铜印、蓝印花布、木版年画等一样，成为畅销货。第二个因素则是潍坊的手工业自古非常发达，世代生活着许多能工巧匠，当地有着“二百支红炉，三千砸铜匠，七千绣花女，十万张布机”的说法。许多手工艺是相通，大量高水平工艺品匠人的聚集也为风筝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基础。第三，潍坊风筝的发展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销售网络紧密相关。在清初至咸丰年间，作为中国三大木版年画之一的杨家埠年画迎来了它的历史上最繁荣发展的时期。乾隆时期，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技法臻于成熟，绘制、刻版工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艺术风格基本形成，年画生产形成产业，规模逐年扩大，产量激增，销售量每年高达数千万张，终于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这些木板年画在全国的盛行为风筝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其积累了销售经验并铺设了全国性的销售网络。最后一点就是杨家埠木版年画给潍坊风筝带来的技术革新，当时的北京风筝、天津风筝、南通风筝都是纯手工制作，相对耗时耗力，然而我们知道木版年画本身是通过刻板印刷的技术，节省了人工成本，可以极大提高生产效率，杨家埠的艺人将木版年画制作技术应用于风筝，把美人条、金童子和各种年画移植到风筝上十分得体，投放市场很受群众欢迎。最终成本低廉、设色大胆、造型夸张、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潍坊风筝迅速名扬全国，潍坊也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风筝产地，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商贩。

    在改革开放以后，潍坊风筝迎来了新的发展，1984年4月，潍坊举行了首次国际风筝会。之后，随着潍坊世界风筝会的连年召开，潍坊风筝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享誉世界，也成为世界上生产量最多的风筝。有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风筝产量的65%以上来源于中国潍坊，潍坊也真正成为了世界风筝之都，风筝已经成为了潍坊的一张名片，潍坊风筝不仅在全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世界上也颇为人所知。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迅速转型的今天，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日益衰落，成为亟待保护的对象，而潍坊风筝却在新的历史机遇下，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潍坊风筝也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项目适应社会发展从而转型成功的典范。

    四、潍坊风筝的雅俗共融与未来发展

    潍坊风筝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各有千秋的风筝世家和多位制作名家，清末时期出现了著名的潍坊风筝十世家，如擅长扎制飞禽走兽风筝的陈善庭；注重放飞技术的张衍禄；扎绘人物牡丹风筝的牟秀兰；拥有画家身份，擅长绘制人物绣像与马，并创造风筝折叠技术的郭乃馨；传有《扎彩图谱》的唐家风筝；擅长串式龙头蜈蚣的胡景珠；创新发展了“潍坊风筝碰”的杨万善；将首饰制作技术与牟家风筝相结合，造型奇特的韩连溪；擅长龙头制作的康万香；能采用中国写意画的“以意得之”方法的孙永春。这些风筝世家都在城里开铺售卖风筝，但是由于风筝是季节性的商品，适合的季节主要是春天，所以并没有一年四季专卖风筝的店铺，很多风筝世家同时也是兼多种手工艺的世家，开的铺子如扎彩店或者竹器店甚至首饰店、铜店等。在以上的风筝世家中，做扎彩的如陈善庭、牟恒帮父女、胡景珠、康万香、唐氏兄弟，还有杨万善，而韩连溪以及孙永春的祖父除了会扎制风筝外都还做过铜匠。不得不说风筝艺术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风筝做得好的则需要艺人兼有多种才能，扎的好就平时可以做扎彩，画的好平时就可以去寺庙画壁画。这些手艺人往往身兼多职，只有这样可以做一年四季的营生，维持日常的生活。

    除了以上提及的十世家外，还有与陈善庭同时期，把国画的传统技法运用到风筝的绘制上，使潍坊风筝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的王福斋。还有声誉很高的画家裴沁泉，他的人物风筝画功底深厚，线条古朴大方，潇洒自如，绘画风格接近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还有能扎善画的民间艺人张国干，他的风筝画风浑厚古朴，用墨多、用色少，半工笔半写意，擅画走兽花卉，尤擅长画猫和虎，落款多题“乐轩”二字。正是这些高水平画家的加入，使得潍坊风筝中出现了形制高雅、有文人风的类型。这些画工大匠的加入也在潍坊风筝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得潍坊风筝成为博采众长的中华艺术瑰宝之一。这些职业手艺人以及喜爱制作风筝的画家们也逐渐形成一个风筝流派，即城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风筝艺人的活动范围以旧时潍县县城为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风筝在工艺和面貌上也有一定的共性，其主要特征是所制作的风筝式样新颖、造型别致、画工精细、重写实，往往都是上品。城派风筝之中若细分，还可以分为国画风筝和象形风筝，国画风筝是以国画的技巧与审美特点为风格的风筝，而象形风筝则是追求极致的形似，写实性极强。城派风筝用料讲究、制作精良，有的风筝的扎制与绘画是分开的，扎制风筝是由老艺人完成的，而绘画部分则由一些画师乃至知名画家完成，有的风筝上还会留下画家的印章，如郭兰村、陈寿荣等。这样制作出来的风筝，堪称艺术精品，深受文人雅客、大户商贾乃至宫廷所喜爱。城派风筝不但可以放飞，由于其超高的艺术水平还成为室内装饰品和收藏艺术品。

    除了城派之外，还有乡派风筝，其制作者主要是以杨家埠为轴心的年画产地的农民们，他们除了在杨家埠等外地的商人上门采购外，在每年的春天也挑着担子在潍县大集上叫卖。这类风筝的色彩和绘画技法主要受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影响，构图布局重大色块浓抹，用色也以红、黄、蓝以及绿色为主，产生了热烈明快的艺术氛围。这类风筝图案多样，色彩艳丽，画印结合，具有浓都的乡土气息和民间生活色彩，最关键是价格低廉，深受普通百姓喜爱。乡派风筝的代表人物则是来源于杨家埠的风筝世家，号称“中国风筝王”的杨同科。其实在“家家印年画，户户扎风筝”的杨家埠，几乎家家是年画风筝世家。有名的风筝艺人也很多，如清末民国时期的杨其恩、杨连坤、杨同来、杨其云等风筝艺人，杨同科是其中扎画兼备的佼佼者，他不仅能制作城派风格的龙头蜈蚣风筝，还能制作乡派硬翅风筝。他晚年在1986年的第三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上制作的360米长的龙头蜈蚣风筝，登上当年13家境外报纸，震惊世界。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极大地发展了杨家埠印画结合的传统硬翅人物风筝，把杨家埠风筝独特的乡派“俗文化”特色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城派与乡派风筝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雅俗文化的分野，这里的雅俗文化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雅文化又称为士大夫文化或者精英文化；俗文化又称为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城派风筝中的文人画风格是雅文化审美的集中体现，而乡派风筝则是俗文化的突出代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更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传统雅俗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转换，因为城派、乡派风筝的制作者和消费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农民的身份转化为城市居民，以前以农业为主业，制作风筝为副业的农民也转化为职业制作或者售卖风筝的城市居民，这就意味着风筝制作者成为了职业的风筝制造者，制售风筝可能成了其唯一的谋生手段，如何迎合大众审美，并运用新技术手段创造更多价值成为其迫切的需求。       

    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一体化对于多样性的冲击下，带有鲜明地方性特征的传统民间艺术被纳入精英的视野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由消费能力与对象阶层决定的城派与乡派风筝所代表的“雅”与“俗”文化也逐渐出现了新的定义。此时，对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眷恋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于“雅”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将印画结合或者纯手工制作，并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传统乡派风筝作为藏品或艺术品看待。与此同时，现代乡派风筝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传统乡派风筝的制作一改过去以量产为目标的制作方式，采用精挑细选的竹子以及刷过明矾的真丝材质，并用纯手工绘制的方式制作，使得制作成本远远高出工厂中机器生产的风筝。它们的材质和制作也都日益精良，价格的升高使得普通百姓不能将其看作是娱乐休闲中可以轻易购买的对象。这种改变也使得仍然拥有过去题材，如花、鸟、鱼、虫或者戏曲人物的乡派风筝的装饰性效果突出，也显示出传统乡派风筝的发展趋向是越发侧重审美功能。这就使得传统乡派作为“俗文化”代表的风筝已经转化成为新的“雅文化”的组成部分。而造型各异、印刷有各种民间喜爱的流行图案的现代工厂制作的碳素骨架、尼龙面料、价格低廉的现代风筝成为新“俗文化”的代表。这种批量生产的现代风筝题材多取自于现实生活中被群众喜闻乐见的图案或者内容，最能够显示大众当前的生活以及审美取向。也就是说工厂里机器生产的现代风筝取代了手工作坊制作的传统乡派风筝，成为当今“俗文化”的表征与组成部分。同时，作为“雅文化”组成部分的城派风筝的情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最能体现“雅文化”的城派风筝是文人画家为主的流派绘制的，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前昂贵的国画风筝都可以轻松通过机器印刷到风筝上，并被喜欢这类风筝图案的大众购买。这同样体现了雅俗文化的互渗与转换。

    其实，地方性文化一旦生成，会有着相对的稳固性，其内在各个元素由于主体人的变化，也在相互发生着渗透和影响，所以文化是动态的，中国的雅俗文化虽然看起来似乎二元对立，但是一直在融合交互。潍坊风筝的发展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雅俗文化从泾渭分明到动态融合的个案。

    五、结语：潍坊风筝的传承及其对社会发展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潍坊风筝，2006年被第一批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仍然挣扎求生的今时今日，潍坊市风筝产业却在不断快速发展。目前，潍坊风筝企业和经营户达到300多家，风筝产业链从业人员10多万人，风筝及相关产业年产值超20亿元，进入了历史上最兴旺的时期。潍坊风筝业取得如今的成就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的，它的复兴在当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发。

    其一，传统手工艺与地方性文化的紧密关系。风筝在当地流传千年，不仅仅是因为其可以作为娱乐活动，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作为能翱翔在空中的人造之物，同样也承担了很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在风筝制作的题材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方说有关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类的风筝，如：“钟馗捉鬼”“仙鹤童子”“麻姑献寿”“龙头蜈蚣”等等。其中，“仙鹤童子”“麻姑献寿”风筝表现的是对老人长寿的祝愿，“龙头蜈蚣”风筝表现的是对风调雨顺的期望，“钟馗捉鬼”风筝表现的是驱邪纳吉类。正是因为风筝可以飞翔在空中，能人所不能，可以接近那些神话传说中的神仙，从而连接起人与自然的沟通、人与神灵的交流。第二类常见的是暗喻象征型的风筝，例如飞禽走兽与花鸟鱼虫类。这类风筝以追求象形为极致，并表达民众对于多子多福以及平安富贵等生活的向往，如石榴是多子的象征，蝉是吉祥如意的象征，鱼是繁荣喜庆的象征，葫芦是长寿富贵的象征。这种风筝往往有着非常吉祥的名称，以提醒这些具体造型与美好祝愿的关联，例如“年年有余（鱼）”“金玉（鱼）满堂”“福禄（葫芦）双全”。还有一类结合现实的风筝，比方说龙头蜈蚣风筝，这是潍坊风筝的一个地方性代表作，其背后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这个传说不止歌颂了小白龙这样为民谋福的英雄式的神仙，还讽刺了那些仅仅为了一己私欲的主管水利、不顾民间疾苦的官员。作为民间综合艺术之一，风筝不仅是一个可供娱乐、审美的民间艺术品，还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缩影，饱含了劳动人民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手工艺承载的是地方性文化，手工艺的传承对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农工相辅的基因，要了解我们作为手艺中国的历史和当下，这样才能找到合适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研究潍坊风筝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窥见其深厚的手工传统。作为潍坊先民的东夷人不仅创造了绚烂的史前文化，在工艺技术上也有许多创造。如制陶业，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专门从事制陶器的手工业者。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陶土的选择、处理、成型、装窑、烧制等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制作烧制工艺。特别是始于大汶口文化而又大发展于龙山文化的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蛋壳陶”，更是驰名中外，达到了中华史前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再如制铜业，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已有了制铜业，已发现出土铜器的遗址有胶县三里河、临沂大范庄、诸城呈子、日照尧王城、栖霞杨家圈、长岛店子6处遗址。在西周时期，姜尚被封于齐，在潍坊市区西南方向30公里处的营丘就曾是齐国首都，即姜太公的首封地。齐国除了拥有著名的渔盐之地外，还有发达的手工业。战国时期，齐国即号称“冠带衣履天下”，纺织手工业也举世闻名。唐代，青州的仙纹绫就是驰名全国的纺织品。宋代，青州设有织锦院，专门织造高级纺织品。这些纺织品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往西域等地。当时山东地区是“丝绸之路”贸易产品的主要源头之一。山东半岛丰富的物产资源，是其吸引海内外商家客船来往穿梭、云集各港的充分条件。老潍县（今潍坊的潍城区）更在明清时期有着如前所述“百支红炉，三千砸铜匠，七千绣花女，十万张布机”之称。

    当我们惊叹于潍坊手工业历史的悠久时，回望全国就会发现，这个手工传统并不只是潍坊，而是全中国。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传统中国是一个农工国家，中国并不是没有工业，只是工业太分散，农民大多数都是手艺人，因而形成了中国手艺人生产、商人经商的局面。他这里讲的工业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他认为，在和西洋现代工业势力接触之前，我们乡村中本来是有相当发达的工业的。数千年来，我们的瓷器、丝绸还有各种手工艺品享誉世界，要知道，从新航路开辟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远超过整个欧洲地区，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向中国，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地区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中国发达的手工艺。“农工”的文化基因，在历史上曾经让中国成为一个相对富足的农工大国。如今的中国又成为连续十余年世界排名第一的制造大国，有着“世界工厂”等称号，也是渊源于农工大国之基因。

    其三，手艺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核心是手艺与机器的对决，这关系到我们的农工中国的基因能否在未来得以发挥，能否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更优可能性的问题。手工技艺产品应对机器产品的大规模冲击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清末民国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由机器生产的生活资料产品对农民手工制作生活资料产品的冲击。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为了倾销工业商品，扭转贸易逆差，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量涌入的工厂机器生产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横扫中国传统手工艺生活资料市场，冲击了广大中国农民以棉麻或者丝绸布匹等手工资料生产当做副业的传统农业经济生活方式，中国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凋敝，可以说是机器的胜利。第二次冲击则是21世纪以后，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提高，民族自觉意识逐渐兴起，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开展以后，更多的民众对各种有地方性传统手工艺品有了需求，于是仿制手工产品的各种机器开始大量涌现，如绣花机、雕刻机等，低成本的手工艺仿品开始冲击高成本的传统手工制品市场。就拿潍坊、杨家埠的木版年画来说，木版雕刻机器的出现使得传统从事木版年画雕刻的艺人收益降低，不能维持生计，从而被迫转行，这样造成了传承人短缺，使得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临消失的处境。许多地方民族民间手工技艺也在这种机器产品的冲击下而濒临灭亡。这时这个问题的讨论又被提出来，历史会不会再现？

    中国传统手工艺制品在近现代史上遭遇的两次工业产品冲击时，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状况，这显示出传统手工艺制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那么手工艺的低效率是不是意味着终究会被机器淘汰？ 当代潍坊风筝的发展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的潍坊风筝已经几乎没有了城派与乡派之分，但却有了传统风筝和现代风筝之分。这里讲的传统风筝就是生产于手工作坊、采用竹条扎制骨架、真丝或者宣纸作为材料，并经过纯手工绘制出来的风筝，价格昂贵；而现代风筝一般指的是在工厂生产、采用现代塑料或者碳素杆制作骨架、印刷有各种图案的尼龙布为主要原料制作的风筝，此类风筝制作简单，价格便宜。风筝最广泛的用途是作为娱乐休闲工具，属于易损耗的物品，一般来说，使用一个春天的普通风筝就已经破损了，第二年再想用就需要购买新的风筝了。昂贵的传统精美风筝的使用寿命常常还不如一个价格低廉的工厂仿制品，而且二者都可以满足购买者的休闲娱乐需求，所以这种印刷有传统图案的现代风筝有着广泛的市场。不过，传统风筝仍同样有比较广泛的市场，受众包括众多风筝爱好者、收藏者以及各种非遗主题活动举办者等，这些受众喜爱的是传统风筝本身具有的文化概念价值和工艺美术价值，而不只是其可以放飞的功能。风筝运动爱好者以及传统风筝爱好者对风筝使用功能的不同追求造成了两种并存的市场。也就是说风筝手工业在大量的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并没有被取代，而是找到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大众需要的生存发展道路。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未来。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工业文明并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必然取代工业文明。手艺中国是我们的标签，是我们的基因，钱穆先生说过，“农村永远为中国文化之酦酵地”，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如果我们在高科技的基础上，在乡村恢复手工艺生产，发展文化产业和生态农业，并以此成为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必然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