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略大师风采，赓续百年学脉

    北大学脉，是一种绵延相续的精神，弦歌不辍，历久弥新。大师的治学品格、为学精神让我们景仰。《北大公开课：北大才斋讲堂精华集》（王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的出版，让更多读者有机会走进北大“才斋讲堂”，领略大师名家之风采，让北大学缘得以绵延百年，赓续依旧。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历史的长河中行走与回顾，大师总能以其个人的学识与才情造就诸多让我们追怀不已的课堂。于读者而言，《北大公开课：北大才斋讲堂精华集》像是一座瞭望塔，我们好似站在大师的肩膀上，超越自身专业的局限，眺望不同学科的广阔世界。在这本书中，有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内探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有中国语言文学系陈平原教授探讨文学如何教育，有哲学系楼宇烈教授讲述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有高松院士带领读者走进分子世界……先生们的报告或富于激情，或循循善诱，或广征博引，或发人深省，可谓一场场学术的饕餮盛宴。透过大师们那充满魅力的课堂，我们能看到，正是新老学者的人文魅力、治学品格和薪火相传的学脉，感召着一代代学子成长成才。

    大师治学精神的传承与赓续

    在书中，北大名师追寻大师的脚步，从学者的视角和情怀，带领读者回顾了老一辈学者的风采，阐释并解读了大师们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品格。

    在《美学的基本理论与北大的美学传统》一文中，叶朗教授以冯友兰先生为例，展现了一代哲学大家治学的品质与胸怀。1980年，八十五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开始从头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那时的他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已经听不清了。他自己不能写，于是就口述，让别人记录。冯友兰先生就这样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鸿篇巨制——《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先生曾说：“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往古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为燃料，才把这真火一代一代传下去。”若没有困境中的坚韧，再聪慧之人，也难以做出真学问。这样的治学精神需要在新的时代传承下去。叶朗教授在文中指出，我们要细读前辈学者的著作，而不是粗枝大叶地翻一下就算了；只有细读前辈学者的著作，将他们的治学品格延续下去，我们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新的时代课题面前作出新的创新与探索。

    在陈平原教授的笔下，大师治学精神的传承则更多地体现在师生共同建构的文学课堂上。“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这是叶嘉莹先生对其师顾随讲课的评价。作为一代诗词研究大家，顾随先生因对古典诗歌的深刻体悟和精妙见解被后人追随和铭记。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诸大家中，顾随先生的著述或许不算丰厚，但他带来的一堂堂让人“惊叹倾倒、欢喜服膺”的诗词课，深深吸引了那些热爱古典诗词的青年学者。顾随先生以教为生，在执教的四十年里，他桃李遍天下，培养了叶嘉莹、周汝昌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这样的薪火相传又何尝不是治学品格的传承与赓续呢？ 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顾随、沈从文……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一文中，陈平原教授用平实而不失生动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大师们带来的一个个充满灵气、变幻莫测的文学课堂，而他们的学生又追随着老师们的脚步，追慕着先辈们的精神境界，将先辈们的治学精神不断传承、延续……

    传统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构

    人类优秀文化凝聚、积淀而成的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柯杨教授、楼宇烈教授的报告，也将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构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进行了解读。在他们的眼中，人文精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更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工作点滴和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涵养、情怀和胸襟。

    什么是人文精神？ 柯杨教授以医患关系为切入口，探讨了人文精神之于医生这一职业的重要价值。她在《我所理解的医疗体制与医患关系》一文中谈到，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观因素是医护人员的人文精神，相对于医学的局限，爱是无界的。正如著名医学家特鲁多的一句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柯杨教授在文中写道：“如今，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许多疾病仍然是无法被治愈的。特鲁多的这句话也体现了千百年来医学的本质，说明了爱心在医学中的重要位置。关爱是人性善的表现，人在病痛之时尤其需要被关爱。科学技术再发达，这种需要也不会被改变。”当我们的医者对患者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倾听与交流，用关爱去守护生命的尊严，将那常被束之高阁的人文精神渗透于自己琐碎的日常工作中，医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便实现了它应有的价值。

    仅将人文精神停留在思想意识上是远远不够的，其最终的落脚点还要立足于实践。那人文精神的实践方向又在何处？ 楼宇烈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人文精神，要到东方、到中国去寻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西方的政治家、哲学家都在反思西方的文化是不是存在某些片面性，他们开始重视审视人文精神的重建，而这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中国。西方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从中国文化中得到了极大的恩惠，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本精神。楼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人本精神，我们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质的奴隶，但也不把自己凌驾于天地之上；我们既要看到人为万物中最贵者，又要去尊重万物。

    在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和人文价值的迷失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而重塑人文精神的路径便是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向传统回归，向东方文化回归，对人文、人本等思想加以关注。楼教授认为，向传统文化回归需要我们努力去分辨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髓，哪些是糟粕。所谓精华和糟粕，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这些人眼中的精华和糟粕，即使我们眼中的精华被继承下来了，但是由于运用不当，精华也会变成糟粕。反过来看，神奇可以转为腐朽，腐朽也可以化为神奇。关键在于，我们要将自己培养为善用者。“善学者无弃学”，善于学习的人什么都可以去学，有的可以正面学，有的可以反面学，有的可以精学，有的可以略学。正如楼教授所说：“不了解过去，就无法了解现在。我们只有真正理解传统，了解过去，才能把现实的问题处理好。”

    大师的治学创新之道

    “继往开来，周而复始”，这是科学发展的轨迹。治学的本质就是以“已知”求“未知”，学术需要发展，更需要创新。如何探索与创新？ 如何以创新精神开拓学术研究的新路径？ 陆俭明教授的报告给了我们答案。

    陆教授在《科学研究贵在不断探索与创新——以语言研究为例》一文中指出，想要在科学研究中实现探索与创新，就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善于发现问题；第二件事，努力挖掘事实；第三件事，加强理论思考。

    关于如何进行自觉的理论思考，陆教授特别给出了几点意见。陆教授认为，想要实现学术创新，首先要有理论意识，学术上的创新点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闪光思想，如不把它抓住，不将它固定下来，可能就失去了；抓住了，固定下来形成观念和想法，进而升华为理论，就可能形成理论上的创新点。其次，要在理论方法上坚持多元论。客观世界是极其复杂的，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科学领域里，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不可能包打天下。也就是说，每种理论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就意味着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要充分吸取新、老分析理论与方法的长处，实现理论方法的互补。最后，我们要正确对待国外的理论，学术研究既要避免盲目地追随国外的方法与理论，也不能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随意贬斥国外的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才有助于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吴志攀教授也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在经济改革制度和理论的探索上，我们可以借鉴欧美和日本的经验，但是它们的路我们不能重复，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它们的领土上站得住脚。我们必须以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开拓新的领域，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做我们自己的事。

    朱光潜先生曾提到：“模仿热大于创造热，也是我国学术界的大危机。”我想这个问题放在今天的学术界仍然存在，创新是治学之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新时代的治学之路，贵在创新。我想这与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完全相通的。

    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愿此书能让广大青年学子丰富学识、增长见识，还能展先生之风采，赏先生之学识，感先生之态度，悟先生之智慧。”北大学脉，是一种绵延相续的精神，弦歌不辍，历久弥新。大师的治学品格、为学精神让我们景仰。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让更多读者有机会走进北大“才斋讲堂”，领略大师名家之风采，让北大学缘在这里绵延百年，赓续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