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先生问学自述

    ■何卓恩

    2022年6月8日至11月18日，有幸13次跟武汉大学姚彬彬等朋友一起到冯天瑜先生府上，听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包括家世家风、少年时代、读书生活、入职和工作情景、早期写作、短期从政经历、进入高等学校及学校调动、出国交流和工作经历，以及自己所展开的中国文化史、概念史、区域史、日本“中国调查”文献、制度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经历。冯先生虽然将自己的学术领域细分为五个板块，实际上广义看，大都可以囊括在文化史研究的范畴之内。

    中国文化史研究：接续前贤史脉

    冯先生讲，他从1979年3月入职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历史系时，就已经确定文化史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原因一是觉得1949年后的史学中文化史断了，被当做历史唯心主义打掉了，觉得这是个问题，应该补上，把梁启超、柳诒徵等先贤上世纪开启、三四十年代已很繁荣的文化史研究接上去；二是觉得自己的兴趣和知识结构也就在这个方面，“因为文化史涉及到文史哲，不能局限在某个点上。我从小的阅读面比较广，有些杂学基础，虽然谈不上深入，却对文史哲都有所涉猎，可以尝试往这个方面做一下”。

    这两层觉悟都与自己在武汉市委工作期间的反思有关。在市委三年自己进行的反思，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的史学研究要走出原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搞法。那个理念下的研究偏颇于政治史，而且这里的政治史又实际上主要聚焦于政权的交接史，这种研究将历史完全扭曲了。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阅读了法国启蒙派的史学研究论著，特别是“文化史之父”伏尔泰的研究著作，同时联想到我国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觉得《史记》其实就是一部文化史，把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内容放在文明进程与文明转化的一个大背景下进行展开。所以《史记》的路数、伏尔泰的路数都对自己有指引作用。

    “我注意这个东西或做这个研究，在我们全国性的‘文化热’之前几年，起码前两三年，就开始了。有些人觉得我是‘文化热’开始以后才做的这个研究，其实我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基本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1979年开始的，这都是有文章摆在那里的。”冯先生不赞成“文化热”这个词，认为其实就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全国性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热潮，其发动标志是上海和北京举办的几次全国性学术活动。

    这些活动他也都全程参加了，因为“70年代末期我开始发表一些研究文化史的文章”，1984年结集出版《明清文化史散论》时，全国还没有其他的文化史著作。“那个时候进入到这当中的人很少，所以在上海、北京举行的活动几乎都邀请我参加。这也是我的一个机遇。”

    冯先生蜚声海内外的《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国文化生成史》都是通论性著作，读者粗看起来会觉得冯先生对文化史研究没有特重和专爱。冯先生说文化史研究是个很漫长、很复杂的过程，宏观研究难度很大，很多人选择做微观研究。“但我进入到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全方位地把握文化史的设想，而不是一开始定位在做某个具体的人物或仅仅定位在做某个断代，我还是想致力于整个文化史的总体把握。”但是，全面开花、普遍、全方位地进行那是不可能的，自己学力不济。“所以我从一开始进入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就有这样一个打算，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首尾两段。开头是中国文化的生成；结尾是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抓两个‘之际’，明清之际与清民之际。”虽然写文化通史的时候，中间的部分也要贯通，但具体的研究就摆在一头一尾。

    这一头一尾都有一些专门论著，如《上古神话纵横谈》《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合著）、《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明清文化史札记》、《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等，这些专著中的各种研究创获，比如中国文化生态结构论说、中国元典精神的再生性论说、明清“文艺复兴”论说、中国近代价值的自生性论说等，都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讨论。

    概念史研究：传统与现代之间

    其实冯先生文化史的专题研究，还包括他对一些重要现代文化概念的名实之辨与语义探源。这就涉及到近年流行的一个学术新词“概念史研究”。冯先生将其视作文化史延伸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新领域，并名之曰“历史文化语义学”。

    学界在谈论“概念史研究”时，都将冯先生的《“封建”考论》列为经典，给人们留下此书乃“新文化史”著述的印象，因为概念史是新兴于当代西方的新文化史的一部分。

    冯先生说“我重视对概念的考辨，还不是受到西学的影响，而是直接接受了传统考据学中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这些东西。”“因为我父亲大学毕业于清华国学院，国学院的王国维先生这一派比较重视考据，原来师从过的武昌高师黄侃先生也是考据大家。正是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我小时候除了比较喜欢看文学名著之外，也读了不少清人关于考据学的文章和论著，且对此发生了一定兴趣，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俞正燮的《癸巳存稿》……这本书就是对一个个字的考订，就是清代的戴震说的那句话：‘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这是我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中得到的一些启示。所以我早期的书，不论是《明清文化史散论》，还是《中华文化史》，抑或是《中华元典精神》，都使用了上述的方法，这也成了我习惯性的做法，即：开始都是从这本书以及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基本概念的辨析入手。”

    不过，从关注基本概念，到对重要概念展开专门研究，冯先生还是受到日本学界的启发和鼓励。1990年代中期开始，冯先生先后在日本学术机构从事教学科研约十年时间，当时受福柯《词与物》等西方著作的影响，概念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在日本史学界风行。“到了2004、2005年，我到日本文部省直属的一个名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的机构进行访学时，对概念史的兴趣及关注就更多了一些。这是因为参加‘日文研’所组织活动的学者，尤其是几位老学者，都特别重视概念史的研究。”这让冯先生联想到陈寅恪先生的名言：“解释一字，就是做一部文化史。”

    冯先生说，受此启发，他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准备做五六十个词，“我是从史学的角度（特别是文化史的角度），挑选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特别值得去挖掘的词来做。我把这些词称作‘关键词’。”最近出版的《30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基础工作就是在日本做的，主要是谈这些词在“古今之变”与“中外对接”过程中文化内涵的变化，包括很多现代概念形成过程中中国士人、西方传教士、日本知识分子各自发挥的作用，从而纠正了“现代汉语词汇大多是日本人创造”的流行看法。

    冯先生说，西方以及日本在概念史方面的成果，我们要吸收，但更要继承中国传统的训诂考据之学。自己研究概念史就是这样中外结合，当时出版了《新语探源》这个书，还在“日文研”定期主办“冯班”学术研讨会。后来在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受到这个影响，转向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展开。

    谈到《“封建”考论》这部名作，冯先生说，“封建”问题的研究，本来完全是一个史学观的问题，开始与概念史没有关系，直到后来才跟概念史结合起来。“我在80年代中期以后，就觉得关于‘封建’的问题搞错了。”最早讨论这个问题是在《中华文化史》一书中，当时有一目叫《中国“封建制度”辨析》，特地讨论这个问题。虽然那个时候的思考还没有那么系统，但已经引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注意，在文章中专门提到对这一辨析的赞同。过了几年，就开始写《“封建”考论》。去“日文研”后，跟反对“泛化封建论”的谷川道雄先生来往比较密切，边切磋论学，边继续写作，2005年回国时，就基本成稿了。这部书2006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即引起强烈反响。“应该说在概念史方面，我主要是做了这三本书。最先是《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后来做了《“封建”考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从观念史到制度史：文化史研究的进境

    如果更宽泛地理解文化史，冯先生对于张之洞、辛亥首义史的研究，对于日本“中国调查”文献的研究，也都是近代文化史的专精之作。在《张之洞评传》中，冯先生发现张之洞督鄂“兴实业”“练新军”“办文教”，为革命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近代工业、近代军事和近代知识分子，这都是张之洞治鄂奠定的东西。新的市民阶层起来了；新的知识阶层也就起来了；军队方面，不仅是装备而且连思想也为之一变。正是有了上面的变化，革命党才有可能渗入，然后发动辛亥革命而且一举成功。”而《辛亥首义史》不仅对起义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重新考证，而且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辛亥武昌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了的城市革命”。

    冯先生文化史的专题研究，到了晚年更深入到制度文化史考察。冯先生辞世前进行的最后一项大规模学术著述，是《周制与秦制》的写作。

    冯先生说他前期做文化史研究，研究重点还是放在观念史上，比较接近于思想史研究，“当然，我也比较关注观念的底层基础，也就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但重点还是落脚到观念史里面。”后来国内外历史变迁的现实冲击，让自己深深地感到制度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回想到近代以来，尤其是我做辛亥革命中的武昌首义这段研究，也感到中国问题的症结还是在制度上。”而文化史研究中也越来越感到，“恐怕只有对制度文明有一个贯通性的了解、诠释，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历史的命脉，才能够真正把握住中国文化史。”所以在90年代末以及新世纪加起来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事实上已经将制度史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领域。

    “我通过三本书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第一本《“封建”考论》，将中国社会放在与西欧、日本的比较之中，以看清楚中国社会中更为深层次的东西。现在有些人仅从概念史层面认为我的这本书非常重要，把以前我们搞混乱的概念端正了过来，但其实远远不是讨论了一个概念的问题，这对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从中古到近古这段历史，也有一定的作用。……书中提出了对秦汉以来中国制度性质的重新认识问题，但还是一个局部的、初步的讨论。另一本是《中国文化生成史》，我在这本书当中进一步阐释了一些想法，在里面铺陈了一些有关周制与秦制的讨论，但仍是比较零星的想法。再一本就是《周制与秦制》，是我这几年正在做的工作，这本书应该是比较系统、完整以及正面地讨论这个问题。”冯先生对《周制与秦制》出版寄予的期待，溢于言表。

    学术与写作：“两慢一快”

    从1979年正式开始学术工作算起，冯先生伏案写作43年，出版原创性著作十余部，各类编撰书籍和公众读本近百种，发表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上千篇。著述等身何止，汗牛充栋不虚。冯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既因为他的天资和学养，更与他以学术为生命的热情和坚守，以及普通学人难以企及的勤奋分不开。在一次研讨冯学的活动中，冯先生谦逊而恳切地说到：“如果要说我做学术研究还有些优点，我自己承认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比较热爱，热爱历史学。第二个呢，还算勤奋，没有懈怠。其他就没有了，其他没有什么长处，谈不上有什么原创研究，所以回想起来，还是有些自知之明。”

    在2022年持续半载的讲述中，冯先生始终极其谦逊，说他只是做了当做的工作，而且有些应该做的还没有做成。但他不讳言自己对史学的由衷热爱和治学的勤勉不懈。“有人帮我统计了一下，从开始得大病，2015年开胸搭桥，2016年发现癌症，到现在七年，做的事出的东西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自己觉得这几年完成的都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冯氏藏币》《中华文明五千年》《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中国生态文化论纲》《周制与秦制》，都是这个阶段整理完成的，这还不包括多种书的增订重版。

    谈到写作经验，冯先生说，“虽然有些朋友觉得我写东西比较快，实际上都是长期的积累，稍微重要的书，几乎每一本都有二三十年的积累……我概括自己写作拙著的做法是‘两慢一快’，酝酿、准备、思考，这个慢，需要很多年；大体思考成熟了，就屏气凝神全力以赴一气呵成，这个快，四五十万字的书都是一年多写完，因为慢慢拖，气机就不能保持了；写完了然后就放下来，进一步思考和修改，这个也比较慢，用几年，当然比第一个慢要短一些。两头慢，中间快，这是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做的卑之无甚高论的概括。”

    冯先生的口述计划本来还有几个专题，因新冠疫情迅速蔓延，没有讲完。更加令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冯先生很快也受到疫情风暴的袭击，多年缠身的基础病一并发作，于今年1月12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回想这持续半年的讲述，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冯先生非同寻常的学术生涯，也有老一辈学人关怀世态、悲悯民生、致力于再造文明的学术精神和勇气。冯先生虽已远去，然学问不朽，浩气长存！ 兹于先生口述之万一，摘录分享给读者诸君，以寄托我等后学无尽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