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语言与文化的灵魂书写

    ■徐小斌

    开始读大江的时候，深感晦涩难读，但是一旦进入了，真的感觉到强烈的震撼！ 首先他的小说的行文和一般的日本小说家完全不同。能感觉到他的西方哲学底蕴。他全盛时期小说的心理描写，极度细腻逼真，在对于人与人性的认识与描述中，几乎完胜所有的小说家。他的小说的妙处，只有认真读了、并且代入了，才能真正领略。

    中国作家的小说大多数还是外部书写，而大江不但是触及灵魂、跨越文化的内部书写，还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内部书写。我觉得这是一种一般写作者很难达到的境界，它需要跨过自己内心最可怕的那道障碍：强烈的自虐、自毁、自我谴责，自我鄙视。一旦进入会有强烈的代入感，这种代入感，比看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更强烈。《人间失格》里面的病态与自毁是一种纯精神上的，而大江却是粗粝的、沉浸式的、让人无法逃避的！

    于是我去查阅有关大江的一切：果然，他是那种先天聪慧的孩子，早在中学时代就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第一本文学书——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文学的早期阶段喜欢存在主义作家的作品，包括萨特与加缪。而对他的人生与写作产生致命影响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他的婚姻与生子——他的儿子是一个严重的残障儿童。那时的他焦虑、失眠、无法创作，甚至投水自尽。被救之后，他开始关注人生中更加深刻、暗黑、逃避与无法逃避的悖论。实际上，他是一位集天赋与努力于一身的作家。

    从他的获奖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可以窥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包括有关他的残障儿子的痛。这部小说开篇便极为精彩：

    我在梦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一如咽下一口要烧着你五脏六腑的威士忌，这种“期待”的感觉热辣辣的。我心中忐忑，摸索着，企望它能切实重返体内。然而这种摸索却永远都是徒劳枉然。手指已没了气力，我只好将它们并拢起来。分明觉出自己全身的骨肉都已分离。迎着光亮，我的意识畏葸不前，这种感觉也正转化成一种钝痛。对于这样的一个肉体，尽管它沉重、零落、全身各处都在隐隐作痛，但出于达观和无奈，我却重又接受了它。我全然无意去想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所采取的姿势，只是蜷曲着身体睡着的。

    这个开篇其实讲了两个字：期待。这两个字与最后的结语是呼应的。

    这部小说据说是大江自认为最满意的作品——甚至“缺陷都是成功的”，从小说中能看到真相与死亡、遮掩与暴露、逃避与面对、恐惧与不安、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山村、畸形儿与暴动、乱伦与自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整本书像是在把读者慢慢地溺在深井中，让你尝到那种窒息苦闷的压抑和黏稠逼仄的纠结，同时又是一种奇诡的层层叠加的画面。从大江的小说里可以从自我看到历史，时代对自我的作用从没被描述得如此强烈。小说情节相当吊诡，简单地说，似乎讲的是两兄弟探究百年前曾祖父与其弟弟戏剧性冲突的真相的故事，从这个角度就能看清小说中暗设的对应关系，小说背景实际上是一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史。

    大江从肉身写起，小说开篇就写到友人自杀，全身涂红，唯独两只耳朵没有涂红，而在“我”也就是叙事者蜜三郎眼里，肉身似乎只是一个囚笼。他向内蜷缩，拒绝世界。他形容自己“如同被大头针别住的昆虫，软弱、无力”,他以自己的视角旁观一切、反思自身，不断描述周遭窒息之感，也不断提及他的弟弟鹰四和友人心中深藏的不可言说之物。这种阅读体验会让人联想到萨特的《恶心》。他本来试图逃避悲惨人生，但是弟弟的自杀与历史真相的揭露，终于让他明白，不直面地狱，不敢负责，就会永远像老鼠般苟活。这部作品似乎昭示了存在主义的实质：确知自身地狱而为之负责。

    但我认为到此为止并不能完全呼应开篇的“期待”。

    按照中国读者的传统解读，容易认为蜜三郎一家的和解是HAPPY ENDING，是开篇中的期待与希望。但我觉得大江的文本并不是这么简单。它实际上描述了一种“不得不如此”，由于物是人非和自我厌弃在虚无中不得不妥协，构建起无论生活多么困顿与不堪都要过下去这样一种非常苍凉的底色，是一种“绝望中的希望”，而并非“温暖”“和解”这样简单的词语所能概括的。

    这样的大江无疑是崇拜和喜欢鲁迅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一直视鲁迅为精神导师，据说在写长篇“水死”的时候，曾经来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向鲁迅“求救”。我一直觉得，他和鲁迅之间似乎有一种底色上的神秘联系。

    无论是鲁迅还是大江，都是经过向死而生的经历才能获得那种底色。早年我对鲁迅欣赏珂勒惠支的版画非常不理解，觉得那画乌漆麻黑的一点儿不好看，但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我终于懂得了一点珂勒惠支版画的真正价值，也多少明白了鲁迅为什么会欣赏珂勒惠支。我想大江也是这样，他之所以与鲁迅有着相同的底色，是与他人生的经历息息相关的。

    大江的作品中充满隐喻，有些反复出现的桥段，比如把脸涂成红色，上吊而死的友人，他这样写道：

    我想起，关于我那把脑袋涂成朱红色上吊自杀的友人，鹰四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把那话与其现在所言重叠在一起，令我感到深深的震撼。如果他说s哥也是很特别的人，那么我已不想对其梦幻记忆进行任何自作聪明的修正。那是真正感到他们所有死去的人们、被无法言传的不安纠缠的人们灵魂深处存有某物之人说出的话。

    从妻子那深棕色的发间，看见了死去的我本人的小画像，死去的蜜三郎的深红色头颅，未完全融化的颜料粉粒粘在耳垂后面，看上去如血滴一般，我的尸体也和友人的尸体一样。未来得及涂两只耳朵，这显示出想到这种奇怪的自杀方式之后，缺乏充分的实施时间。

    这样的描写简直让人惊为天人。当然，这也要感谢翻译家，翻译大江的作品一定是非常有难度的。翻译家对于原作的理解可以说对原作有再造之恩。在1994年诺奖的颁奖词中，说大江的作品中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有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意，震撼性地表达了人类的处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炉，深刻地发掘了乱世之中人与人的关系。”

    大江本人的阐述或许让我们更加接近他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2006年访问中国在北大附中的演讲中，他对孩子们说：“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的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

    我想，大江作品中那些深刻的隐喻与象征的意味，也许至今无法解读。尽管“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但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特别是大江健三郎这种超越语言与文化的灵魂书写，永远会带给我们深刻而丰富的多样性解读，如同珊瑚的触角，可以向任一方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