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尔斯泰到嵇辽拉

    中俄两国在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之后，即17世纪末叶，加强外交往来，互派使臣，签约通商，交流文化。儒学经典随之不断传向俄国，经历18、19、20世纪，跨越沙俄和苏联两个历史时代，造就了一大批践行传播的儒学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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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沙俄时代（迄于1917年），从18世纪以来，儒学传俄也有200多年，有两种人士在实践。一种为俄驻北京的宗教使团人员，他们学习、翻译、研究儒学经典，回俄后不少人成为汉学家，发表论著，对儒学的性质有过三派之争：一、认为儒学是一种宗教（王西里院士《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二、认为儒学是“哲学思想”（阿翰林、康拉德院士）；三、认为儒学在秦代之前是哲学学说，汉代以后变成了宗教（苏俄时期的多数看法）。汉学家王西里院士开始宣传，把儒学抬到少有的高度。他在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中断定：“全部中国文明，整个广博而多样的中国文学书籍的基础就是儒学。”

    另一种为作家、文化人士。他们通过中文以外的书籍阅读和接受儒学，并且著文加以解释，广为宣传，其影响范围更大。托尔斯泰为一典型。他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读孔孟著作，1884年2月末致信友人云：“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3月30日的日记又表示“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

    1884年，他连续写下两篇论文。一篇为《论孔子的著作》，阐明孔子著作给他造成了对中国的好印象，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另一篇是《论〈大学〉》，那是他从英文本转译了孔子的《大学》之后，对该书所作的论析。1904年后人整理其文稿出版，其中就专列一文：《列夫·托尔斯泰阐释的孔子学说》，写明他所述为：“中国学说的核心是这样的：真正的学说教育人具有最高的善，这种善改造人，使人臻于至善。”为此列出七点来表达如何达到那种境界，即：全民族尽善、整个家庭尽善、本身尽善、心灵纯洁返真、真诚和自觉的思想、有高深的知识、研究自我。

    其实这就是托翁解释的《大学》中的七层概念：治国平天下、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

    此外，托翁也研读孟子、墨子等人的著作，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对相关论著都有所论述，或是笔记，或是论文。他从法文译本转译的老子《道德经》（摘选）于1910年出版，并写有前言《论老子学说的本质》。

    托尔斯泰不只解读儒学著作的本义，更是强调古代儒学思想在当代的社会意义，也即古为今用。这是他的一大创见，所以在列强侵略中国时能够仗义执言，为我国伸张正义。

    前辈戈宝权先生曾说：“在俄国作家当中，对中国文化、历史、哲学作过深刻研究的，当推托尔斯泰。”戈宝权普查了托翁全集90卷及大量资料，写成《托尔斯泰与中国》（1960）。据戈统计，“托尔斯泰在1884年到1910年将近20多年中，共写过和编辑过将近十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引用了大量的中国格言、谚语以及老子、孔子的箴言”。另一位拥有托翁全集的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倪蕊琴博士，肯定了戈宝权的定论。

    戈文把托尔斯泰的这类论述、译文、注解，包括读书笔记等一一列出，把“托尔斯泰与中国”引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得到公众长期的关注。连带形成了中国学界研究托尔斯泰的热潮，且持久不懈，由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中心城市向外扩展至各地。

    2010年6月4日在大连外国语大学举办了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纪念，与会者有来自研究所、出版社、高校的托研学人51位。会议倡议在大外成立“托尔斯泰研究中心”，由校长孙玉华和继任校长刘宏主持。时任俄总统的梅德韦杰夫还来参观过。

    这是国内建立的首个托尔斯泰作品研究机构，意义非凡，俄语系大部分教师加入中心工作，由于萍任中心秘书。拟定近期工作有：一、搜集俄方托研新资料，跟踪搜购新编托翁全集百卷本，以期成为国内学者可靠的托研资料基地。二、进行托研丛书的编辑出版，并逐步扩充至俄罗斯文学、文化研究的论著。三、举办讲座，开设研究生托研专题课，为培养新的托研人才做准备。各项内容均侧重在托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专著和讲课中都设立“托尔斯泰所理解的儒道思想”，或“托尔斯泰所引用的老子、孔子、孟子等东方思想”。

    丛书现已出版的有：《阅读天地》《托尔斯泰妻妹回忆录》《托尔斯泰次子回忆录》。正在进行的有俄国著名托研专家古雪夫（1882-1967）毕生完成的主要著作的中译《托尔斯泰年谱》，约80万字以上，卷帙浩繁，拟分成四册出版。

    据俄方资讯，新编托尔斯泰全集百卷本分成五类：文学作品18卷、作品稿本17卷、文章及论文20卷（其中某些卷又分为二、三或四册）、日记和札记13卷、书信32卷。

    百卷本的出版是个长期的过程，也是托尔斯泰研究日益深广的过程。顺势对其中各卷提供的新资料进行提取和翻译，汇编成书分册出版，当可使国内托研同行获益，此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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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俄国儒学学人的活动重新得到我们的关注。其中的代表人物佩列洛莫夫，中名嵇辽拉，应邀来参加北大季羡林副校长主办的“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我专为此写一文《嵇辽拉：莫斯科的孔夫子》在会上宣介，后发表于《华侨大学报》（1996年1月10日）。他在1990年6月的会上提出：儒学可以古为今用，并适用于俄国。他多次来华参加儒学各种学术研讨会，后获聘为国际儒学联谊会常务理事，并当选俄国孔子基金会会长。

    嵇的父亲嵇直为中国人，参加苏俄革命，当过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被聘为我外交部顾问。嵇辽拉满腔华裔情怀，专注汉学，尤重古代史研究，提出汉学在俄已到了新儒学时期（见其代表作：《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3）。

    一百多年来儒学在苏联、俄国的主要译者和研究者至少有25人，分布在三个领域：译并著如布罗夫和科勃捷夫，教学如西缅年科，为先贤立传如马良文。阵容概貌如下：

    嵇辽拉（佩列洛莫夫），俄国新儒学的代表。

    克立朝（克里夫佐夫，1921-1985），译有《论语》，并作序。

    马尔蒂诺夫，著有《明代的儒家学说，佛教和宫廷》等文。杨兴顺（1904-1988），著有《中国古代哲学简史》。库切拉，著有《元朝中国传统的继承问题》等文。克拉斯诺夫，著有《儒学在中国》等。伊柳舍奇金，合著上书。卡拉佩季扬茨，著有《儒学四书中的人与自然》等。科勃节夫，著有《儒学中人的本质问题》《儒学中社会乌托邦的思想理论基础》等。基达连克（季塔连科），曾师从冯友兰治古代哲学，主编《中国哲学辞典》等。克罗尔，著有《历史学家司马迁》及《司马迁论儒学》等。斯皮林，著有《中国古文结构》《古代汉语词汇的结构》等。扎瓦茨卡娅，著有《美学思想史·〈论语〉语言的用意》等。马良文，著有《孔子传》等。费奥克蒂斯托夫，编著《中国哲学辞典》，著有《儒家的道德政治观点》等。葛里戈里耶娃，著有《中国哲学对日本人世界观的影响》等。西门诺科，著有《孔子的箴言》等。李谢维奇，编译《古代圣贤文选》等。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著有《论中国古文结构》等。刘克甫（克留科夫），著有《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等。齐赫文（齐赫文斯基），主编十卷本《中国通史》等。布罗夫，著有《中国古代哲学》等。阿翰林（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81-1951），著有《中国古代经典译成俄文的新方法与新文体》（见《中国文学》文集）等。康拉德（1891-1970），选译《论语》，译有《诗经》《孙子》，著有《西方和东方》文集。波兹涅耶娃（1908-1974），选译《论语》《吕氏春秋》等。波波夫（1842-1913），编选译《论语》。

    这个阵容可谓人多势众，其中不少人在学术上多有创见。他们的研究方向各选重点，但又彼此协调，互有配合。有人作整体研究，从孔子个人生平到儒学形成发展作系统调研，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如嵇辽拉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有人专就《论语》研究写出论著，如西门诺科（西缅年科）《孔子的箴言》。有人则聚焦个体，写成传记，如马良文的《孔子传》。

    嵇辽拉论儒学古为今用时指出，孔子在“为人”和“为政”两个方面的论语，对俄国的改革有现实意义，并且展开作如下解说：

    关于“为人”。孔子认为：面对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有道、无道、乱邦，人们应该采取不同的行为。孔子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而“天下有道则见”，即出仕显名，作贡献而获荣耀。但若“无道则隐”，意即隐退，勿与恶政为伍。

    至于“为政”之道，孔子认为，执政治国者必须遵循三条原则：“足食、足兵、民信”，即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取得民众信任，才能安邦定国。如果不得已不能三者俱备，那么最要紧的一条是“民信”，因为“民无信不立”。

    嵇辽拉的论解很得人心。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1914-1984）就找他索书，向他了解包括儒家、法家的理论，这很激励他。到了80年代，新任苏联总统更聘他担任访华团的顾问，以便在两国首脑会晤时备询。

    其实，嵇辽拉的影响力也受中方的肯定。笔者应邀在尼山讲坛（设于北京东直门外东湖别墅）做系列讲座时，曾于2018年10月讲了一个专题：“俄罗斯的儒学研究和莫斯科的孔夫子”。听者大多对嵇辽拉表达热烈赞扬。

    总之，将两国对孔夫子和托尔斯泰的学术研究加以结合，相互沟通，进行情况交流和经验互鉴，对于中俄文化交流意义非凡，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