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海勒的悖论与反讽

    他终于明白自己怎么也摆脱不了军规的束缚。此时，写作就成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反讽，他才能重新找回最初的自由。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作家约瑟夫· 海勒都是悖论的综合体。1961年，《第二十二条军规》横空出世。尽管在出版之初，这本书并没有得过任何文学奖项，更没有登上任何畅销书榜单，它仍然赢得了市场的认可，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诡异的是，海勒并没有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写出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而是像塞林格、托马斯·品钦那样，从读者眼前消失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就是传说中的“一本书作家”？ 倒也未必。至少，海勒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更没有刻意远离市场的关注。

    在他看来，暂时的消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作品。换句话说，不是他不能写、不愿写，而是他太过惜字如金，写作周期更是无比漫长。1961年，海勒辞去工作，开始着手创作新书。之后，他一年写一章，直到1974年才算完工。这本书是《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此时，距离《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问世，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好在，长时间的雕琢仍然是必要的。至少，它将海勒从“一本书作家”的尴尬境地中连根拔出。

    某种程度上，这更像是他最擅长的“黑色幽默”。并且，这种“黑色幽默”并不仅仅是他创作上的标签，更直接走入他的人生，成了他最具标志性的注脚。1923年5月，海勒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科尼岛，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与大多数普通美国男孩一样，他希望能够平静地度过一生，却不知道等他长大以后，一切就都变了。上世纪4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愈演愈烈，似乎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连绵的战事当中。当同龄人纷纷离开家乡，远赴欧洲战场，海勒却偏偏宣称，“通过深入彻底的自我审视，发现自己不适合军队”。

    不过，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不管愿不愿意，他还是参了军，跟随部队开赴意大利前线。1942年，海勒19岁，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尽管明知自己“不适合军队”，他仍然尽职尽责，无愧于他的军人身份。在随后的几年里，他驾驶B-25轰炸机，完成了60次飞行任务。毫无疑问，这是海勒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他的至暗时刻。或许，他和海明威一样，都对自己的从军经历耿耿于怀，既记忆深刻，又满心失望，否则他不会在19年后写下著名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小说的主人公约塞连是空军的领队轰炸员。起初，他是弟兄们的模仿对象，“他常常从各个方向、各个高度横冲直撞来到目标上空，攀升、俯冲、横滚、翻转，大起大落，又猛又急，弄得其他五架飞机的飞行员只得竭尽全力与他保持队形，随后平飞不过两三秒钟，刚够丢下炸弹，就再一次猛地爬升，引擎震耳欲聋地轰鸣，然后迂回穿行于那片下流的高炮弹幕之中，扭着机身狂暴地划过长空……”

    然而，随着战事的深入，约塞连变了。他再也不关心自己是否能够准确地命中目标，反倒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应对他的军人生涯。甚至，就连是不是会被处分、被降级，都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炮灰的他如何才能早早地离开战场，回归战前的人生，而不需要带有一丝半点的恐惧。就像海勒所说，约塞连已经悄悄地拿定了主意，“要活得长久，不行就死在求生的努力之中，于是他每次上天的唯一任务就是活下来”。

    活下来，这是多么简单的诉求，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具体到《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想要完成的显然是一曲多声部的大合唱。全书由42个章节组成，每个章节对应一个人：得克萨斯人、克莱文杰、哈弗迈耶、丹尼卡医生、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特……如此大张旗鼓，似乎要上演一场胜利大逃亡。但其实，除了打打乒乓球、学学摄影、在黑市倒卖物资，或者干脆装病住进医院，困守在营地里的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为何如此？ 原因很简单，书中的每个人都受制于同一条军规，并从各自惨痛的经历中领悟到一个道理：没有谁能够轻易摆脱规则的制约，即便他是功绩卓著的战斗英雄。以约塞连为例，他早就完成了40次飞行任务，本以为可以顺利申请回家，但第二十二条军规明确规定，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哪怕这种命令从一开始就是荒诞的。这意味着，如果上级无视他的请求，不断为他增加飞行任务，无限度地延长他在前线停留的时间，他所做的也只能是服从。

    这大约也是海勒的真实感悟了。在谈论写作的时候，他曾经引用诗人T.S.艾略特的话来阐述自己的创作观。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强迫性地在一个特定框架中进行写作，他的想象力的增值就会达到最高，并且会激发出丰富多彩的灵感。相反，“如果给作者以毫无约束的自由，机遇虽好，却会写得散漫无边”。很难说，海勒是不是找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灵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毫无约束的自由”并没有太多期待。毕竟，从成年开始，他就习惯了高度强迫性的军队生活。

    于是，当他提起笔来，诸如此类的强迫感就不请自来，将他的写作固定在“特定框架”里。这倒不是说，海勒的作品有着太多格式化的套路。相反，他总是在描写同一类人。他们受制于种种有形的、无形的规则，即使对未来有过美好的想象，也只能是想想而已。《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最后，约塞连终于如愿以偿地逃离了战场。小说在此戛然而止，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谁也不知道在之后的日子里，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或许，他早就回到家乡，带着内心的创伤，若无其事地活了下去。

    不过，他还是会害怕，仿佛他从来没有离开那个弥漫着浓重硝烟味的南欧海岛。海勒也是如此。二战结束后，他进入大学深造，毕业后加入广告公司，成了一名打工人。因此，他很清楚这些终日穿梭在写字楼里的男人究竟过得如何。他们来来去去，造就了城市的繁华。但他们不是英雄，内心深处藏着不为人知的惶恐。或许是看穿了都市打工人的忧虑，海勒写下《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他自称，这本书的创作灵感源于几句突然冒出来的话，“我工作的办公室里有四个人，我挺怕他们。这四个人每个人都害怕对方”。

    这个平平无奇的句子一语道破了海勒的创作核心：害怕。主人公鲍勃·斯洛克姆任职于一间中型公司。他人到中年，终日唯唯诺诺，忧心忡忡，似乎从来不知道幸福的滋味。表面上，持续多年的职业生涯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其实，他身边的很多人、很多事都让他提心吊胆，唯恐一不小心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方面，公司里从不间断的明争暗斗、低得可笑的薪资待遇，弄得他精疲力竭、无心工作，再也没有最初的激情。另一方面，总是贪杯的妻子、到处闯祸的女儿、身患重病的儿子，更让他操心。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放下一切，彻底躺平。

    这样的人生与约塞连的故事形成了有趣的对应，共同印证了记者理查德·斯塔恩斯的判断。1962年2月，在《第二十二条军规》出版后不久，他在《纽约世界电讯报》的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认为，约塞连将活得非常长久。”是的，约塞连没有消失。很多时候，他被放置在由诸多规条组成的特定框架中：他改了名字，换了身份；他人到中年，渐渐陷入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危机；他成了政客，在嬉笑怒骂中不断讽刺政坛的可笑。但不管他是军人，还是商人，哪怕他步入了政坛，他仍然是他自己，注定不会逃脱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制约。

    这样的设定总是让人想起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他和海勒一样，都很清楚战争的残酷，也都以“黑色幽默”著称于世。冯内古特始终相信，战争从来不是一日游的玩意儿。相反，只要被那道闪烁着金色光芒的怪圈（军规）所笼罩，他们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海勒也是如此。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在意大利前线的经历，更不会忽略那些死了的、失踪了的兄弟。而当他费尽心思、想要清除战场的气味，他终于明白自己怎么也摆脱不了军规的束缚。此时，写作就成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反讽，他才能重新找回最初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