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北极：人类学的一个幻想

    ■陈晋

    2019年11月的某个上午，我和《北极的疯狂》（La folie arctique）作者、相识多年的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德里亚奇（Pierre Déléage），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赵伟，相约在静安区襄阳北路的一家社区咖啡店见面。当时的天气似乎还不太冷，我们就坐在小小的天井里，混杂着法文和中文，讨论书的翻译和出版事宜。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德里亚奇：“《北极的疯狂》，《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所以你是在致敬克劳德·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吗？”他先是愣了一下，显然被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给难住了，继而笑着回答：“也许吧，不过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书名当然可能只是巧合。如今追忆这段往事，也只是为了向读者展现引进本书过程中的一段小小插曲。不过，对于许多初次接触人类学或者美洲印第安人研究的人来说，或许很容易会由此联想到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发表于1955年的传奇之作。作为普隆（Plon）出版社著名的“人文大地”（Terre hu⁃maine）系列的开端，《忧郁的热带》混合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个人成长经历和南美洲田野调查经验，凭借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优美文笔，甫一推出即广受好评。时至今日，在大量读者特别是非专业读者的心目中，它几乎构成了法国人类学的某种象征甚至是刻板印象。无独有偶的是，《北极的疯狂》也是一部传记作品，只是故事的主角并非作者本人，而是19世纪的法国传教士、人家学家和语言学家埃米尔·佩蒂托（Émile Petitot）。其写作方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叙事性和实验性。然而在某些方面，德里亚奇与我们共同的“宗师”——他和我都曾经师从法兰西学院人类学教授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而后者的导师正是列维-斯特劳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

    《北极的疯狂》于201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敏感区域”（Zones sensibles）出版社出版，全书仅一百来页。后译为英语，2020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列入该社的“人类学短篇小说”（Anthropo⁃logical Novellas）系列。原著本无副标题，英文版增添了“对一个谵妄的人类学研究（The Anthropolo⁃gy of a Delusion）”，中文版意译为“人类学的一个幻想”。全书分三部分：第一章“受迫害狂躁症：一个原住民中的传教士”（Persecution Mania: A Missionary among the First Nations），第二章“释义性谵妄：北极的以色列人”（Interpreta⁃tion Delusions:Israelites of the North Pole），第三章“预言的狂热：对末日 的期盼”（Prophetic Frenzy: Anticipating the End Times）。和副标题一样，以上章节标题均为英文版所加，方便读者的理解。法文版仅以罗马数字I、II、III加以区分。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某种“沉浸式阅读”的体验，原著的正文中甚至没有任何注释标记，文末也没有单独列出参考文献，而是以“页码+尾注”的形式来说明引用资料的来源。

    不过，形式上的简洁难以掩盖作者为之付出的研究心血。除了参考已出版的关于佩蒂托和北极研究的文献，以及由佩蒂托本人撰写的文章和著作，德里亚奇更是长期往返于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地，查阅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其中包括许多尚未出版的佩蒂托与他人的通信。基于这些丰富的材料，作者为我们栩栩如生地还原了这位生活和工作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人物形象。

    佩蒂托或许不大为今天的读者所知，然而在北极研究的历史上，他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他1838年出生于法国东部科多尔省（Côte-d'Or），父亲是一名钟表匠。两岁时，全家迁往南部港口城市马赛（Marseilles）。父亲去世后，佩蒂托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1862-1874年间，他奉教会之命前往加拿大西北部的萨赫图（Sahtu）地区，在当地开展传教工作，但很快就发觉自己的真正兴趣在于调查研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这位神父不畏艰难，多次深入原住民聚集地，了解和记录当地的地理环境、语言和风俗。他亲手制作的精美地图——正如读者在书中所见——为人们了解北极的基本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佩蒂托的另一突出贡献在于他对北极原住民语言的研究，尤其是对当地口述神话、传说和故事的翔实记录与整理。他编纂的德内语（Déné）字典被视为里程碑式的著作。相较于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1883年在加拿大巴芬岛（Baffin Island）对因纽特人的研究，以及博厄斯的弟子如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等人对北美印第安人语言的调查研究，佩蒂托至少领先了十余年。在此意义上，他是现代语言人类学名副其实的先驱。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佩蒂托也在一步步地迈向意识的深渊：他开始产生幻觉，时刻疑心受到周遭人——其中既包括原住民，也包括他的同事——的迫害，并且坚定不移地认为德内人就是《圣经·旧约》中记录的古希伯来人的后裔。更关键的是，19世纪弥漫于北极原住民社会中的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e）和末世情结，与佩蒂托本人的错乱意识相叠加，在他身上促成了严重的精神分裂：他彻夜尖叫，多次尝试自行割礼，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赤身裸体地奔跑，甚至试图杀掉身边的人。1876年，佩蒂托从法国巴黎再次回到加拿大，前往极北（Far North）地区。1882年他被同伴强制带走，监禁在蒙特利尔的精神病院。十三个月后，他被解除教会职务并遣送回法国。佩蒂托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巴黎附近的马瑞尔-莱莫（Ma⁃reuil-lès-Meaux）度过。他在孤独中写下了五卷回忆录和大量文章，直至1916年离世。

    无论我们以今天何种方式来看待佩蒂托的悲剧，都难以忽略《北极的疯狂》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例如在开头部分，作者细致刻画了佩蒂托1876年从纽约出发、乘坐火车重返加拿大的场景。其中穿插着佩蒂托本人的回忆录片段和德里亚奇的旁白，再加上火车上的美国女孩与佩蒂托的互动对话，使得文字有极强的画面感。寥寥数页，几乎可以看作是一部悬疑电影的片头。在其他部分，作者还特意将佩蒂托的自述、他所搜集的北极原住民口述神话、其他见证者的叙述，以及德里亚奇本人对自身研究的反思等相融合，若干线索交叉并行，从而达到某种蒙太奇式的叙事效果。从表面上看，德里亚奇成功地模糊了学术研究和小说之间的界限。但这一做法背后还隐藏着他对人类学知识与民族志经验的深入思考。

    二

    “论天真的和感伤的诗”（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是18世纪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名篇。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将其在哈佛大学的诺顿讲座（Norton Lectures）集结成册，题为《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The Nai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使得这一提法更为世人所知。对文学家来说，某种素朴的、面向“自然”的写作永远是伴生着某种反思性的、忐忑不安的写作。巧合的是，这种天真与感伤之间的张力，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的“天生气质”：在学科发展的历史上，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一度被认为是科学性的保证，研究者要勇于探索他或她身处的环境，坦率而不失天真（innocent）地书写自我与他人互动的经验；然而这一研究过程注定是痛苦的，因为人类学家不可避免地发现，正是他们或他们所代表的现代文明，造成了研究对象的变化、衰落甚至消亡。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一咏三叹的（以及引起读者强烈共鸣的），正是这种人类学式的伤感与“抑郁”（melan⁃cholia）。正如他的学生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在同为“人文大地”系列的《瓜亚基人编年史》（Chronique des Indiens Guayaki）中痛心地宣称，在20世纪，印第安人的末日已经到来，“在他们面前只剩死亡”。一言以蔽之，人类学家心心念念的那个传统世界已不复存在，面对着文明的废墟，我们徒留伤感。

    在我看来，《北极的疯狂》最难得的一点就在于摆脱了上述常见的叙事模式——或许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某种经典的“现代模式”。借助佩蒂托的故事，德里亚奇试图揭示人类学研究在天真和感伤之外的一面，也是常常被掩饰的一面，即：知识边界的拓展、思考的深入，以及极具想象力的创造，往往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疯狂。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坚称，其研究不在于讲述佩蒂托的生命史，也不仅仅是关于北极原住民本身，而是一部“谵妄的传记”（biographie d’un délire）。

    需要说明的是，在德里亚奇看来，佩蒂托的躁狂、谵妄和精神分裂并非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病症。恰巧相反，这些错乱的意识和行为是他与原住民长期互动的结果：对当地男性的禁忌之爱使得佩蒂托心怀愧疚，时刻担心遭到惩罚；他毕生致力于在天主教信仰和原住民神话之间建立桥梁，从而偏执地创造出了“北极犹太人”；为了成为心目中的德内人，佩蒂托最终采取割礼和献祭等极端形式，以迎接新世界的到来。德里亚奇敏锐地指出，佩蒂托的症状与著名的文化症候“北极歇斯底里”（Hysterie arctique）高度类似，这意味着他可能是第一个受此影响的西方人。“只要疯了，也就意味着变成了本地人。”在此意义上，佩蒂托的疯狂其实源自人类学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源自某种“逆转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versée），即人类学家成为当地人思考和行动的对象，而非相反。

    三

    在阅读《北极的疯狂》的过程中，我时常想到另一位背负类似命运的法国人类学家、突尼斯裔学者吕西安·塞巴格（Lucien Sebag）。作为列维-斯特劳斯钟爱的弟子，塞巴格在1960年代前往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印第安人的萨满教、神话、梦和食人习俗。回到巴黎后不久，他在公寓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仅三十一岁。

    塞巴格的疯狂与佩蒂托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通过挖掘、整理和重新述说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类学的另一种可能：研究者和当地人深刻地相互影响、相互思考，共同书写有关人类和世界的知识。这一过程注定是崎岖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不应忘记,所谓的“北极歇斯底里”并非原住民自身的创造，而是若干个世纪以来他们与现代文明频繁接触的后果：西方人既带来了基督教，也带来了毁灭性的流行病，北极因此出现了大量先知，用预言带领人们逃离黑暗、走向光明。

    撕掉温情脉脉的面具，揭露这种接触的残酷、危险与伟大，这是德里亚奇的研究工作值得尊敬的地方，或许也是人类学最具魅力的地方。正如法兰西学院历史学教授帕特里克·布琼（Patrick Boucheron）对本书的评语所表达的：“思想以此为代价，正是面对这种美丽的危险，知识才得以打开。”（La pensée està ce prix, c’est à ce beau danger que s’ouvre le savo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