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电报背后的舆论斗争艺术

    ■程志勇 王贺庆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我党本着和平诚意，在明知国民党有以求缓兵之机的情况下，仍然与其举行了第二次和谈。和谈期间，李宗仁以“中华民国代总统”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发了一则电报。毛主席翌日即复电。我新华社对李电也全文予以播报，并加了毛主席亲笔按语。今天，细读这两则电报，不禁拍案叫绝。毛主席深谙宣传舆论战，尽管李宗仁电文很讲技巧和别有深意，但终究还是逊色。常言道，温故知新。仔细领略毛主席在电文中体现出的舆论斗争艺术，可为我们今后开展舆论斗争提供借鉴。

    你避实就虚，我开门见山

    作为一个驰骋两广、纵横国民党政坛多年的军政首脑，李氏可谓极富政治韬略，深明军事上避实击虚之道，在这篇电文中运用得也是淋漓尽致。由于我们主张谈判的前提是要惩治战犯，而李氏又是“第二号战犯”，因此回避战犯罪名、推脱战争责任对他来说是一个颇费踌躇的问题。电文一开始李氏就强调“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特地用“排除万难”一词，显示自己是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和平，至于是哪些“难”，是谁给他造成的“难”，是党内还是党外，他不好讲也不敢讲，所以就采取了抽象叙事，拔高自己还能避免激化矛盾，这个词用得是很讲究的。中间又说“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愿意为和谈作进一步之表示。这句话可谓别有意味，他避而不谈战祸是谁挑起的，对战犯问题也是一笔带过，而是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缓解战争争端的“和平主主义者”，给人印象仿佛战争是我们造成的，他则是一个拯救黎民于水火的菩萨。其潜台词就是哪怕战争是我们国民党首先发动的，那也是蒋介石和你们共产党之间的问题，我管不着，但我现在主政了，就要开创一个和平新局面，如果你们共产党不同意，就是置黎民苍生不顾，就是战争罪魁祸首。最后他又提出“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表面上看，这句话是说美苏可能干扰，我们要兄弟携手、关起门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是借美苏来逼迫我们。当然从电文语调看，李氏也是想和谈的，作为刚上任的“代总统”，虽说是“代”，但谁不想有一番作为呢，更何况他所代表的桂系和蒋氏集团有一定的矛盾，如果能在我们和蒋氏集团之中通过和谈获取“调停胜利者”称号，实现桂系“划江而治、问鼎中枢”的梦想，又何乐而不为？ 但他又怕刺激蒋氏，所以避而不谈战争责任和惩办战犯实质问题，只能在我党和蒋氏之间骑墙。站在李氏角度看，能做到既不刺激蒋氏集团，又能给自己争取政治得分，打造一个“谋和平”的良好形象，尽管有虚晃一枪之嫌，但这还是显示出李氏是一个很懂宣传的政治家，其水平绝不容小觑。

    针对李氏避实就虚之举，毛主席按语中评论李氏“所谓‘国共合作’，毫无界限，尤使人们感到心头有些作逆”。于是，我们就开门见山表明态度：“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因为具体声明我们早已说过，国内各界早已知晓，所以不必再在此赘述，意思是你们不要装聋作哑。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在洞悉李蒋双方矛盾后，对李氏已有争取之意，并于4月4日正式确定联桂反蒋方针，将其代表的桂系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区分开来，希望李氏与蒋氏划清界限，迅速站到人民一边。奈何李氏不愿与蒋氏彻底决裂，对我们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自然态度暧昧。为此我们对李氏又施加了一些压力，既然你们已经同意了以我们主张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那就不要食言，在战犯问题上也是如此。虽然李氏也是战犯，但我们没有点名，也是照顾李氏面子，可谓有理、有节。你说“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我们主张“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这句话融我党政治主张（解放、独立、富强）和民众期盼（生产建设、康乐）于一体，而且叙述的是正面美好图景，比起李氏的负面抽象话语，更能打动人心，赢得广泛认同。

    你好自吹擂，我虚怀若谷

    毛主席按语说“李氏此电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于自己吹擂，颇饶兴趣”，那么这些吹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大家看电文第一句：“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说“主政”，意思是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当家人了（当然这是他自己以为的），说话是管用的。至于“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意思是我既有诚意也有决心谋求和平，仿佛自己受尽了委屈和窝囊气，从而为自己赢得舆论上的同情。中间又说“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在这里李氏偷偷转换概念，把自己从“二号战犯”身份转换成一个“罪在朕躬”的光辉形象，既显示自己不畏牺牲、拯救和平的“诚意”，为自己在政治上赢得高分，又能转嫁战争责任，不可谓不“高明”。前一句表现自己“弱”，博取同情，后一句显示自己“勇”，赢得认可，总之都是为了突出自己。最后又说“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一个“赤诚之心”的李宗仁跃然纸上，不明真相的人看了这则电文很可能真会被感动。

    而且他还用“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这句话施压。此意即是，因为毛主席曾称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所以李总统才愿意“屈尊”与我党“携手”共建新中国。实际上，这是借孙中山这面大旗给自己作招牌。说实话，针对李氏这种“苦肉计”，还真不好当面直接反驳，那样会显得我们无情和无理。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不跟随敌人的脚步打转，在舆论斗争上尤其如此。因为如果总是围绕敌人的话语展开反击，哪怕最后成功了，我们也是拾人牙慧。更何况舆论宣传上往往第一印象最为深刻和持久，哪怕是错误的第一印象也会在人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所以，在舆论宣传斗争中，我们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正当话语体系，既可以先声夺人，又可以把敌人始终限制在我们的话语体系框架内从而保持主动权。

    既然李氏已经先声夺人了，我们就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做法，另起炉灶、别开一面。大家看正式电文之前的这句话：“八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获南京李氏七日来电后，本与人为善之意，答复一电如下。”首先，用“与人为善”一词为我们的电文定了一个总基调。意思是不管你是真和平，还是假和平，我们都愿意网开一面、敞开心胸与你对话；哪怕你是“假戏”，我们也愿意“真做”下去。你用孙中山先生遗嘱这面旗帜，我们就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面旗帜。李氏不明白，自从蒋介石窃取大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产已被蒋氏祸害殆尽。当然，李氏作为国民党“民选总统”，他也不可能拿出新的政治旗帜。最后我们强调：“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这话不光是对李氏说的，也是对其他势力说的，与前文总基调相呼应，体现了我党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和宽宏气度。

    从电文主体上看，李氏电文主体是“宗仁”自己，个人色彩较浓，毛主席电文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属性较强。表面上看，以个人名义显得比较谦虚，但不太正式，其目的是一旦有要求不合己意，就以集体名义拒绝，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反观我方，以集体名义既不唯我独尊，也显得正式，权威性上就更高一些，更能体现我方和平诚意。从格式上看，李氏写给我方电文用的是“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我方复电则用的是“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在古代书信格式中，“有道”一般用于有学问的师长，“勋鉴”则用于地位较高的人士。很显然，李氏此时还没有放下“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架子，内心里并没有把我党当成平等对话的政治力量，而我们虽然此时已占尽多方优势，但并没有斤斤计较于名谓称呼高低，还是给了这位“末代总统”体面。所以，无论是政治道义上，还是个人礼仪上，我们都占据着上风。

    你过分藻饰，我崇尚平易

    从文风上看，李氏的电文过于古奥，毛主席的电文则显得平实。也许有人觉得用古文会显得比较典雅，用白话文则会显得没水平。其实不然，毛主席非常推崇韩愈文章，他不是写不出像李氏这样的古文，而是有自己的考量。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文者，贯道之器也。在毛主席看来，文章作为一种宣传武器，有的放矢才能取得好的宣传效果。所以，毛主席对这种“文人学士”的文章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老鸭声调，是对牛弹琴。

    我们还是看李氏电文：第一句话“谅贵党、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中间“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这些话表明李氏的说话对象主要是我们党和各民主人士，他并未将广大民众置于心目当中，这也是由国民党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由于各民主人士多为知识分子，所以他的电文以文言为主，如“悱恻之忱”，“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汤镬之刑”，“登斯民于衽席”等，辞藻古奥。考虑当时国内的教育普及程度，这则电文也许各民主人士会认可，但广大民众可能就不知所云了，电文自然受众面就不广，起不到好的宣传效果。

    有时候，文风是判断一个政党兴衰的重要观察方面。王蒙中学时代曾分别听到国民党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和共产党人李新的讲话，他觉得前者“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由此体会到，“一股政治势力的兴衰，看一看他们的文风与话风就知道了。兴者富创意与活力，明白而又实在；衰者只剩下了套话与八股，空洞且不知所云”。这两种不同文风其实反映的也是两党不同的阶级立场。可以看出，好的文风是多么重要！ 好的宣传文章不一定非要辞藻华丽，关键是要引起共鸣！

    现在回过头来看，李氏的电文也是很用心的，但为什么最后他还是失败了呢？ 单纯从宣传舆论角度看，他最大的难题就是囿于政党阶级局限，提不出鲜明的、吸引人心的政治口号，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政治主张太落后，代表不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广大民众的心声。修饰辞藻只是第二位的。这也是两则电报给我们最大的启示。附：

    复李氏 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 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根据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新华社北平九日电】中央社南京八日电称：李代总统为表示政府谋和之诚意，特电中共主席毛泽东重申谋和之决心。是项电报业于昨夜十一时拍出。兹志其原文如次：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氏卯阳印。

    新华社按：李氏此电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于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毫无界限，尤使人们感到心头有些作逆。但是在根本上说来，李氏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似乎已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成功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

    （程志勇，工作单位为全国宣传干部学院科研部，国家战略学博士；王贺庆，工作单位为中共哈密市委党校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