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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论词，每以“温柳”并称，如“阔步苏辛，细寻温柳”（洪昇《荪溪集诗余题辞》）、“笔花偶灿，温柳逊其鲜华”（徐翙凤《荫绿轩续集词跋》）等皆是。“温”即温庭筠，因八叉手即成八韵，故得绰号“温八叉”；“柳”即柳永，原名三变，排行老七，人称“柳七郎”。温八叉，柳七郎，一个是唐末花间派鼻祖，一个是北宋词坛的启山林手，虽相隔一百多年的历史时空，然而其人生经历却惊人地相似，诚有谢灵运《七里濑》诗“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之意。
士行尘杂温庭筠奉旨填词柳三变
温庭筠（801—866），本名岐，字飞卿，今山西祁县人，诗词俱佳，精通音律，《北梦琐言》载其外甥的评价，说他“善鼓琴吹笛，亦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可谓多才多艺。然而温性情放诞，不护细行，纵情狎邪，虽年少成名，却被令狐绹贴上了“有才无行”的标签。据《玉泉子》记载，当初他在江淮之间客居游历时，扬子留后姚勖赠给他一大笔钱。年少的温庭筠将这些钱财大多花费于宴饮游乐，姚勖大怒，把他鞭打一顿赶走了。温庭筠的“恶名”，大约即始于此时。
令狐绹是宣宗时的宰相，很赏识温庭筠的才华，遂将之罗致门下，“出入令狐相国书馆中，待遇甚优”。据《唐诗纪事》，令狐绹尝令温捉刀，撰《菩萨蛮》词以取悦宣宗。令狐严词叮嘱温不要泄密，不过不知温是心中不忿还是心直口快，转头就言与他人，令狐相国岂能不怒？ 后果就是“由是疏之”。然而事情还没完，《北梦琐言》记载宣宗曾赋诗，上句有“金步摇”三字，无人能对，温庭筠作为“未第进士”，以“玉条脱”续之，得到宣宗的激赏。能得天子青眼，出头指日可待，然而温庭筠毕竟如《旧唐书》所谓“士行尘杂，不修边幅”，不但泄密，且讥笑令狐绹无学，连“玉条脱”出处《南华经》都不知，直言其为“中书省内坐将军”，再一次得罪了权相。那个时候，令狐绹身为宰相，权倾朝野，攀附之辈多如牛毛，许多姓“胡”的人都要冒姓“令狐”。而此事又被温庭筠抓住，戏语调侃了一番。据《南部新书》载，温戏为词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铃’（谐‘令’）。”
令狐绹提携亲旧“不恡其力”，人人趋之若鹜，只恨投之无门，甚至不惜改姓；反观温庭筠最初颇得令狐绹赏识，但三番五次，不但失礼，且语兼嘲弄，最终使得令狐绹奏他一个“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也就不足为怪了。温也曾自伤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悔之晚矣。
得罪了权相且不论，温庭筠偏偏又触怒了皇帝。《北梦琐言》记载宣宗微行时与温庭筠在旅店相遇，温不识龙颜，很傲慢地问宣宗：“你是不是司马、长史之类的官？”宣宗说：“不是。”又问：“那你可是参军、部曹，或者是簿尉之类的官？”宣宗说：“不是。”可以想见，宣宗此时是何等的窝火。不久，温就被贬为方城县县尉。平心而论，宣宗也算是晚唐一位励精图治的英主，是否会因温庭筠不识龙颜而遽下贬谪，须打一个问号，且宣帝微行乃小说家言，正史所不取，恐怕制词所言才是主因吧——“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论士，以“德行”为第一；在古人看来，德行有亏，则其他无足观矣。
上自皇帝下至权相都得罪个遍，温庭筠的蹭蹬科场也就在所难免了。温庭筠做过最大的官是国子助教，其职责主要是协助国子博士教授生徒，此官职得之于襄阳刺史徐商的力荐。据史料记载，庭筠于任职的第二年主国子监试，他“悯擢寒苦”，对邵谒的作品激赏有加，且榜出邵诗三十余篇，“以振公道”——此中或许也带着对自己科场困顿的不平，遂在其晚年做了这件大快人心之事。不出所料，温此举触怒了当时的宰相杨收，即被贬为方城尉，未至贬所，流落而死。揆诸情实，这一本事或许才是温庭筠被贬方城尉的直接诱因。
温庭筠《过陈琳墓》诗曰“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引陈琳为神交，且叹自己不如陈琳那样有幸得遇大度容人之曹操。末二句“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言欲效陈琳之从军，冀遇知己。又《蔡中郎坟》诗曰：“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自比蔡邕，然其平生遭逢实际上并不如蔡，可见其壮志难酬之苦闷。温庭筠自视甚高，然而始终无法摆脱“无行”的负面标签，终至蹭蹬，凄凉一生。
再看柳永。柳永（987？ —1058？），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更名永，字耆卿，今福建武夷山人。柳永在宋代词坛大名鼎鼎，但他的际遇更不如温庭筠，不仅《宋史》不为其立传，即如生平大略，也无碑传，事迹仅散见于宋人笔记之中。《后山诗话》曾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仁宗所好的柳永词是哪几首，今已无考，但一定不是柳永著名的《鹤冲天》词。
《鹤冲天》是其大中祥符元年（1008）初试败北之后所作，且在之后又成了导致落榜的触媒：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需论得丧。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芳。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吴曾《能改斋漫录》中所说，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要发榜时，他特意将柳永黜落：“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鹤冲天》词原不过是柳永落第后的牢骚语，却因此被宋仁宗“伤口撒盐”，柳永遂无奈自嘲为“奉旨填词柳三变”了。
后来，柳三变改名柳永，终于进士中式，但因为前已得罪了仁宗，吏部不敢授予官职，柳永不得已求助晏殊。晏殊乃是当朝名相，乐于奖掖人才，当时很多名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或出其门下，或得其引荐。晏相好宴饮游乐，尽管喜作娴雅婉丽的小令，境界不大，但毕竟属于士大夫之词，以“温柔敦厚”的《诗》旨为标的，自然瞧不上柳永的偎红倚翠、直白俗艳。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段对话：晏问：“贤俊作曲子么？”柳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不悦，道：“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实际上，晏殊将柳词视为伶工淫亵之词，也是当时一众士大夫、谈艺者的共识。
既失欢于天子，又受责于宰相，温、柳二人可谓难兄难弟。在其当世，负面评价是温、柳人生的主色调，至后世也往往被当成了“狎邪轻亵”的不祧之祖，诚如李慈铭《越缦堂诗话》所论：“李山甫、康伯可俱有清才，而论世者以为温八叉、柳三变之罪人。惜哉！”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温庭筠远祖温彦博曾是唐贞观年间宰相，获封虞国公。温庭筠才华出众，志存高远，自然想有一番作为。他勤学苦读，“才思艳丽”，还曾从军出塞、壮游赤县，无非是想建功立业，重振门楣。《旧唐书·文苑传》载，温“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开局似乎不错，但紧随其后的却不似“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么美好。温交游不择人，往来的大都是无赖子弟如裴诚、令狐缟之徒，终日酣醉，喜歌吹宴乐，写侧艳之词，便付出了累年不第的代价；甚至后来他的儿子温宪也遭连累，主考郑延昌以“其父文多刺时，复傲毁朝士”为由，“抑而不录”。反观与其狎玩的无赖子裴诚、令狐缟，后皆进士及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旧唐书》记载的这位令狐滈，就是前面提到的权相令狐绹之子。或许是看透了科举考试的攀附干谒，或许是认清了寒士不第的制度性限制，他开始游戏科场，当起了枪手，赢得了“救数人”的称号。《北梦琐言》说他“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次入试，都押官韵作赋，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亦号“救数人”。
《唐诗纪事》也记载了温庭筠科场“救数人”的“义举”，可谓声名远扬。因而大中九年（855）礼部侍郎沈询主持贡举时，特为其设置专座，《北梦琐言》卷四记载了故事的前半段，略谓主考沈询别施铺席后，走到帘前谓温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沈询自以为手段高明，自鸣得意地对温说“我的考场中绝无可能代人作文了”，最后还甩出一句“加油”。不知是助人成瘾还是心有不甘，温又出手了。《唐摭言》记载了此事的后半段，被主考设置专席、严防死守的温庭筠自是心中“不乐”，提前交了卷，“献千余字”的同时，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救了八个人。真是不可思议！
考场作弊理当治罪，温庭筠因搅扰场屋，被黜隋州县尉，此事亦颇为有趣。温未中进士，却得皇帝特旨“黜”以县尉，释褐入仕，可谓似贬实升，无怪乎草制者裴坦忸怩久之不知如何下笔了。《东观奏记》卷下记载了裴坦的制词说：“乡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夙著雄名，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随州随县尉。”
温庭筠一生五入科场，皆未取得功名，此次为最后一次，最终以被“黜”为县尉而收场。温虽然官职不高，但文名响亮，因此《新》《旧唐书》均有传，只不过贴着“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薄于行，无检幅”的标签罢了。
与温庭筠出身名门相似，柳永也出身于望族河东柳氏，父亲柳宜与叔父柳宣在南唐与宋初为官，叔父寘、宏、寀、察及其兄三复、三接，子涚，侄淇，都是进士出身，可谓进士满门。柳永之父虽官阶不高，却也给了柳永安稳的生活。柳永少年时期生活在汴京，十五岁成婚，且妻子非常漂亮，柳词中反复写到她，如《促拍满路花·香靥融春雪》《菊花新·欲掩香帏论缱绻》《玉女摇仙佩·飞琼伴侣》等等。可见，青少年时期的生活还是比较顺遂的，其人生之不幸，大概始于屡试不中。
或以为柳永于仁宗亲政的第一年即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足以证明柳永早期并非“忤仁宗”，反而是受仁宗沾溉无疑的，而这也使宋人所编造的柳永“蹉跎于仁宗朝”的虚妄之言不攻自破。可惜好景不长，庆历二年（1042），柳永因写了一首《醉蓬莱·渐亭皋叶下》而得罪仁宗，这与前所谓《鹤冲天》词得罪仁宗是有出入的。不过，忤仁宗在早在晚，总之是失了圣心。温庭筠五十多岁才得一小官，柳永及第时也已年近半百，科场半生，痛何言哉！ 然二人相较，温更要苦于柳。温终生未第，穷困潦倒，身被恶名，甚至被巡夜小卒击折其齿，何等屈辱！ 而柳虽被黜，毕竟也是进士及第，名正言顺做了官，比温终身未跃过龙门要幸运得多。
温庭筠似乎一直在与不公的命运抗争，却屡战屡败，因而苦闷非常；反观柳永，他也抗争了，但是适可而止，仕途不顺，他便心甘情愿为歌儿舞女填词，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
花间鼻祖温八叉一代词宗柳七郎
词人不幸词家幸，在词史上，温、柳二人各开词坛一代风气。
温庭筠诗词俱佳，其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千古传诵的名句，不过他最终还是以词名世。温词为“花间”之冠，其中尤以《菩萨蛮》词为代表。其词多写闺情，秾艳精工，艺术成就在晚唐词人之上，被称为花间派鼻祖，且开创了文人大量作词的先河。
温庭筠不是第一个做词的人，但他是将词这种体裁从民间俚曲里提升至文坛的关键人物，开创了文学史上第一个词的流派，是词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花间集》收录温词六十六首，这里面就用了二十八个词牌，《钦定词谱》中明确标明始自温庭筠的词牌就有八个，可见其创调之功。他还是第一个编有词集的词人，唐人的词都是“附诗以传，词之有集，自庭筠始也”。其《握兰》《金筌》二词集已佚，王国维辑其《金筌词》七十首，于是学人可一窥温词之总貌。
如果要追溯柳永词在文士中的知音，大约可举苏东坡。东坡最早提出了“柳七郎风味”的命题，代表了宋人对柳词的最高评价。李清照在北宋诸词家中唯独肯定柳永，认为：“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从文学史的视角看，整个北宋是柳词的天下，时代创造了柳永，柳永也创造了一个时代。即使到了南宋，崇柳、学柳亦成为一种风气。他的词，得到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细民的一致喜爱，“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就是明证。
词为音乐文学，其“倚声而歌”的特性，注定要与歌儿舞女产生联系，温、柳流连于秦楼楚馆，烟花柳巷，女性成为他们专力描写的题材，爱情是其反复吟咏的主题。温词香软含蓄，柳词直率热烈；温词如簪花仕女，柳词如市井少妇，各尽其妙。从温词到柳词，一个至真至美又不矫揉造作的女性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不仅如此，二人还共同助推了词的地位的清晰与明朗，或曰：词自温八叉，算是真正成立；至柳七郎，始获得文体层面的大为解放。
（作者为中华书局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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