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研究的症结与方法

    一

    徐小斌，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症候。

    北京大学教授贺桂梅说：“徐小斌在当代文坛似乎始终保持着一种‘局外人’的姿态。她以诡谲的想象力、超拔的智性与敏锐的感受力长久地构造着一个个由神秘的文化符码筑成的‘别处’。”

    徐小斌在创作初期，在《请收下这束鲜花》和《河两岸是生命之树》的早期阶段，可以见出她和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同调；自《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和《海火》开始，徐小斌就成为文坛的独行侠，义无反顾地在创作内容和创作形式两个方面进行坚韧的探索，从与时代同行，转为特立独行，从时代的合唱退出，进行一个人的独唱，可以说，她是承接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精神，将文学的探索性原创性进行到底的。无论是在同代人作家中，还是在女性文学的序列中，这都是其鲜明的精神标记。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徐小斌创作的跨度之大，经常难于让人做连续性的跟踪研究。《羽蛇》问世颇受好评，在女性文学创作中占尽风情一时无两，她却遁形而去，钻史料，访故宫，去写20世纪初年清宫禁苑中的《德龄公主》。每一条路子蹚开之后，本来都可以继续在驾轻就熟与逐渐完善之后形成写作套路，巩固成果，徐小斌却掉头而去，另起高楼，她的六部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在结构、叙事上别开生面，都是在进行自我超越。惟其如此，推倒重来，戛戛生造，自己难为自己，迟缓了她的创作频率，让批评家和读者很难保持对她的连续性关注。须知现在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不会造势，不会把握恰当的时机，不去揣摩和迎合读者与社会的阅读心态，一心沉浸在自己的创作状态中。这也是“局外人”之一解。

    先锋也罢，探索也罢，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质地。徐小斌的文学创作，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境界开阔而繁复，如其一部作品所彰示，是人生与心灵的迷幻花园，极容易走失，也带来有难度的阅读。徐小斌的创作，要穿过现实、秘境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各种理论的三重门，然后又很经常地陷入各种严重的悖论中，悲观与乐观，科学与神秘，写实与虚幻，隐士与斗士，个人性与全球化，茕茕孑立与退让妥协，互相纠结，撕捋不休。就像她所言的悲观与乐观，“我说我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而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情感上的悲观主义者。像《红楼梦》，‘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就剩‘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认清这个世界终极的东西是好的，所以维纳认为人类就像一艘注定要驶向死亡的航船，可是人不能因为知道自己要死就不好好地活了，在航船上所有的乘客还是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表演。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我至今认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能乐观地活着。终极就在那里，但是你还要活得精彩。”（吴成贵：《徐小斌：写一部中国版的〈阿凡达〉》）

    二

    徐小斌的创作，大抵属于小众文学。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在网络文学写手日撰万言、影视剧作家纷纷致富的当下，信守文学的追求，保持先锋的姿态，执拗地追求一种建立在真实之上的唯美风范。

    这样的选择未免强人所难，徐小斌却乐此不疲。她的作品和读者的距离越拉越大，于是她不无焦虑地屡次出面现身说法，阐述自己的作品内涵，希望借此打通作家与读者的心灵通道。这也是她以真示人的表现之一种。

    在当代文学的高原上，徐小斌也许不是最醒目的，但她一定是最独特的地标之一。

    有唐一代，诗歌蔚为大观，不但有李杜诗篇万口传，有元白乐府贴近民间，也有李贺那样的奇才怪才，虽然知音有限，但其时代性和艺术价值并不因此遭受贬损。李贺是个苦吟的行者，乘着驴子出门，时不时地会冥想出一两个佳句，急忙写下来将其纳入随身的锦囊。在唐代诗人的群英谱中，李贺的作品不是很多，却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精彩存在。徐小斌颇类之，她像写诗一样精心地写小说，是苦吟的行者——请看她小说中涉及到了多少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风情——上天下海求之遍，两地茫茫都不见，闻道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炼狱之花》之谓也），追求希望与理想的境界，九死而不悔。不仅是其文学才华，还有满纸的神秘氛围，思维的跳脱不羁，释影憧憧，巫风阵阵，欲念临空，幽灵浮动，人蛇变化，梦中有梦，都近乎“鬼才”李贺。

    三

    “美是难的。”对徐小斌40年创作道路与文学成就作出匆匆扫描和阐述过后，对于柏拉图提出的这一命题，我有了更为深入的体会。

    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40余年，与徐小斌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相重合。徐小斌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静悄悄》发表于1981年《北京文学》第2期，春天的夜晚，希望在萌生，遐思在蔓延，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像作者一样年轻，和作者一样浸润着新时期伊始的初春气息。时至今日，徐小斌仍然活跃在文坛艺苑。在这一个人从青春年少到炉火纯青的四十年间，时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坛的风向转换了若干次，徐小斌的个人经历和心灵世界，在其中展开和浮沉，时代变迁、文坛风烟和个人经历三者都重重叠叠地体现在其小说和散文作品中。

    阐释徐小斌，除了创作时间跨度和作品数量众多，更为重要的有两个难点。

    其一，是探索徐小斌的心灵世界的力不从心。就社会经验而言，作为同代人，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亲历者和文坛的在场者，我对于徐小斌表达的许多生活感受与社会批判感同身受。问题在于徐小斌的阅读经验和心灵空间之深奥斑斓。她的阅读偏好于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我对于这两位作家并没有多少独到的心得。她对西方超现实主义绘画有独到的理解——不要说我这个美术的门外汉，她高度称赞的一些画家在中国大陆都是不为人知，从事美术专业的人士都很少提及。她的融合又超越了各种宗教教义的悲悯情怀，对心理学的关注，对神秘主义的体验，对现代科学的兴趣，美术和音乐修养等，都是其心灵空间的重要组成，构成其精神信仰与想象世界，具有相当的超验性。我自认为是一个在地面上行走的经验主义者，而且生为男性，对徐小斌的诸多生命感遇和精神元素有许多的阻隔，难以逾越。

    其二，是徐小斌作品的难以概括。我把她的创作总结为无依无靠，无门无派，无拘无束，无牵无碍。

    徐小斌的创作持续了40年，却一直是业余创作的作家。这是无依无靠。

    她的创作，如其所言，很少会被归纳到某个文学潮流之中，没有标签，没有被命名，这是其长处，亦是其短处，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易形成群体效应。这是无门无派。

    徐小斌自喻是“任性的尘埃”，任性，就有可能得到相对的自由，任性，就是企图在有限的生命中超越自己。她的创作，任性纵情，无拘无束，能够在举世嚣嚣中发现斯人独憔悴的景焕（《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敢于在言者寥寥的语境下奏响当代梁祝的浪漫绝响（《天鹅》），不顾忌是否会失去读者、粉丝，在《羽蛇》颇受好评之后转身去写《德龄公主》，还可以把文学放在一边去画出非常时尚的《海百合》绘本。这是无拘无束。但无拘无束并不完全是好事。就像《羽蛇》中所说，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这正好和任性的尘埃自由超越形成一组悖论。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写作，会让人拍案惊奇，徐小斌的创作因此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具有很强的炫技性的是其作品中的多线索叙事，音乐，美术，宗教，科学，历史，心理，色彩缤纷，凌虚高蹈。就像《敦煌遗梦》，一半是宗教，一半是迷案；就像《天鹅》，一半是音乐，一半是传奇。这样的创作别开生面，乱花迷眼，也容易分散作家和读者的注意力，忽略了奋力一击产生的疼痛感和冲击力——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赞赏《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和《羽蛇》中瞬间爆发一刀毙命的痛快淋漓的，痛，并快乐着。炫技性的写作，多种才能的施展，可以获得五项全能或者十项全能的冠军，其不利因素则在于，怎样更好地处理主从关系，强化其情感的力度和直击世道人心的穿透力。就此而言，徐小斌的一批中短篇小说，《蜂后》《别人》《吉尔的微笑》《做绢人的孔师母》可以说是刀刀见血，一剑封喉。惜乎在长篇小说为王的时下，它们都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所谓无牵无碍，是指她无视文坛游戏规则——在当下的注意力经济大趋势下，作家要能够经常吸引眼球，作品问世的频度要高，要有持续性，在广播上有声，在电视里有影，在微信圈里有料，甚至在新作推出前要有热身等等，她都忽略不计；在电视剧大行其道之时，她身在“宝山”，所获无多，不曾将拥有的资源富矿开发出来——这些都几乎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将上面的“四无”做一个总括，回到研究徐小斌的难点上来，她的创作过于飞扬跋扈，不但很难和文学潮流相融合，很难发现规约她创作的文坛——环境机制，仅就徐小斌自己的创作而言，许多时候也是“天女散花”“女巫做法”，跳跃性过强，把握其创作的主脉何在，进行总体梳理非常困难。

    应对这两个难题，我做了不少努力，做了不少功课。为了解析《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和《弧光》，浏览了若干部希区柯克的精神分析电影。为了理解徐小斌的西方美术修养，查看了她的相关文字和《西方美术欣赏》授课视频。《敦煌遗梦》中的宗教诸神，《炼狱之花》中的吉凶花语，阿尼玛心像，科学神兽，等等，都做了恶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有助于解读徐小斌的理论文本做大量涉猎，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埃里克森的人生发展八阶段划分等，都化用到小说文本的解读中，力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在具体的行文中，应对徐小斌创作的“天女散花”，我的研究路径是，不勉为其难强作解人，对她的中短篇小说不求面面俱到，集中地讨论其中的少女成长与爱情婚姻故事，对其6部长篇小说，逐一地进行有深度的剖析，然后借重巴赫金的“人与世界一起成长”的理论加以整合之，建构整体的论述框架。这也许不是解读徐小斌的最好的方式，却是我自觉的一种可行性策略。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荣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