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学问　不求闻达

    您有枕边书吗？

    周涛：当然也有了，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书，唯一不变的是《读者》。《读者》不是书是杂志，不过也可以算是书。几十年来一期不落，总在枕边。轻松一刻，伴我入眠。其他的书，不断变换，有董鼎山先生的《纽约客书林漫步》，也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总体来说我读书没有什么目的，不做学问，不求闻达，喜欢而已。这一辈子也不知道读了多少书，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现在觉得自己好像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仓库里面空空如也。

    枕边书嘛，原来是枕边、厕上、闲暇时，现在厕上没了，换了手机；闲暇时也没了，换了电视；只有枕边才能保留下来书。书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了……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周涛：我读得很快，一目十行也许夸大，三行大概可以做到。感兴趣的地方喜欢用笔划杠杠，不感兴趣的随意跳过去。大部分书看上三页就知道值不值得继续了，弃之。书很多，浩如烟海，十辈子都读不完，把喜欢的书看完就可以了，人不是书的奴隶，而是它的主人。人和书之间有一种缘分，有缘它自会来找你，无缘对面不相识。我这个人很少进书店，三年不进书店，十年不到图书馆，总是有朋友给我弄来些书，也够了。

    您曾提到自己读书主要凭兴趣，真正能特别吸引您的很少？ 您读书有什么标准，什么样的书能吸引您？

    周涛：我读书纯粹是凭兴趣，既爱书又不珍惜书，喜欢的是宝贝，不喜欢的是垃圾。理论性的、学术性的我都看不下去，而且现代性比较强的也是接受不了。这和我的文化环境有关，这是我的局限性。我不喜欢海明威，也不喜欢他那种亮着大胡子和胸毛故作强人的感觉。莫言能够从福克纳作品中受到启发，他毕竟小我近十岁，脑子里旧的东西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我的头脑中旧的东西太多了，装满了，新鲜事物就挤不进去。这点我也意识到了。

    您在不惑之年即成为“文化散文”代表作家享誉文坛。您是否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受益良多？ 能谈谈您最常读的书吗？

    周涛：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以文字为主的，唐诗宋词元曲，四大名著等等都是文字之学，谓之文学。这个主导了中国的文化主脉，这是正宗。我是受这个影响很大的，这是我的血脉，所以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偏离这个文化之河！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 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周涛：我对自己的一大堆书，弃之不忍，存之无碍，反正就是不想再见它们。有些有价值的、有点纪念意义的，也有很多应该丢掉的东西，算了，留下吧，来一次也是不容易呀……扔书如同扔人！ 书就是那个人，还是应该尊重别人。

    读过的作品中，您有发现被严重忽视或低估的吗？

    周涛：这种情况不是特别明显，反而是更多的被捧到过高的作品。比如说周作人的散文，我怎么就看不岀好在哪里，也许是我水平有限。有的小说，实在读不下去。徐志摩和林徽因现在很走俏，但是我认为远远比不过闻一多先生。人有运，书也有运，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阶层中，误判误导是难免的。现实的手伸入故纸堆的时候，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

    假如可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

    周涛：如果带上三本书到无人岛，我想要带上伏尔泰的三大本《风俗论》、卢梭的《忏悔录》、柏拉图的《理想国》。

    您19岁在《新疆日报》和《新疆大学校报》上发表文章，抒情诗《天山南北》受到曹禺、徐迟称赞，你们之间有联系吗？他们是怎么注意到您的作品的？

    周涛：曹禺和徐迟两位前辈一起来新疆，是当时的区党委书记汪锋请来的嘉宾。当时影响很大，千人大会上，谁也没有想到曹禺先生把我的《天山南北》这首诗拿出来朗诵。他热情洋溢、评价很高，“你们新疆有人才呀！ 这样的诗，就是郭老看了也会高兴得跳起来！”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就被抬举起来了，立马成为一个新星。其实我不在现场，远在千里之外的喀什，有人写信告诉我的。我哪里能够认识曹禺先生呢？ 一直都没有见过。徐迟来过喀什，见到了，简单交流了几句。

    80年代，您的诗歌创作进入高潮，诗集《神山》曾获第二届全国新诗（诗集）奖。那次颁奖会上，您第一次见到诗人艾青、臧克家？

    周涛：1986年3月中旬，也是我40岁生日那天，第二届全国新诗奖颁奖活动在北京举办，胡乔木颁奖，艾青、王蒙在座。见到了艾青先生，他眼睛有疾，一握手，别人告诉他“这是新疆的周涛”，手忽然用力紧紧握住。臧克家先生也为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二三星斗胸前落，十万峰峦脚底青”，我装裱起来挂了很长时间。这些前辈对我们都是很热情的，虽然他们一生吃了不少苦头。

    能否谈谈您早年的阅读经历？ 受惠特曼、聂鲁达的影响较多？ 作为“新边塞诗”代表诗人，您如何评价自己“新边塞诗”的风格？

    周涛：是的，我年轻时受到很多诗人影响，中国新诗受到郭小川、艾青影响，外国受惠特曼影响最大。他像个伐木工人，其《草叶集》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我至今都喜欢他，但是又学不到他的气势恢弘、充满活力。我们几个人80年代搞了个“新边塞诗”，回头再看，算是给西部地区带来了一些新鲜的声音。之后影响了西部文学的繁荣，增加了大家的自信力，我对此引为自豪。

    如果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变成谁？

    周涛：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想了一下，可以肯定的就是，我想变成沃伦斯基，同时也想变成格里高利！ 一个是贵族气质，一个是顿河哥萨克。这两个人物都深深地吸引了我、影响了我。

    2019年，您出版首部长篇小说《西行记》。小说通过西域南疆喀什噶尓几个小人物的人生境遇，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变革。《西行记》语言与您的诗歌、散文一脉相承，不少读者把《西行记》看作您的自传体小说，因为姬书藤的故事与您的经历相似。是这样吗？ 这部小说对您来说有何独特意义？

    周涛：这个小说是我的一个尝试，七十岁后的一次实验。它的确是我年轻时的生活经历，是有些自传体的意思。但是其中有一些虚构的故事。我一直以为诗和小说很多不同，油和水难以融合。大诗人少有长篇之作，小说家也难有精美诗篇。如果有个连接的桥梁，那就是散文了。我写诗二十多年，写散文三十多年，不试一下小说于心不甘。文学本来就是一桌小菜，它不是整个世界，一碟一盘为什么不能都尝尝呢？

    《西行记》中庄延身上汇集了中国传统女性诸般美德，真实温馨，这个人物有原型吗？

    周涛：是的，原型就是我的老婆了。我们一起走过了五十多年，现在都老了。这时候才能体会到她的好来，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很难替换。我们家她是主角，操持一切，我是甩手掌柜，啥都不管。庄延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当然也略施粉黛、小化淡妆，小说嘛。

    如果请您分别评价一下自己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创作，您愿意如何作比？

    周涛：我曾有过一个说法，我的小说是小学生，诗歌是初中生，散文是高中生。放在更高的文化层面来说，这个也不是故作谦虚了。

    现在流行跨界，有些学者也自称作家，您怎么看？

    周涛：学者、作家和诗人，三者不能混淆，学者靠的是学问、见识，作家靠的是生活积累、文字表达，诗人靠的是才华和灵感。固然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分开，但是毕竟少有通才。各自都有各自的长处，严格来说还是不要彼此乱了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