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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斐
闻宥（1901—1985），字在宥，号野鹤、早雁，室名落照堂，江苏泗泾（今上海松江区）人。1913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到上海申报馆工作，业余在震旦大学进修。1922年秋至1926年夏，在上海爱国女学校、景平女学等校任教。1926年秋至1929年夏，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及函授学社国文科教员，同时在持志大学、国民大学等校兼课。此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燕京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闻广、张长寿：《闻宥先生生平》，《松江史志》2013年第1期）。为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通讯院士。
以1929年夏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为界，闻宥的人生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文学创作为主，文学研究为辅。他加入南社，主编报纸副刊、文学杂志，发表了不少诗文、小说、诗话，并与柳亚之展开影响颇大的“唐宋诗之争”（沈雨洁：《闻宥文学研究》，上海大学2021年硕士论文），在书坛也崭露头角，著有《野鹤零墨》（枕霞阁1918年6月初版）和《白话诗研究》（梁溪图书馆1924年5月再版）。后期主要致力于汉藏语系语言文字及古文物研究，学生中的优秀者有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等。
《文学小史讲义》应是闻宥在商务工作期间应职务需求而编。这套讲义的作者多为名家泰斗，商务委托未过而立之年的闻宥撰稿，足见对其才学的欣赏。
“文学史”原本兴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被视为“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约在20世纪初转道日本传入我国，逐渐成为文学研究与教育的主要范式。衍至二三十年代，已告别了早期类似文化史、学术史的庞杂局面，研究畛域越来越狭窄、明晰。
闻宥首先在小史“引言”部分沿用通行做法，从辨析“文学”一词的定义入手，划定自己的书写对象。他指出，我国古代的“文学”概念，多为广义，“但有文字，即为文学，道术方术，一切兼涵，多歧易于亡羊，循名莫由责实”；而今天的“文学”概念，则为狭义，“内求情感，外求藻韵”，依此著史，“纲领既具，条目毕张”。因此，他“以今之名，论古之实”，也就是以狭义的“文学”定义为标准，选取相关的古代材料进行撰述。在他看来，符合这一定义的古代文体，不外乎如下数种：“诗”“赋”“词”“曲”“小说”“其他韵文之大部及散文之一部”。接下来，他便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附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八个时期，分章论述了这些文体“思潮之起伏，艺术之升降”，概述了主要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派别的特点及得失。每个时期末尾，还联系整个中国文学演进的宏阔背景，概括此期文学之特点，如“先秦文学”部分提到：“诗歌之变而为骚赋，实开后世协律文变为吟诵文之先河。”全书末尾，设“结论”一章，总结中国文学史上“可以供吾人今日之寻省”的观念，以便国人扬长绌短，自觉地进行文学创造。
可见，这部文学小史和当时学界主流一致，是在西方传入的现代“文学”和“文学史”观念指导下撰著的。闻宥通法语、英语、日语等多门外语，这是他的主动、自觉选择。沙孟海曾在日记中记述，闻宥“谓中国书籍中只有材料可寻，而无知识可得，劝余乘此多暇可读日文”（参见沙孟海《兰沙馆日录》1929年11月1日，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日记卷》第4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4页）。在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文字专号》作跋时，闻宥更是明确指出，中国古人传统的研究方式，“固然也成就了他们时代上的光荣，但是在现在已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仪型”。“现在呢，我们张目一看，我们的四邻满是花实灿烂的乐园。我们有异于骨董家言的考古学，我们有异于等韵家言的语音学，我们更有其他更现代的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这些学问上的范畴和结论，都足以使我们文字的研究，引到严密精细的路上去；都足以使我们的观察，从纸面透到纸背；都足以使我们的批判，从外表深到肯綮。至少也可以供给我们以若干极有价值的暗示。所以我们应该全盘承受下来，而后我们的研究，方才能成为独立的专门的现代的研究。”（闻宥：《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0卷第11集第125—128期合刊，1930年4月23日）
然而，在积极拥抱国外舶来的现代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闻宥也强调不能“舍己从人。视我一切学术，皆若为西洋学说之附庸，甚至其说之万不可合者，亦竟曲加比附”（闻宥：《国学概论》，《国学》第1卷第3期，1926年12月10日）。这个警醒，反映在《文学小史讲义》中，首先是对中国文学及其演变的特点、复杂性有所认知与尊重，以免削足适履。其次，闻宥重视文学发展语境的还原，力图呈现文学与其他学术乃至政治、经济、风俗等共生、互动的立体景观。
就史观而言，闻宥葆持的是当时流行的“进化”观念。在他笔下，中国文学史呈现为诸种文体、文学派别不断孳生、消长，内容不断丰富，技巧不断致密的景象。他认为：“中国文学消长之方式，协律文与吟诵文两者伏倚之消长也。一种协律文行之既久，则必渐弛而为吟诵文，而移时又必有他种协律文起而继之。故协律文方盛，则吟诵文必衰，而其他一方之盛衰亦如之。”其所谓“协律文”，指入乐的韵文；“吟诵文”，指不入乐（即“不歌而诵”）的韵文。他勾勒了协律文由“《诗经》”到“乐府”再到“词”“曲”的演变过程，提挈了吟诵文的独立、定型及演变，对二者的互动也有阐发。而将文体之递嬗，如“词嬗而为曲，平话嬗而为演义”，视为“艺术上之一大进步”，“于文学史上尤有重大之关系也”。闻宥说：“盖平话者，具章回小说之雏型，而未脱杂记、随笔之韵味；有艺术之形式，而乏艺术之手腕者也。自演义出，而后事物之描写始细，语词之修炼始精；虽累至千百万言，而如绳之贯，如丝之牵，首尾相衔，不可淆乱，此诚技术上可书之事。”在此基础上，他接受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对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时代文学”予以重点论述。比如，闻宥指出：“其异军特起，而尤为宋代文学之精英者，词也。词盖萌芽于唐末，蓓蕾于五代，而艳发于两宋。故两宋者，词学之黄金时代也。”
而且，闻宥的“进化”史观比较辩证、合理。有时，他将文学进化描述为物极必反、不断纠偏补弊的此消彼长过程。比如，他指出，“辞赋之起，盖由于诗歌之衰”；“骈文以涂辙迫隘之故，至此（唐）而已极敝，故古文乘虚而袭之”；“两宋之文学，又唐代文学之反动也。唐尚情，故词缛于意；宋尚理，故意丰于词”。有时，他从不同方面或角度评析文学发展的进退得失。比如，他评析沈约“永明体”的功过道：“以组织言之，则进而日密；以性情言之，则退而日漓。”认为宋诗“形式上虽无变化，而内容之转换则剧”；词有南、北宋之别，“以技巧论，北固少逊于南；以境界论，南实大逊于北。盖纂组既工，则天姿反损；体裁既备，则出语多因”。有时，他坦陈某一特定时期，文学出现了退化。比如，他指出，明代文学“销沉而无生气”，“缺少时代的特色”，“综其所由，则有二事：一为帝王之摧抑，一为儒士之摹拟”。总体而言，闻宥觉得中国文学是随着时序推移不断进化的，故他将清代文学视为“数千年旧价值之总结”。不过，由于在中国，“文学进化之利器”——文学批评不发达，故整体上的进化比较缓慢，“思想之变化”“不如形式变化之剧”。职是之故，他认为，中国文学的进化过程并非“完成时态”，而是“进行时态”：“清季西学一入，而文学之作风，即为之丕变”，出现了采用白话新体的新文学。可见，闻宥的“进化”文学史观，既有受以胡适为代表的主流影响的一面，也有与之对话、为之纠偏的一面。这提示我们，对于晚清民国不同学人的学术观念，要细致爬梳辨析，既要看到共性之同，也要看到个性之异。
在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评判上，闻宥多受“五四”以来新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与“结论”一章继往开来的希冀相符。他认为从整体审视，中国文学“以民族性为基础”，“故其质常为保守的，为回顾的”。具体论述时，他以《诗经》中的国风“若自口出”，故认为其价值“过于雅、颂”。以“《三国》尚半袭文言，《水浒》始纯尚口语”，故认定后者之印象深于前者，真价亦过于前者。批评文学专家以名位、体制之炫、囿，“意丰者徬徨于求道，才富者宛转于修词，经营益盛，情性愈漓”。赞美“通俗文学之作者，则既无名位之足冀，又无派系之自限，纯以意兴之所至为之，故独得文学之真，而为魏、晋以下文人所弗及”。批评班固《两都》、张衡《两京》之赋，“侈陈宫室，涂饰庙朝，藻采虽工，情感则薄”。褒扬陶潜“盖以不加雕饰之词，自写其内心生活者也……盖蕴之于内者既真，则发之于外者自异矣”。赞美元曲之长处，在于“自然”，“此其所以为一代之绝作，而后之摹拟者，百思而不能到也”。认为“诗之盛唐，本为时代之绝诣”，批评明人摹拟唐诗，“有藻采而无才情，有声调而无意味”。赞美李白“以理想为中心，故逐杳冥而不返”，杜甫“以现实为立脚，故哀人生之多艰”，各有千秋。批评唐人传奇多“仙鬼之谈”，“而能以人生为基桢，作忠悫之描写者，则罕见之焉”。上述对“口语”、平民文学和“情性”“真感”“自然”、独创的肯定、赞美，与对“文言”、“专家”文学和“藻采”、虚饰、雕琢、“摹拟”的否定、批评，以及文学应该反映“现实”、张扬“理想”、呼应“时代”、服务“人生”等主张，皆可看作“五四”以来新文学思潮的回响，令人想起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经典文献。
得益于新思潮之熏沐，闻宥治学，颇重系统性。他说：“盖学术也者，其最要之条件，为本末条贯，犁然自成为一统，而破碎支离、牴牾不适者，不得与焉。”他认为“课士”之讲义，与“惟陈言之务去”的专著不同，应“多采群言，明其非一己之独断也”，且须“简约浅露言之，行文尤从时尚”（闻宥：《国学概论》，《国学》第1卷第3期，1926年12月10日），“以遗要为戒”。这部文学小史，的确落实了上述主张，可视为20世纪30年代新派中国文学史撰著共识之缩影。不过，也时时洋溢着以旧体诗文创作蜚声十里洋场的南社健将“闻野鹤”的才情、个性、感悟与洞见。比如，他指出，宋代“诗文之大部既牵于理，则纯文学者之才思，郁积而发之于他体……故以超形式之眼光观之，则宋诗与唐诗远，而宋词与唐诗近”。可谓深刻、到位矣！
（闻宥《文学小史讲义》将列入“国文科名家函授讲义”系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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