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的“走出去”与“请进来”

    ■章宏伟

    为《汲古观澜》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故宫学研究所，到新的岗位工作了。从起意开办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到现在，一晃就过去了11年，时间过得真快。

    我是2011年年初到新成立的故宫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在这之前，虽然我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过，要把紫禁城出版社办成故宫学的出版基地，这句话还被记者用作了采访报道的标题，但实际上，那时我对故宫学并没有进行太多切身的研究，也还没有投身于建设故宫学这一学科的决心。直到多年以后，我还常常后悔自己没有学术上的先见性，要是从那时开始就参与故宫学研究，或许现在我能有更深厚的积淀。

    在研究所，我主要是尊重、支持和鼓励同仁们潜心进行学术研究，同时也想让研究所每年都固定多几件有意义的事做，又顾及到不宜在事务性的工作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思前想后，终于确定了“走出故宫的‘红墙’，邀请高校参与进来，从而扩大故宫学的影响力，提升故宫学研究水平”的办所思路。接下来，为践行这一思路，2011年在浙江大学成立了故宫学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签订了合作协议，还在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招收“故宫学”方向的研究生。与此同时，也积极地筹备学术会议，邀请专家撰写论文，仅2011年当年就成功地举办了“辛亥革命与故宫博物院建院”“故宫学的范畴、体系与方法”等三个学术会议，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12年年初，单霁翔院长来研究所走访，在座谈会上，我汇报了研究所关于故宫学学科建设和故宫学与高校共建的发展思路，并建议，为了使故宫学能在高校生根开花，可以举办“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单院长对我们的工作思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强调故宫拥有“世界遗产”和“博物馆”的双重身份这一特质，决定了故宫学研究领域的广阔性与包容性。还特别指出，故宫学研究所应承担起凝聚全院研究力量，将零散、孤立的研究进行统领与整合的重任，研究所应成为拓展故宫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组织社会力量，引起学者们在学术上对故宫更多的关注，进一步推动故宫的文化传播。单院长对举办讲习班的建议也特别感兴趣，问我需要多少钱，我预先没有准备，只来得及在脑海里粗略地估算一轮，报出了一年20万元的金额。单院长当场拍板拨款20万元，同意研究所举办“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

    就这样，当年的7月20日至8月3日，研究所顺利地举办了首届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讲习班上的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大学等16所高校，基本覆盖了国内大部分知名高校。学员都是博士，一半以上具有教授职称，并担任博导、院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研究领域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文学、艺术学、美术学、建筑学、传播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工学等。在故宫文化的感召与故宫学的吸引之下，学者们自发地走进故宫、了解故宫，开展对故宫学的研究，并回到高校中推广起了故宫文化和故宫学。

    讲习班以专题授课、参观考察和交流讨论的形式开展。专题授课是以故宫学为主线，由来自故宫博物院的17位专家分别开设18场专题讲座，讲座内容覆盖故宫学及相关学科（古书画、陶瓷、宫廷史、博物馆学等），每场讲座历时约150分钟。讲座不仅面向来自高校的各位学者，也吸引了大批故宫博物院的同仁到场聆听，有时教室不仅座无虚席，甚至站无立足之地。讲习班的学者们表示，虽然授课教师的讲课方式和特色各不相同，但专家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非常专业，以强大的学术视角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比印象中更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故宫”。通过参加讲习班，学者们也实现了从旁观者到真正走进故宫、接受故宫学专业培训的学员身份的转变，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研究意识和动力。甚至，这次讲习班的影响力还辐射到了国外，日本关西大学中日文化交涉学会创会会长陶德民教授等也旁听了讲习班的专题讲座，并参加了相关活动，更是对故宫和故宫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而在前期筹备讲习班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当招收启事于故宫博物院官网发布后，我们还收到了不少高校在读学生的咨询邮件。例如，中山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本科三年级学生，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他（她）在信中表达了对故宫和故宫学的热爱之情，并告知说他（她）经过大学三年的相关学习，准备在研究生阶段攻读故宫学专业。他（她）还在邮件中表示，虽然知道自己并未达到报名参加讲习班的资格，但很愿意义务做一些会务助理的工作，“一方面为故宫博物院尽一份微薄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可以旁听一下自己所喜爱的课程”。其诚恳的语气、追求梦想的信念在令我们感动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故宫的感召力与故宫学的吸引力。

    自此之后，讲习班一年接着一年地办了下来，每年举办一届（2020年因疫情取消），办学的规模也在一点点地扩大，也招收了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大学教授，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了研究所甚至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品牌。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作为我们与高校联手打造、对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开放、宣传推广故宫文化、储备故宫学人才的平台之一，前8年共培养了近200名高校教师，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名校，都具有博士学位，是高校的骨干，其中还有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等领导，也有长江学者、“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近三分之二的学员具有高级职称，不少学员是博士生导师。我们致力于把讲习班办成故宫学的“黄埔”，为故宫学在高校的发展培养师资力量，逐步建立起以我院为研究核心、以高校为研究基地的布局结构。我院作为故宫学的龙头，在文化传播、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方面担当重任。藉此讲习班的机会，让有志于故宫学研究与教学的高校教师来紫禁城感受故宫文化的博大精深，较为系统地接受故宫学学科内容的学习，并通过彼此间的交流与切磋，共同推进故宫文化传播和学术发展的进程。8届的实践成果证明：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对宣传故宫文化，推动故宫学走进校园是行之有效的。在高校教师们的弘扬与传播下，故宫学以公选课、专业课、研究生教育、讲座等形式走入了高校课堂，并促成了一批故宫学研究机构在高校里的建设与发展。

    同时我们也明白，由讲习班培养、延伸出来的故宫学研究人才是我们亲自培养的竞争队伍。在我们的动员与组织下，已经有一批高校教师开始关注、参与，甚至投身于故宫学研究当中，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的参与，为故宫学研究充实了主力军的队伍，而高校招收故宫学方向的研究生，又会使得这支队伍不断地壮大。故宫学在高校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响应者也越来越多。相信在不久以后，就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喷涌而出，这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支队伍将会成为研究所有力的竞争者，如果我们的学术成绩不突出，他们就会淹没我们，有可能出现“故宫学在故宫博物院外”的情况。我们研究所不能只是做组织工作的，我们应该在故宫学研究中占有中心的位置，但这不能仅仅凭借我们归属于故宫博物院，而是需要我们拿货真价实的研究成果来说话。

    从一开始举办，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就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一是综合性。故宫学这一学科创立的初衷，就是在现代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相互之间壁垒重重的现实学术环境下，用综合的视角与宏观的统筹来解决实际问题。为此，我们在学员招募与课程设置方面，充分考虑了学科的多样性与综合性。从学员从事的专业方向来看，不局限于与故宫关系紧密的考古、历史、美术等专业，还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古文献学、博物馆学、艺术设计、档案与图书馆学、哲学与宗教学、旅游管理、新闻与传播、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建筑学、土木工程、材料工程、地质学、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从讲习班课程设置来看，既有文物鉴赏、博物馆管理、文物保护、故宫学等内容，也有古建筑、艺术设计方面的内容。我们这样做，是希望讲习班能为不同学科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一个自由而广阔的平台，让大家在跨学科的学术交锋中碰撞出火花，在包容中相互启发、迸发灵感，共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二是相互性。通过讲习班，一方面，我们希望大家能把故宫学与故宫文化带回到自己的课堂中，传播给更多的受众；另一方面，故宫博物院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有着186万多件精美的文物藏品，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些都是取之不竭的宝库，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运用故宫学的相关理论，结合故宫博物院的古建筑与文物藏品，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与奋斗方向，取得更大的成果。

    三是持续性。一方面，故宫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她的发展，需要一步一步地积累，而从讲习班延续下来的学术创造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过程。另一方面，讲习班的时间虽然只有短暂的半个月，但研究所和学员们在讲习班上建立起的情谊却是延绵不断的，学员们在讲习班结业后回归到了研究与授课工作中，而我们彼此之间却仍能够保持密切的联系，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好事多磨，第九届讲习班本来应该在2020年举办，因为新冠疫情，不得已停办。好不容易在2021年重新举办了，却还是颇多曲折。7月23日是第九届讲习班报到的日子，我们上午却突然接到宾馆的电话，说不接待南京来客，而且南京来客到京后首先要隔离14天才能参与社会活动。我们只能赶紧与南京的老师联系，幸好他们在火车站还没上车，紧急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退票别来了。那时河南也正发大水，河南大学的杨亮老师到郑州后，是坐着皮划艇赶到高铁站的。尽管有诸多困难，讲习班如期举办。8月3日中午，接宾馆通知，要求我们郑州来的两位老师必须在第二天晚上12点以前离店，并且要求提供核酸检测报告、签署承诺书。宾馆要求离店的时间离讲习班结业只差一天，而且大家在京已经生活了十多天，没有不好的情况，老师们都希望能完成全程的学习，不愿意先行离开，我们组织者也不希望散散落落地收场。我赶紧让周乾联系宾馆要平安办的电话，去沟通、去争取。到晚上，却又陆续接到通知，还有几位开封、成都、广州的老师也需要先离开。一方面我们努力沟通争取，另一方面我也给老师们发了微信，告诉各位老师：目前疫情态势不明晰，应是相当严峻。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有可能一些一刀切的做法会给我们老师带来不便，但务请理解管理部门的责任和不容易，虽然做法简单了一点，对于二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理解万岁！ 故宫也是大家的家，来日方长。非常时期，务请保持乐观态度，世界一切向好。8月4日交涉的结果，是如果核酸检测结果在晚上8点以后出来，则可以延到8月5日离京。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意外之喜，但还是有8月3日晚上做核酸检测的老师遗憾没能参加结业典礼，提前离开了讲习班。

    因为疫情，2021年国家紧缩财政开支，讲习班的经费无法像往届一样从国家财政中列支。我们认为讲习班应该继续办，就把办班申请提交给了院务会，也得到了院领导们的一致支持，旭东院长更是明确表示，只要是值得做的，批准了你们就去做，钱的问题院里来解决。娄玮常务副院长亲自操办、落实讲习班的经费；事业发展部与相关机构反复沟通，推介我们这个项目，争取资金支持；财务处对讲习班一路绿灯，给予了极大方便。

    我们还应该感谢慷慨解囊的龙湖集团和深圳市龙湖公益基金会。他们慧眼独具，认可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的价值，同意对第九届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培训及成果出版提供资助。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作为讲习班主办方和受资助方的具体受惠部门故宫学研究所和全体学员，对龙湖集团和深圳市龙湖公益基金会的善举表示诚挚的感谢，对龙湖基金会主席和秘书长致以崇高的敬意。

    《汲古观澜》即将出版，这是我们请各位授课老师完善讲稿后编辑而成的“讲习班课程讲义”，也是龙湖集团和深圳市龙湖公益基金会这笔善款结出的成果之一。第九届讲习班的各位老师学员在经历了与故宫文化和故宫学的近距离对话后，也为之折服，他们表示要集体合写一本《30人的故宫》，以承载在讲习班上获得的强烈启示与共振。同时，讲习班上有所收获的各位学员，都将会把学习的成果带回各自的学校，通过各种方式，如开设故宫学课程、参与故宫学研究，来传播、推广故宫学与故宫文化。愿故宫学不断得到弘扬发展，接连不断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