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去世

    著名的法国小说家、批评家、随笔作家、编辑、《顿呼》等名牌电视读书节目的常客、精神分析学家尤利娅·克里斯特娃的丈夫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5月5日在巴黎去世，享寿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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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马尔出版社5月6日宣布了索莱尔斯的死讯。

    “无尽的悲伤。巨大的孤独。”74岁的法国明星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索莱尔斯是20世纪60和70年代法国文坛的风云人物，曾热情推崇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文明》，并与妻子克里斯特娃一起学习汉语。1974年，索莱尔斯自任领队，与克里斯特娃和大哲学家罗兰·巴尔特等组成五人代表团，受邀访问中国，游历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和西安。代表团集体购买了中山装，甚至打算穿着中国服装回到巴黎。索莱尔斯从此自称“唯一一个对中国严肃以待、深入思考的法国当代作家”，几乎每一本书里都会提到中国。

    他惊艳于陶渊明、李白、白居易、李清照的诗词和程抱一的画作，关心弗朗索瓦·于连和谢阁兰的汉学研究，梦想自己成为宋徽宗那样的皇帝，“让政治从属于诗歌……宋徽宗既是画家，也是诗人、玄学家，他超越了权力，充满神秘气息。他更愿意做一株竹子、一只鹰隼、一只喜鹊或是一株杨柳。他就像是安格鲁斯·西勒修斯笔下的‘没有为什么’的玫瑰。当被问及‘我为什么在这里’时，他会回答‘我在这里’。将思考不断转化成‘独一无二的笔触’，无须任何矫饰和夸大”。他认同中国圣贤的中庸之道和博采众长——“入世却又出世，可疾可缓，随着环境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引刘成富、房美译文），又对中国古典小说过场诗里的隐喻津津乐道，欣赏女主人公没有历史的重负，单纯地将肉体之爱“看作一种自然力的内在对抗”，甚至在接受采访时也常常把似是而非的中国风俗或古语挂在嘴边。

    “中国也是一种内在的、普遍的经验，”索莱尔斯写道，“她应该可以为所有人所理解；一种空间和时间、听觉和动作的重组，是我们全球的、偏执狂的、唯利是图的、清教徒的且病态的文明会想要歪曲和否定的对象。”（引赵济鸿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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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1月28日，菲利普·茹瓦约生于波尔多附近的塔朗斯，成年后早早放弃学业，专工文学，并从拉丁文的sollus和ars两词中取“全艺术”之意，改姓索莱尔斯。

    22岁时，他出版了描写15岁少年性经验的小说处女作《一种奇特的孤独》（Une curieuse soli⁃tude），受到作家莫里亚克和诗人阿拉贡的赞扬。1961年，他以第二部小说《公园》（Le Parc）获得美第奇奖。

    但为他带来巨大声望的是1983年出版的小说《女人们》（Femmes）。当一部分批评家声讨书里的“色情”问题时，他表示：“这是我最好的书。这是我无与伦比的天堂。”

    已故的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曾就《女人们》总结说：“不论是哲理也好，是哲理色彩也好，反正他在小说里已经把对女性的认知、体验与感受，集中概括为一个颇有震撼力的命题，骇世惊俗地宣称：‘世界是女人们的，男人们只是一堆渣滓，冒牌货。’”

    巴尔特专门写过一本关于他的书《作家索莱尔斯》。“索莱尔斯的书不放弃任何东西，”书中宣称，“不放弃故事，不放弃批评，也不放弃语言，正是这种窒息感，我称之为‘美’。”（引怀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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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春天，索莱尔斯在门槛出版社与让-埃德恩·阿利耶联合创办了先锋文学杂志《如是》，为新小说、符号学、福柯和德里达提供阵地。1983年，他又在加利马尔社创办《无限》杂志，并进入该社读委会，期间拒绝了比利时王国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外交使节之女阿梅莉·诺东（Amélie Nothomb）的小说处女作《杀手保健》（Hygiène de l'assassin），使诺东转投阿尔班·米歇尔社，自此以每年一本的速度，连续出书30年，成为阿米社的头牌畅销作家。

    1967年，他与克里斯特娃结婚，两人育有一子达维德。但索莱尔斯对长他23岁的比利时作家多米妮克·罗兰（Dominique Rolin）倾注了“疯狂的爱”。

    在2013年的《女人们的画像》（Portraitsde femmes）一书中，他披露了自己的双重爱情生活。

    索莱尔斯与罗兰长逾半个世纪的书信集在2017年和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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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莱尔斯对中国念念不忘。我们可以在他晚年一张拍摄于书房的照片里看到：巨大的、绿色封皮的七卷本《利氏汉法词典》连同石涛的画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他的汉语译者段慧敏2013年曾在索著《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的译后记中回忆与他的三次会面。

    第一次见到他时，她发现：“索莱尔斯在伽利玛出版社的办公室很小，装饰也极为简朴，墙壁上挂着中国的字画。他会说简单的中文。”后来，第三次见到索莱尔斯，我们谈话的中心是索莱尔斯的“中国”。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索莱尔斯的演说，因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作家几乎并不给译者任何插话的机会。他急切地想将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介绍给译者，仿佛他对面的并不是一本书的译者，而是整个中国的读者。他首先谈起自己长久以来对中国的喜爱：童年时代家里的青花瓷瓶曾给他无数有关中国的想象；程抱一有关中国绘画的介绍给了他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的启示；两三年的汉语学习、多次在中国的旅行让他更加深入地接触了中国；Belles Lettres出版社的“中国丛书”使他对中国文学经典近于沉迷。索莱尔斯称自己为“唯一一个对中国严肃以待、深入思考的法国当代作家”。

    然而，她也注意到“索莱尔斯的中国”有着明显的不同：

    索莱尔斯坦承，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如同呼吸一样必不可少，渗透在他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但是在索莱尔斯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存在着主观性甚至是错误观点，例如在《情色之花》中出现了“在中国，花代指妓女”，或是“一只蝴蝶叫作‘庄’，而我叫作‘子’”这样的句子。透过这位固执地认为了解中国，却塑造了“索莱尔斯式中国”的法国作家，我们却可以看到从古典到当代的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接受中存在多么奇妙甚至荒诞的情况。索莱尔斯为我们展现出的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错解和误解，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之中值得我们进行关注的问题。在他的作品中，索莱尔斯不断地提到自己愿意做一个“中国人”。与我谈话的过程中，他解释了这个想法的具体含义：“我希望成为中国人，同时也希望有一位中国人成为如我一样的法国人。如果这样一个人存在的话，我将会获得很大的成功。”索莱尔斯以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为例，指出在与中国文化的接触过程中，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中国”。

    菲利普·索莱尔斯一生出书80余种，其中的多部作品，如《女人们》《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花》（中译本叫《情色之花》）《爱的宝藏》《品味之战》《例外的理论》《极限体验与书写》《十八世纪的自由》《罗兰·巴特的友谊》和三本《无限颂》等已在中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