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五千年》荣膺了2022年度中国好书、第十八届文津图书奖等殊荣。这部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的力作全景再现了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道路，把五千年辉煌灿烂、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美好而又深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重理论、成系统而又拥有史料的佐证，重普及、有描述而又不乏精辟的警语，给予我们温暖和借鉴。本文摘自其“朔方冲击”一章——忽必烈在空前辽阔的版图上建立起元帝国，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在中国历史上再趋统一。在这场瞬息万变、震荡迭起的历史大变动中，中华文明经受剑与火的锻铸，展示出包容万千的生命活力。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游牧人的攻势
宋人的文化世界虽然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闳放。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尊称威慑周边各族，而宋太祖赵匡胤却对北方虎视眈眈的契丹用兵未果，他的后继者更在游牧民族的强劲冲击面前窘迫万分，手足无措。
契丹、党项、女真以及蒙古对宋人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在两宋文化系统中引发出深重的忧患意识。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产生的忧患交织一起，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
因为忧患，两宋词坛生出一番或苍凉凄楚或慷慨激昂的歌唱：“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范仲淹因边戎凄怆黯淡而生的哀怨；“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这是张孝祥、陆游因一心许国却报国无门而生的伤痛；“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这是辛弃疾、姜夔对南宋朝廷耽于偏安格局的深重忧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是岳飞面对残破山河的苍凉呼唤。翻开宋人诗词集，此类吟唱触目皆是。
两宋虽与辽、夏、金以敌国对峙，但契丹、女真的民间音乐却为宋人所欢迎。北宋宣和年间，曾敏行（1118-1175）的父亲见到汴梁的“街巷鄙人”和士大夫们“多歌蕃曲”。南宋时，不仅临安的“街市无图之辈”“唱《鹧鸪》，手拨葫芦琴”，一些官吏、士大夫也爱好“胡声”，营伍中的军官亦喜好“蕃乐”成风。有个江西大将程师回，极好女真的“鼓笛”之乐，常命其徒，“击鼓吹笛，奏蕃乐”。南宋朝廷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声音乱雅”，但在文化双向流动的规律面前，却无法阻止人们“所习音乐，杂以胡声”。辽金画家的绘画也流入宋代文化界，长于描画本族游牧 射猎生活的辽人耶律倍（899-937）深为宋人所欢迎。宋徽宗赵佶搜罗到耶律倍的《千角鹿》，爱好甚笃。王安石收藏耶律倍的《番部行程图》，品评其“所画绝妙”。《五代名画补遗》云，耶律倍之画“工甚精致，至京师人多以金帛质之”。辽金衣着发式也流行于宋地，为不少汉人所喜好。范成大在《揽辔录》中言：“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宋都汴京著名的交易场所相国寺，也大量陈列“羊裘狼帽”，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凡此种种，皆是草原游牧文化补益汉文化的例证。
征服者被征服
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以强悍的武力入主汉地，甚至囊括全中国。然而，经济后进的游牧民族可以成为军事征服者，一旦深入汉地，则不可避免地被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同化，从而演出一幕接一幕征服者被征服的活剧。契丹人建立的辽朝（916-1125）、党项人建立的西夏（1038-1227）、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71-1368）概莫能外。
辽太祖阿保机（872-926）时的辽朝，东起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占据大部北中国。契丹人采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政策。但在文化路线上，辽朝统治者却全面汉化，并沿着汉文化轨道发展本族文化。史载阿保机建国不久，就祭祀对象主持了一场大辩论，在诸人“皆以佛对”的情形下，阿保机毅然采取耶律倍的建议，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主导思想，从而确定了辽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正所谓“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
阿保机的文化决策为继承者所遵循。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入汴京，“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汉族重要文化典籍如《五经传疏》《史记》等均为朝廷刻印颁行。兴宗重熙年间，朝廷更“诏译君书”，《贞观政要》《五代史》《阴符经》及白居易的《讽谏集》等汉文名著均被译为契丹文字，在契丹人中广泛流行，经辽朝统治者的大力推扬，汉文化深入浸染辽代社会各阶层。
灭辽后在北方建立金国的女真人，亦广为吸收汉文化。在对辽、宋的战争中，金人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强烈渴求。金太祖阿骨打（1068-1123）在发布“今欲中外一统”的讨辽诏令后，又特别宣示臣属注意对文物典籍的搜求。太宗在灭亡北宋战争中，对藏经，苏（轼）、黄（庭坚）文，《资治通鉴》，图籍文书，镂板等无不尽取，指名索取书籍甚多。又索太学博通经术者三十人，详通经教德行僧数十人。其他如画工、医官、杂戏、教坊乐人、国子监书库官，以及杂剧、说话、弄皮影、小说、弄傀儡、打筋斗、弹筝、奏琵琶、吹笙等方面艺人，也尽携之而北。汉文化人大规模流入金人社会的各个层面，促成金文化结构中汉文化主流地位的建立。
西夏的党项羌也像辽的契丹和金的女真族一样，在和汉族的频繁交往接触中，日益深刻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额济纳夏黑水城出土的古书中，有《孝经》《论语》《孟子》的西夏文译本，并附有西夏人对《论语》《孟子》的注释以及《礼记》《左传》《周书》《毛诗》的引文辑录。至宋仁宗时，西夏如李焘所述，已是“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刊，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了。
忽必烈的姿态
草原游牧民族“汉化”的历程中，蒙古人的步履要艰难得多。蒙古在历史上是北亚游牧民族之一，无论是血缘、语言还是生活方式都与活动在北亚、中亚，以至南俄草原的突厥系民族一脉相通。
基于对农业文化的隔膜感，成吉思汗（1162-1227）的对外征战，以西进为重点。他在亲征金国后，把经营汉地的军政大权托付给木华黎全权处理，而他自己亲率四个儿子，动员最大兵力，转而西征花剌子模。成吉思汗以后，从窝阔台汗统治后期到蒙哥汗统治初期，蒙古贵族军事、政治的重心也始终在西方，对于已占领的汉地，则以“西域法”或“蒙古法”加以治理。如圈占农田为牧场，征发民以重差役，掠良为奴。虽然力主汉法的耶律楚材（1190-1244）竭力反对以“西域”法治理汉地，然而，他力薄势单，最终“愤悒以死”。
蒙古贵族中，只有忽必烈（1215-1294）对中原文化采取欣然受容姿态。这位“思大有为于天下”的亲王，早在公元1244年就在“潜邸”延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在他身边迅速集结了大批儒生士大夫，其中许衡（1209-1281）、郝经（1223-1275）等人，都是名重一时的理学之士。他们屡屡向忽必烈进言“行汉法”。正是在儒生士大夫的反复诱导下，在既有的以汉法经略汉地的实际效应影响下，忽必烈改革旧俗，推行汉制，儒家典章制度的各种细目，如帝号、官制、经理、农桑、赋税、钞法、课程、舆服、经筵进讲、郊祀、太庙、社稷、谥法、旌表、学校、贡举、五刑五服、祭令等，几乎都被用作一代国制继承。尽管忽必烈实行“汉法”并不彻底，漠北固有旧俗仍在汉地有大量保留，但是，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的“汉化”面貌已十分明朗。
大哉乾元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空前广大的帝国。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在这广袤的境内，帝国统治者大规模地设置交通网络。蛛网般密布的交通网，不仅促进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各地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与帝国庞大的气势相适应，元朝统治者在原金中都（今北京）附近建立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新京城，它被忽必烈命名为“大都”，外域人士则称为“汗八里”，意即可汗之城或皇帝之城。元大都的宏丽绚烂，曾经使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心驰神往，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中，他用梦幻般的语言，向西方人娓娓动听地描述这样一座东方城市。
元帝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忽必烈称汗后，实际上是以蒙古大汗身份兼领中国，西北钦察、察合台、伊利三个汗国在名义上均听从忽必烈大汗的指挥。横跨亚欧的版图以及驿站制度的完善，使一向不曾处在统一控制下的东西交通至元代畅通无阻：陆路北穿东欧、西贯伊朗，直接与大都相通；海道从波斯湾直抵泉州等港。“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是元人广阔的空间观念。在此种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使节的往来、命令的传递、商队的贸易，络绎不绝。
大批中亚军卒、商贩、工匠来到中原汉地，成千上万蒙、汉及其他族人民从元朝迁往中亚各地。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边疆各族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东欧拜占庭文化、南亚佛教文化都在一个广阔的文化场中交流融会，并在元文化大系统中留下鲜明印记。亚欧大陆的沟通，为东方和西方旅行家们的远游提供极大方便。
最先向欧洲报告东方情形的是罗马教皇与法王路易九世所派出的出使蒙古汗国的使节。他们虽然由于蒙古大汗的态度强硬无法完成使命，却带回了一系列东方的信息。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与路易九世使节卢布鲁克从蒙古汗国回到欧洲后，相继完成了记叙东方闻见的旅行报告书，使欧洲人对于蒙古的地理、民情以及蒙古人的兴盛、强大有较为确切的了解。
公元1275-1291年，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足迹。这位威尼斯人跟随他的父、叔尼柯罗兄弟取道波斯，沿着古丝绸之路东行。他们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过河西走廊，经宁夏（银川）、天德军（今呼和浩特东），于1275年抵达大都，完成横贯欧亚大陆的旅行。1298年，由马可·波罗口述、小说家鲁思梯切诺笔录的不朽名著《马可·波罗行纪》写成。不少欧洲人为马可·波罗所展示的东方的神秘所倾倒，此种“东方热”直接引发了15-16世纪欧洲航海家努力寻觅东方世界。
马可·波罗去世后二十年，被尊为“伊斯兰世界的旅行家”的伊本·贝图达（1304-1377）经由海上来到中国。这位出生在摩洛哥丹吉尔的非洲旅行家对伊斯兰、拜占庭、印度、非洲以及蒙古统治下的各种类型的国家和文化有深切观察。他高度推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灌溉工程极为发达，赞扬中国是世界上出产小麦最多的国家，他又称颂中国的瓷器首屈一指，中国的绘画才能出类拔萃。
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在元代有了新的拓展。旅行家汪大渊（1311-？）两次周航印度洋，他称颂地跨亚非的马克鲁克王朝，兵马壮盛、居民富庶。中国景教徒苏马，在1287年至1288年充当伊利汗派往罗马和巴黎的大使，游历欧洲。归国后，苏马将他的见闻记入游记，意大利和法国的奇风异俗，在书中栩栩如生。
元代中外文化交通虽在规模上远超前代，但在东西方世界的相互认识上，还处于“印象”层次，这与两个世界的接触仅仅局限于“物质”层而非“思想”层有关。
杂剧辉映千古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民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失去原有重心与平衡的混沌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杂剧。
元杂剧是一种在北方地方戏院本和宋金诸宫调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剧形式。它勃兴于元代，自有其肥沃的土壤。
首先，女真与蒙古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喜好促进了北方都市艺人的聚合。作为战胜者的女真、蒙古对于歌舞伎乐有一种浓酣兴趣。南宋孟珙《蒙鞑备录》云：“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不唯国王出师如此，大将出师也情景相似，耶律楚材《赠蒲察元帅》诗云：“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伎拨胡琴。”可见大帅出征亦随身携带优人。对伎乐的喜好，使金元贵族在驰骋征战之际，还念念不忘借助军事压力向宋廷索取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至军前。北方都市中，因而集中了大量艺人。13世纪60年代前期，忽必烈建起元大都，山西、河北等地的艺人遂以各种形式向大都集中，从而为元杂剧的产生奠定根基。
其次，蒙古贵族的“贱儒”文化政策促成大批文人涉足杂剧创作。蒙古贵族实行界限森严的等级统治，民族分四等，汉人、南人被压在社会底层；职业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士儒生竟屈居“老九”，位于娼妓、工匠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与此相应，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文人重负卑下潦倒的命运，元初一些士子遁山林、远尘世，以保全名节；另一些文人则“嘲风弄月”，流连于唱唱打打、热闹非凡的勾栏瓦舍。日复一日地在勾栏流连，使一些潦落文人与杂剧产生一种亲缘联系，他们与艺人为伍,自称为“浪子班头”“锦阵花营都帅头”，并渐次涉足于杂剧创作，形成一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与演剧艺人生死与共、相濡以沫的杂剧创作队伍，从而使杂剧发皇张大。
在蒙古贵族民族歧视政策下，“沉抑”下层社会的儒生士子，心灵深处郁结着深沉的悲愤与不平。这种深郁的“情结”，急切寻觅着排遣渠道；在元代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蒙古统治者的文化辖制和思想禁锢，在包括杂剧在内的词曲这一领域，相对来说较为宽松，杂剧作者得以较为自由地表达那个历史时代深沉的悲愤。与此同时，杂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如系统的情节展现、直观的生活真实呈示以及对内在情意抒发的注重，使得艺术家有可能淋漓尽致地排出内心的郁闷。诸种因素的相互推引，造成关汉卿、马致远、宫大用、郑德辉、张小山等人投身于杂剧创作。元杂剧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第一主调，是倾吐民众的愤怒；第二主调，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
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作为元杂剧的第一主调有特别高亢的奏鸣。窦娥不过一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弱小女子，然而，她却无法逃避无边的黑暗。众多的恶棍、无边的险恶，窦娥深切感受到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黑暗，她不由得在绝望中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艺术家将人民的郁愤之情锻铸成多样化的戏剧情节，元杂剧多清官戏，而诸清官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包拯。在《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金生阁》等剧中，包拯斩皇亲，铡国戚，好不威风。包拯类清官对贪官污吏和不法权贵的惩治，直接贴近百姓们渴求正义而不得的心态。
元杂剧中鬼神又相当活跃，他们惩治恶棍，申诉人民蒙受的不白之冤。元杂剧还有不少历史题材剧目，它们有的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干，有的以著名历史人物为主干，而往昔的追忆与历史的缅怀仍然是针对现实而发的满腔忧愤、满腹牢骚，是一种对足以使民族和人民为之一振的浩然正气的幽远的呼唤。元杂剧艺术家不仅谴责黑暗，倾吐内心郁愤，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推出一批爱情婚姻剧，在中国文化史上揭开别开生面的一页。其代表作品就是“天下夺魁”的《西厢记》。
元杂剧的繁盛，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的成熟，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戏剧大国”。然而，元杂剧作为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元素之一，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固有特征。从表现手段来看，元杂剧（或中国古典戏剧）主要是以歌词文采和音乐曲调取得戏剧效果，其形式是叙事诗，其基调是抒情。而情节的推移，往往在戏剧构架中只有“过门”性质。简而言之，元杂剧可谓借用市井文学的架构，灌注诗歌抒情的传统精神，这种风貌与西方戏剧的注重戏剧性、情节构造充满万钧张力显然不同。
科技东西兼容
元代文化的另一显著特点，是科学技术在一个异常壮阔的时空背景下得到长足发展。
农学——元代直接承袭了两宋高势位的农业生产和农学成就，并有所发挥。如棉花种植业宋代开始引入江南，元初普及于长江流域及闽粤一带，使得华人的衣被材料质优而价廉。元代产生中国农学史上享有盛誉的王祯《农书》。这部三十余万言的著作综合了北方旱地耕作技术和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元代至元年间还颁行《农桑辑要》七卷，畏吾尔人鲁明善著《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前书总结蚕桑知识，超迈宋以前农书；后书出自西北少数民族之手，足见中原农桑技术已远播西域。水利——元建都大都（北京），为保证漕运，在隋代南北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开济州河、惠通河，形成完整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穿过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江河，工程复杂，而元人成功地解决了辟水源、保水量诸问题，郭守敬（1231-1316）在此间贡献卓著。他在大都西北设计修筑白浮堰，以供应惠通运河水源，又修建闸门和斗门以维持运河水位，保证往来船只通航。郭守敬还在黄河上游修复唐来渠（四百里）、汉延渠（二百五十里），灌溉耕地九万顷。郭守敬在修建水利工程时，表现出地形测量的高度精确性，令人赞叹。他还首先提出以海平面为基点比较大都和汴梁的地形高下。这已逼近现代地理学的“海拔”概念，是一项了不起的科学成就。
纺织——元代薛景石著《梓人遗制》，全面记述了木工技术，其中关于“华机子”（提花机）的记载尤有价值。由此可见，我国始于汉唐的纺织提花技术，经宋代发展，到元代已相当完备。王祯《农书》中则有水力大纺车的记述，该纺车可安装三十二个锭子，利用水力或畜力带动。提花机和水力大纺机，都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前较先进的纺织器械，表明元代纺织业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元代纺织业最突出的成就则是棉纺织业的推广，传说黄道婆由海南岛黎族处带到长江三角洲松江一带的棉纺技术，迅速显示出其优越性，松江布获得“衣被天下”的美誉。普通中国人无力购置锦缎，而麻织品又粗糙易破，质优价廉的棉织品的普及，对中国人生活的改善其功甚伟。
数学——元人朱世杰是与宋人秦九韶、金元之际人李治齐名的数学大家，他代表了元代数学所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朱世杰著《算学启蒙》三卷，讲述乘除法运算和开方、天元术，体系完备；朱世杰著《四元玉鉴》三卷，讲述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高阶等差级数等问题，被西方科学史家称为“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天文历法——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视修历，任命张文谦负责改订历法，由王恂负责组织机构，进行历法推算，郭守敬负责仪器制造和进行天文观测。郭守敬代表了元朝天文历法的最高水平。他主持制作了观测太阳位置的仰仪、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观测恒星位置以定时刻的星晷定时仪，以及水运浑象、日月食仪、玲珑仪等。这些天文仪器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正由于有这样先进的天文测量仪器和高水平的数学计算能力，郭守敬等人制定的《授时历》承袭南宋杨忠辅的《统天历》，成为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也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它以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二十六秒，经过三千三百二十年后才相差一日，跟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格里哥利历）完全相同，但格里哥利历直到1582年才开始使用，比《授时历》晚三百多年。《授时历》还应用数学上的招差法推算太阳、月亮及五星逐日的情况，比欧洲早将近四百年。郭守敬为改进历法，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六个观测点，取得较精密的天文数据，其中对黄赤交角和二十八宿距度的测定，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从历史的纵深度而言，元代承袭生机勃勃、成就卓越的宋代科技，因而科学技术各门类起点较高、发展势头甚劲；从地域的延展度而言，元代广为受容大漠南北各民族的科技成果，又吸纳远至西亚、欧洲的科技英华。这纵横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历时仅数十年的元朝在科技史上射出夺目的光辉。
（本文摘自《中华文明五千年》，冯天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89.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