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2年“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报告

    2021年，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我国加大稳外贸稳外资力度，成功举办进博会、广交会等一系列重大展会，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4%，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与相关国家的合作高质量稳步推进。2022年，共建“一带一路”进入第9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共建“一带一路”，再次传递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决心。截至2022年7月，中国已经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继续扩大，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新趋势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初步缓解，“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出版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是全球经济衰退叠加俄乌冲突，导致一系列复杂因素凸显，使得各国出版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趋势。

    首先，“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历疫情的打击，出版业一度陷入困境和衰退，通过政府扶持和行业自救，得以逐渐从低谷中走出，实现不同程度的恢复。

    为了帮助欧洲从疫情影响中重建，2021年欧盟委员会设立了复苏基金（RRF），面向成员国提供总计7238亿欧元的贷款和赠款，并设定将预算的至少2%用于文化的目标，呼吁成员国在其提交的国家复苏计划中适当考虑文化部门。根据欧洲与国际书商联合会发布的《2021年全球图书销售市场概况》报告，2021年各国出版销售呈现不同程度增长，其中罗马尼亚5%、新西兰10.7%、南非15%、意大利16%、葡萄牙17%、巴西19%、墨西哥39%。

    2020年5月，意大利政府发布《意大利重启计划》，将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作为重启的重要环节，通过设立文化基金、税收优惠、资金补助等方式促进出版产业复苏。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意大利图书业在2021年实现强劲增长，纸质新书出版种数同比增长22.9%，电子书出版种数略有回升，意大利被重新确认为世界第六、欧洲第四的图书出版大国。为了推动出版业发展，土耳其文旅部图书馆与出版物管理总局不断扩大图书馆规模、支持数字化出版，并开展一系列促进项目，鼓励文学创作、对外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同时，土耳其出版行业协会也分别制定应对政策，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促进土耳其出版业规范化发展。据土耳其统计局和出版商协会数据，2020年和2021年土耳其新出版的出版物数量分别较上一年增长14.5%和11.1%。

    面对疫情的冲击，欧洲之外的各国政府也相继推出一系列文化、出版纾困援助政策，包括提供资金扶持、减免书店租金和出版中小企业及个人的所得税、倡导全民阅读、鼓励图书对外翻译推广等，效果初显。面对出版业的萧条，阿联酋大力拨款投资，积极举办国际书展，以期望行业复苏。2020年10月，阿联酋设立“出版商危机基金会”，并向总共25家受影响的出版社提供约54.9万迪拉姆的资金援助；2021年5月，阿联酋出版商协会启动“出版商培训计划”，覆盖出版产业链的所有相关环节，来提供可持续性的知识、技能培训，并普及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创新趋势。

    其二，疫情为融合出版按下加速键，“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出版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一是数字化普遍上升为国家和地区战略；二是出版机构积极探索新的融合出版和营销模式。

    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划措施，规范、促进本土数字出版的发展。欧洲出版商联合会进一步推动减免图书和电子书增值税，各国出版业尤其是出版业较为成熟的市场受益，2020年意大利电子书市场总值约为9700万欧元，同比增加36.6%，实现了2012年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为了促进数字市场的繁荣和公平竞争，欧洲议会2022年7月通过《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和《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前者通过限制苹果、谷歌等大型技术企业的垄断和特权，使欧洲出版商从中受益，获取多样化数字平台选择，后者旨在对非法内容的网络传播进行监管。沙特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推出《数字经济政策》，旨在实现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全球发达经济体水平。在此背景下，沙特主要出版商在电子书业务板块增大发力，推动沙特电子出版提质升级。

    此外，出版机构在出版生产、营销等各个环节，尝试融合渠道和模式。如阿布扎比书展、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书展等活动在线上线下结合中进一步探索多样化方式，并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社交媒体营销因可打破地域和线下壁垒，成为新的图书市场和渠道，出版商通过优途、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发表书评、交流沟通，进行新书发布宣传，打通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渠道，为讨论和参与创造空间。

    其三，实体书店遭受重创，线上线下图书销售两极分化。

    疫情导致各国实体渠道图书零售额受到严重影响，大幅减少。随着在线销售、邮寄服务、送货上门等替代业务和平台的不断拓展，许多书店被迫关闭或停业。2021年，奥地利实体书店的销售额同比下降近2%，而相较于2019年，销售额的下降幅度高达13%。2020年，波兰有100家书店被迫关门，2021年关闭60多家，目前全国剩余1700多家书店。波兰文化和国家遗产部发起了一项帮助独立书店的计划，作为“小型书店证书”项目的一部分，向106家书店提供了共约300万兹罗提的补助。

    线下普遍疲软，线上销售、流媒体营销对出版的整体销售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多国家的出版业开辟流媒体销售渠道，助力图书销售增长。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书店尝试通过数字方式展示、推广、销售图书，97%的书店拥有至少一个社交媒体账号，52%建立了展示商品、宣传活动的网站，19%的书店拥有线上销售平台。在奥地利，2021年图书市场的总销售额比2020年增长4%。

    不能不指出的是，部分国家的文化出版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持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减。

    一是疫情导致产能缩减，全球纸张短缺成为一种持续的趋势。欧洲纸张生产商的产能下降加剧了短缺，在2016㔉2021年期间，其产量下降超过25%。而市场复苏带来纸张需求不断上升，纸张生产商不再有足够的能力供应市场。欧洲国家纸张普遍涨价，印刷成本上涨等因素导致纸质图书销售大幅萎缩，一定程度影响到出版生产和销售，抑制市场复苏，尤其是对于印刷纸张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出版业受到更大影响。

    二是地区动荡，导致出版生产、物流等各环节问题。欧洲出版商联合会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中东欧国家出版业受疫情和俄乌冲突双重影响，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三是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不断增加。受到经济危机和疫情的影响，黎巴嫩图书业面临着巨大压力。黎镑大幅贬值，印刷和纸张、运输成本大幅增加，从而导致图书价格提高，图书销量下降90%以上，原来的阿语地区出版中心地位岌岌可危。2020年阿根廷新书出版总量出现大幅下滑，同比下降30%，累计比2016年下降60%，书店的销售额下降幅度也在25%-30%。

    “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新成果

    各方面不利因素叠加，给“一带一路”出版合作造成重重困难和阻碍，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困惑，我国出版机构强化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在探索中砥砺前行，取得新的进展。

    其一，出版合作持之以恒，实现稳步推进。

    首先，版权贸易良性发展。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年度全国版权输出引进数据统计，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版权贸易总数量为10162项，同比减少567项。其中版权输出8539项，同比减少579项；版权引进1623项，同比增加12项，基本持平。

    同时，工程项目有序进行。丝路书香工程从2015年至今已连续实施8年，共资助2921个项目，版权输出到87个国家和地区，涉及55个语种，这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出版对外合作方面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为促进“一带一路”出版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和关键作用。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覆盖亚洲47个国家，搭建平台，助力我国与相关各国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截至目前，我国已与新加坡、巴基斯坦、韩国、伊朗、老挝、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蒙古国、也门等10个国家达成经典著作互译合作意向。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也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的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共同为促进相关合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北京外国语大学实施的“‘一带一路’中阿友好文库暨扎耶德文库”，带动国内出版机构和阿拉伯国家的文学交流合作，对深化我国阿拉伯地区的出版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线上线下出版联动，多渠道交流常态化。

    疫情阻断各国人员流动，“一带一路”出版线下交流合作一度停滞，为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和合作的持续性和长效性，双方出版机构积极探索线上交流研讨、多媒体营销、多形态融合出版产品和服务等模式。随着疫情的缓解，线下活动和交流初步恢复，但是线下的展览限定规模，以线上多样化活动作为补充，为无法参与线下活动的更广大的出版机构提供了远程交流机会，促成更多的合作，线上线下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

    2021年开始，一批主要国际书展的线下展览陆续回归，我国和对象国的出版机构互派代表团参展，如法兰克福书展、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第五届欧亚国际书展、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等。对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海国际童书展等国内主要图书展览，除了每年固定的线下书展以外，近几年，主办方联合国内外相关机构，不定期组织中外出版企业围绕不同主题开展多场线上交流、论坛，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组织举办“世界出版市场面对面”活动，聚焦大众出版，促进中国-欧洲出版市场对话；上海国际童书展开发商务配对系统，举办海外新书版权配对会，利用线上线下双轨联动的形式，为海内外参展商带来不受空间限制的长效参展、高效参展的新体验等。

    其三，以联盟平台凝聚共识，带动区域合作。

    在相关部门指导下，我国出版单位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搭建学术、文学、少儿出版合作的平台，范围遍及中东欧、东盟、阿语地区等重点区域，架起中外双方密切合作的桥梁。

    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成立于2018年8月，截至目前共举办了四届论坛，联盟立足出版，发挥成员单位资源优势，在深化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出版合作互惠、促进双方交流互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截至2021年9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共有来自56个国家的319家成员单位，其中国外成员单位263家。自成立以来，合作体成员共推动约5000种中国图书在相关国家翻译出版发行。“接力—东盟少儿图书联盟”于2019年正式建立，截至目前，共有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的12名成员。联盟通过搭建童书出版合作的平台，加强我国与东盟各国童书出版机构的版权、出版交流，不断深化与联盟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疫情下，网络文学出海掀起新的热潮，阅文集团顺应趋势为海内外网文作者搭建平台、提供服务，推进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共创。除了出版机构外，联盟合作突破出版业的局限，带动其他组织群体和更多的参与者加入，如2021年9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文学联盟，得到多国文学组织和文学家的积极响应，创始会员包括35个国家的30个具有影响力的文学组织和19位各国有代表性的文学家、翻译家，进一步从出版前端保证优质内容的创作与交流。

    问题和建议

    “一带一路”进入新常态，面临气候挑战、国家安全、科技变革等一系列问题。“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我国出版业应保持定力，审慎预判当前国内外发展局势，意识到面临的危机和阻碍，处理好利益与合作的关系、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谋定“一带一路”出版合作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

    一是基于不同地域特点深化出版合作。国外对华贸易合作战略如欧盟贸易战略调整，各国自主意识增强，为中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提供了一定契机，应抓住潜在机遇，积极推进与中东欧、欧盟国家的出版合作；可重视东南亚等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推进欧亚一体化，通过深入共建“一带一路”来消解冲突、实现区域安全和发展；可服务于外交大局，赋予“一带一路”倡议更丰富内涵，通过促进内容、理念在对象国市场受众中的广泛传播、深入传播，凝聚广泛而坚定的全球共识，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二是要加强风险预判与规避。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各国政权更迭、换届选举频仍，经济不稳定甚至面临破产，都可能带来对外投资贸易政策、投资环境的巨大变化，因此要时刻关注对象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动态和走向，对“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风险加强预判。

    中国出版业可在广泛意义的“一带一路”出版联盟基础上，搭桥梁、建平台，建设更多小范围的出版交流合作纽带、平台、体制机制。比如，对于东南亚周边国家和中东欧地区，可借助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现有的出版联盟等力量，强化在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学术等领域的情感交流，在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关系中为进一步建立互信互助巩固基础。二是，要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密切合作，团结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重要战略意义国家，不断深化出版务实合作，如可重点关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模式、区域发展路径、全民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出版内容和选题合作。三是针对阿语、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出版特色，可采取不同的合作策略，找准着力点，以点带面，通过已建立出版合作的国家和已顺利开展的出版合作项目，进一步拓展影响力和辐射力，逐渐向上述地区读者和人民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

    话语体系建设同样也是出版的重要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出版合作中，建设更共通化、更本土化、更为完善的话语和叙事体系，从而切实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一是要注重故事的共同性、共情性、普遍性，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掘其当代价值、世界意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聚焦全球治理以及各国共同关切的问题，如全球安全、气候问题、绿色发展、粮食、能源危机等选题，基于实现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塑造共同价值观来引起共鸣；同时，要多讲小而美的故事，以小见大，以情动人，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二是要立足出版传播对象的特点，最大程度实现话语的本土化。对于友华、中立国家，可优先开展中国主题的优质出版内容选题开发合作，如国家治理、扶贫故事等。三是出版业的国际合作要加强与学界、机构、人才联动。结合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相关研究成果，转化为出版实践。

    当前我国出版对外合作中，仍然存在过度依赖单向、直接的内容输出的倾向，这样的合作方式，带有明确的文化输出目的性，往往遭遇当地受众和读者的抵触，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一，要突破单向的输出思维模式，进一步开展多元合作。出版对外合作不能局限于版权输出，更要通过项目带动、合作出版、实物出口、平台搭建、人员交流等方式，开展本土化、市场化的多元合作；国内国际要实现协同效应，政府、民间、智库在对外合作中服务于大外交的共同目标，发挥各自优势，力争实现多方力量联动效应。第二，要跨越内容生产传播的边界，抓住时代机遇，发挥技术在文化传播中的加持效应。加强对外出版合作交流的新技术平台和内容建设，完善技术、平台对接，弥合错位，打破西方欧美主流国家的新媒介渠道和平台垄断，打破封锁围剿，为扭转国际舆论环境奠定基础；加强出版国际传播的科技化转向，运用算法科技赋能，通过信息、渠道、偏好的大数据获取和分析，完善读者受众画像，精准定位对象国出版市场；在深耕文化内核的前提下，将优质内容和新型传播手段结合，丰富数字化表达，创新知识服务和阅读场景，打造数字文化IP，实现相应内容、理念、价值观的更有效传播。第三，要促进出版生态环境共建。基于各国出版业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立足于当地市场需求，协助对象国进行出版生态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内容供给和需求、手段方式、发展目标全方位的融合。在这方面，欧美等国家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如可与对象国当地政府合作，开展阅读计划、基础阅读项目，通过资金和技术资助，帮助提高当地学生的本土语言读写能力和汉语读写能力；针对对象国出版链条薄弱环节，帮助其进行产业升级和完善等。

    （本文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新近发布的《“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课题成果的主报告，本报刊发时有删节；本文作者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