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你”：两位“老派”的那些事儿

    ■张宝明

    近来，朋友的微信圈里盛传，自称“老派编辑”的田卫平总编，要作别编辑舞台而“谢幕”了；后来，我在旁听了田卫平的“谢幕”演讲后才知道，他打算此后以“作者”的身份潜心撰述了。这让我这位“老派作者”深感不快。因为，作为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听闻他竟然在卸任总编这一大事上“不告而别”，很有必要向他“质问”一番。

    没料到，我的抱怨刚出口，反被他倒打一耙：“这事情，我怎么好意思去打扰领导呢！”看，这玩笑开的，实在是有些大了。我可从没把自己当作什么领导，何况，我现在已经从（河南大学）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岗位卸任，由领导岗转入学术岗，不是什么“领导”了。

    正是带着对这位“老派编辑”的几分不满，觉得有必要对一些赞誉予以纠正。那些对田卫平很多理念的赞扬，以及“盖棺论定”的做法，看上去似乎是对他编辑生涯的高度肯定，但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加速了他的着陆。

    本来，他应该像孔老先生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将其编辑之“道”再进一步“贯”下去的。这样的“告别”，委实不免让同仁产生几分遗憾；但从他对自己的期许，以及像我一类的朋友期待来看，像他这样“告而不别”，此后专心撰述，也是泽被学林的好事。

    回想起来，我是在21世纪初年，认识卫平兄的。从我俩交往的片段中，能够为他的编辑生涯留下一些存照，或者说做一个脚注。

    那时，他在《河北学刊》任总编辑，我在洛阳工作。说不清是什么时候见的第一次面，只记得，我当时有一篇极具争鸣性的文章《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经过他的编辑，发在了《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上。从此，便有了邮件的往来。

    从素昧平生到神交已久，我们的交往大抵都是通过电话与邮件进行的。2003年秋，他来郑州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虽然不敢确定是否第一次见面，但那次我们之间的神聊，却是印象最为深刻的。然而，若要写进回忆，却又没有多少所谓的情趣，因为所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论文的选题你一句我一句展开的。在我印象中，他的心中只有刊物，他以学术为媒介与人交往，其他诸如名气、官职等都不能入其法眼。

    2005年秋，他到《学术月刊》任总编辑；第二年春，给我来电说，如果有了合适的大作，希望予以支持。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份难得的肯定。要知道，《学术月刊》原本就基础深厚，在学界有名，经他在2006年改版后，更加风生水起。故此，作为学术中人，有谁不以将自己的思考刊布在这样的刊物上为荣呢？

    在将《学术月刊》办成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权威期刊后，他又到了《南国学术》，仍是发来信息“希望支持”。其实哪里是简单的我支持他办刊，更是他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在学术上的发展。

    如果说，我在几十年的学术道路上取得了一些小小不然的成绩的话，是与田卫平兄这种不离不弃的“刺激”与“应激”密不可分的。

    撇开田卫平主编三个期刊的坎坷与光荣、沧桑与梦想、苦难与辉煌，我所能记得的，就是我们交往过程中的学术争论乃至带有火药味的思想“掐架”。

    在今天看来，一个作者（更何况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与总编辑“大打出手”的情形，有点另类，甚至不可思议。但是，在我这位“老派作者”与这位自称“老派编辑”的你推我搡的学术争论中，大约可以看清我们各自的真性情。

    每当我给出的稿子不满意，卫平兄就猜测，我有糊弄他的嫌疑。有一次，他在电话里甚至这样说：“我很想马上坐车到你办公室，看看你的电脑里，有没有私货不愿意提供。”有的稿子被他接受了，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东问西问，南校北校，让你感到发一篇稿子的过程比写一篇稿子还费神。

    像这样在我们“老派作者”与“老派编辑”之间你来我往的思想“掐架”，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而这，也许可以算作我们“老派”学人交情的一个注脚吧！

    “鸡蛋里挑骨头”，这句用在卫平兄那里并不过分。这个“挑”，在他那里实在是内涵丰富：一是挑剔，二是挑战，三是挑刺，而且他是大有不把你说服就绝不善罢甘休的执拗。

    我估计，与他打过交道的学界同仁都会有以下的感同身受：在稿子付梓之前，他还会为了一个字而与你讨论半天，如果不及时回话，他会不断地打电话“骚扰”你。有时候，我被他搞得焦头烂额时，他会用“我是一个老派编辑”的话作为缓颊。当我告知，我在他校样中也发现一处错讹，他也会以“眼毒”这个词来回我。我也说不清，他这个“毒”，是赞美我“独（到）还是“毒”（辣），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作为诤友，说到“眼毒”，除了赞我这个老派作者，同时应该也是这位老派编辑的夫子自道。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不是坐守编辑部以“守株待兔”，而更像一位非常敏锐、敏感、睿智的学术“猎手”。面对“猎物”，他犹如搏击学海的天鹰，独具慧眼地注视并“望尽”苍穹，一经发现，便会以千万里追寻着你的态度“抱定”。因此，我常常与他开玩笑说：“你是职业杀手。”正是这个特点，也才有了硬碰硬之火花的迸发。

    “杀手”这个名号，听起来不那么悦耳舒心，但是，却完全符合他这位将编辑作为“志业”者的职业情操。他不但杀错字错句，也会杀名家的稿件、杀作者的傲气。不过，我还要加上一句：“这个杀手不太冷！”毕竟，像他这么严苛地对待稿件，不过是“眼冷心热”的表现，以我对学术的理解来说，这不光是对杂志负责，也是对作者负责。

    这里，还有一件小事值得说说。一次，我们俩为了一篇文章的校对，在电话中翻来覆去的争论，我感觉已精疲力尽、头昏脑胀，有点不耐烦了，顺嘴抱怨说，编辑部填写稿酬单的繁琐真让人头痛。不料，他却安慰我说：“这里与内地的付酬方式不一样，是有些繁琐，请多理解。”我这才醒过神来，他编辑的已然是《南国学术》而不再是《学术月刊》了。

    其实，除了两地付酬方式的不同外，在学术评价体系上二者也大有不同。在内地，《学术月刊》属于权威期刊，《南国学术》则是普通刊物，同样的文章发表在不同刊物上，不仅在传播上有差异，而且在考核认定上也有区别。但是，这根本不曾影响到他这个“老派编辑”向我约稿，而我这个“老派作者”在给他供稿时，也完全不会考虑这一点。

    何以如此呢？ 这完全是出于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一份对学术的虔敬之心。他让我相信，文章交给田卫平，那一定会适得其所的。

    一晃，20年过去了，卫平兄已届“耳顺”，我也已临“花甲”。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因此，说“谢幕”也好，“告别”也好，抑或“离场”也好，都是人生的常态，本来也不必大惊小怪。但是，对于田卫平总编（在我与卫平兄过往之中，从未有称呼他“总编”，这一次例外）来说，意义却非同寻常。

    往大里说，他是一位将编辑作为“志业”的学界知名人士；往小里说，也就是我常说的，他是一位学术行当里的“职业杀手”。就像我们见面寒暄的那样：“又见职业革命家了。”正是这样一个带有成见的认识，我对田卫平以“轻轻的招手”的方式作别编辑“舞台”产生了第一个不满：作为职业“杀手”，他不该这样“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轻轻的我走了”是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名句，但这样漫不经心的“作别”，毕竟是以“再见”托底的，而卫平兄不应该有这样轻易的洒脱从容、闲庭信步。

    我知道，在他挥手之间，已有不少的虚席以待，也有很多的拱手相迎。但却都被他以各种理由谢绝了。作为知情人，我深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放不下的执念：那就是对多年来那份精益求精、殚精竭虑之神圣“园地”的敬畏。

    如果说理解，我们完全可以作心同此理的理解。毕竟，如同一位驾车的老司机，一旦到了“换挡”时刻，那份轻松自然与之俱来，生怕为那最后的“一公里”带来不应有的闪失。然而，多年的积累、积淀、积习，从此一挥而就，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在一片点赞声中，我不禁想到安·兰德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这部小说展现了如果每一行业具有创造力的人都“耸耸肩”，停止工作、消失不见，世界将呈现怎样的图景。就职业生涯来说，田卫平似乎一直在为别人而活，但就他对学术的虔敬而言，却又践行着安·兰德有关于生命的诺言，他其实是“永远也不会为别人而活”的人。

    回避无奈，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情。“水千条，山万座，我们一同走过。”我们一同唱过那同样的渴望、同样的追求、同样的感受。正是这样一个情结和情怀，我对卫平兄的第二个不满也在这里：阿特拉斯可以“耸耸肩”，而我们岂能一耸了之？ 何况安·兰德还曾经说：“你不能将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

    既如此，卫平兄何以从自己所珍视的编辑生涯中退出呢？兄之同乡、资深编辑李大钊先生不就有“铁肩担道义”的箴言在为我辈站台吗？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谓的“告而不别”，应该是很多同仁的期待吧！

    马克斯·韦伯曾将知识分子的活动大体分为“学术”与“政治”两种“志业”。在严格意义上说，卫平兄显然是把编辑的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志业”。

    马丁·布伯曾这样告诉过我们：人只能在与人的关系中发现“永恒的自己”。如果硬要对这位有几十年过往的“老派编辑”之互为发现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一定要说的是，他的编辑学策略没什么长篇大论的体系可言，有的只是大道至简的志业操守和理念。

    在我看来，学术研究与编辑机制中有两个“意识”：一是问题意识，一是问道意识。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而问道意识，则是学术研究的落脚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不谋而合：问道意识比起问题意识，更是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的高光境界。如果没有问道意识，人文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将荡然无存。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了几十年心心相惜的同气相求。

    这个“道”，固然有着形而上的意义，但也并不“远人”，只是需要一分坚守、呵护。借用一句小品台词可以说：琢磨“兵法”不是常态，“菜谱”才是其硬核。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我们对卫平兄看菜谱时的“挑”颇为不爽之后，却又禁不住由“气”生“爱”。

    因此，我最后要将所有的不满幻化成一句召唤的话：回归比超脱更诗意。所谓“桃李荫翳，家安其所”，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