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

    去年，当出版社的编辑告知我决定要再版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一书，作为忝列末座的作者，除了心存感佩，不免有一种担心，我担心的是读者。三十多年过去了，孔子以三十年为一世，走过了一代人；除了代际更迭，社会环境也有所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虽然社会上开始关注传统文化，但热度不是太高；如今，传统文化热已经遍及华夏大地。这种情况下，像《中国儒学思想史》这类书，是否还会引起读者关注、在推动传统文化研究深入的过程中添砖加瓦？

    当把全书再浏览一遍，上面的那些顾虑竟涣然冰释。这是因为，书中对儒学思想发展的主体看法，基本上经受住了历史检验。这些主体看法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其哲学理念是孔子所建立的；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后来的儒家容纳儒学思想发展可以超出古人的畛域；对于儒家以外的学说，主张包容并蓄；甚至对外来文化，也主张兼容吸纳。这就可以解释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科学思想也能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例如“格物致知”的学说，在古代主要是从伦理角度和个人修养立论的，而至宋代，二程朱子将其纳入知识论范畴，到了近代，“格致学”成了“科学”的代名词，“格致家”成了科学家的代名词。而晚明西方科学随着耶稣会士来华，受到了有着进取精神的中国儒生的欢迎，兼官员与儒 生 于 一 身 的徐 光 启（1562－1633)与利玛窦（1552—1610）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同时代的李之藻（1565-1630），不仅译刻了带有中文注解的大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高1.74米，宽4米），还编辑整理了《天学初函》，收入西方有关天主教理和学术方面的著作10种（理编）、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10种（器编）。正是儒家思想理念所具有的张力，使得在大航海之后的中国产生了一批主张兼容吸纳外来文化的儒生。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以学术史的眼光写《明儒学案》的时候就说过：“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这是对儒学理论的重要概括。

    写至此，我也回想起30多年前张先生对我们说过的一些想法，后来也体现在这部《中国儒学思想史》的写作之中。

    其一，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张先生经常说，从思想史角度探讨传统文化，比较容易收到应有的效果。对于儒学思想，他也十分注意挖掘其核心理念，加以升华。上面提到的“和而不同“就是一例。据我的观察，在1980年代中期的孔子研究中，张先生是最早从哲学理念高度阐发“和而不同“的概念，而不是从具体语境出发、就事论事地讨论。1986年他发表在《孔子研究》第三期上的论文《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引起学界的注意。特别是他把“和而不同”与“百家争鸣”“独立思考”联系起来，将“和而不同”上升到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来看，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来理解这一概念，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范例。

    其二，独立思考。记得我们当年讨论书稿的时候，张先生非常强调研究、改造、继承、创新八个字，这八个字的基础，是独立思考。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书，在先秦，焦点集中在对“人学”的讨论；从汉代以后，在每一个朝代都将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纳入视野加以讨论，用这两个线索贯穿全书，这也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与其他同类的著作有所不同。在今天看来，书中具体结论固然可以讨论和深化，但其思想闪光仍存则是无疑的。

    其三，区分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是非常复杂的事，不能简单从事。张先生常常告诫我们注意思想史研究的多面性。这里稍加引申加以说明。例如在明末清初，儒生面对当时西方传入、称为“天学”的西学，有的儒生为探其天算之学，皈依天主之学；也有的独喜天算，不喜天主；还有的视西学一概为“邪”，辟之破之唯恐不及。儒学面对西学的这些复杂情况，是对研究者判断能力的一种检验，简单从事就容易产生错误结论。

    如何对待外域文化，早期儒学并不具备直接经验，但如果将“和而不同”上升到哲学理念的高度，就会认识到由“不同”产生的“和”，高于简单的同一。所以汉唐时代儒学没有排斥佛教进入中国，对于明代来自远西的思想文化，儒学也作如是观。对中国历史作了“功课”的利玛窦等人，当时不明其理，一开始把自己装扮成“和尚”，教堂取名“鲜花寺”，反倒效果不佳，改用“西儒”自称，得以立足。从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来看，儒学对远西文化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其理论思维指导的结果。这使西方的天文、历算、几何、地理、哲学、语言等知识，从16世纪中期起以汉语的形式纷纷进入中国，同时中国文化经典也翻译成拉丁文进入欧洲，确立了中国在全球史发展中的地位。儒学的理论思维，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毕竟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旧作，但儒学的理念是温故可以知新。我们寄希望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