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
1985年,跟着先生读鲁迅研究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先生71岁,我20岁,先生带我,就像爷爷带着个淘气的孙子。
山东大学的鲁迅研究专业,在全国开设最早。1951年,华岗校长倡议开鲁迅研究课,他自己亲自主讲前半部分。课后不久,讲稿《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出版,而这个课的后半部分,则由孙昌熙先生与刘泮溪先生接着讲。后来助教韩长经也参与授课,韩长经毕业后担任华岗校长的助理,负责整理华岗的讲稿。
为什么山东大学要首创鲁迅研究课? 原因之一,据说是华岗对鲁迅特别有感情,华岗被国民党抓在牢里,写了文章,通过特殊渠道送给鲁迅。文章还没发表,鲁迅就把稿费银元送来了,鲁迅之不怕事,敢担当至于此,华岗自然是念念不忘的。但是,作为山东大学校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华岗在山东大学首开鲁迅研究课,根本的出发点,其实在于建立新中国的学术学科体系。而要建立新中国的学术学科体系,这就要从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著作、经典思想出发,如此,当然就必须从鲁迅出发。在华岗看来,只有在鲁迅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扎实有效地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文学史、文艺理论体系,只有通过鲁迅研究这个基础,才能建立起中国新文学的道统与学统。华岗校长之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至于此。有这样的校长,真是山东大学和新中国教育之幸。
那一年,孙先生37岁,应华岗校长的委托,负责开设全国首家鲁迅研究课程。先生原来是作家,西南联大毕业后曾经担任朱自清的助手。像朱先生一样,他的学术研究风格,原本主要是传统的评点与作家之感悟相结合,是比较偏向中国古典文学的,自从事鲁迅研究以来,先生的学术风格向着理论化、体系化、世界化方面迅速转变。先生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特别是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体系的开创者。
我能够在20岁什么事都不懂的时候,便有幸跟随先生学习,其实主要是由于先生很重视我父亲。先生对我父亲很好,那年(1985年),他对我父亲说,今年我已经71岁,原本不该再收研究生了,不过现在各方面要从娃娃抓起,为了从娃娃抓起,我就破例再招一次吧!
1984年,由先生和田仲济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这本书的一半内容是我父亲写的,全书统稿也是他做的。家父是一个极为忠厚、低调、善良、厚道的人,因此田先生和孙先生都很喜欢他、看重他。孙先生为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了后记。这篇后记,展示了先生作为新中国学术学科体系开创者高屋建瓴的视野与气魄,体现出那一代开创者的从容大度的学术自信与文化自信,体现了一个作家出身的理论家对于小说与小说史的深刻独到意识,更体现出孙先生高度凝练、高度概括、惜墨如金的刀刻斧凿的文风。其中,开头的四段如下:
读毕这部长达40万字的书稿,第一个感觉是:自从鲁迅先生写出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史,开创了中国小说史这门学科之后,又过了60年不平常的岁月,才有了这部不成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自然,前不久,也有人写过《现代中国小说史》,但那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学术界试图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对五四以来的小说史料进行研究,写出自己的小说史,这是第一部。
这部书在写法上,也有一点新的尝试:那就是从史的角度,重点分析和评价新文学运动以来,随着时代的进驻,不断出现的各类人物形象。
小说家的人物是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新的典型人物。因而小说史就是不断创造人物的历史。它一方面是人物形象从粗糙到典型的艺术创新史,另一方面则是在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变化发展中,反映出时代生活发展史。
今年2月,家父住院,躺在病榻上,我拉着他的手,把孙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记读给他听。我逐字逐句地读,父亲认真地听着,一篇读罢,父亲静静地说,麻烦你了,请你再读一遍吧。于是,我又读了一遍,父亲平静地对我说:孙先生了不起啊! 要建立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要几代人埋头苦干,孙先生、田先生是领头的,真不容易啊!
人对于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师友,感情总是很深的,是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我的父亲当然也是这样。
先生文集座谈会召开这一天(3月25日早上),父亲再次住进了北大第一医院急救,我焦灼地等在ICU门外,不能参加先生文集出版的座谈会,非常内疚,因为先生不仅是我的导师,在我心中,他也是我的爷爷。想到这些,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迟到的春天总是要来的,这个世界会变好吗? 人生在歧路,望乡的游子,不知何时能够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