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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3年04月19日 星期三

    “受命不迁”的橘魂

    《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4月19日   12 版)

        李广田和年幼的李岫

        20世纪40年代李岫和母亲在昆明

        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李岫教授的新著《逝水东流》(北京出版社)以回忆录的方式,叙述了两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百年间的所思所想、拼搏奋斗。书中不乏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一二·一”学生运动、闻李惨案、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等。李岫父亲李广田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云南大学校长,史诗《阿诗玛》的整理者,是继闻一多、朱自清之后清华大学中文系第三任系主任。其母为民国著名女词人王兰馨。李岫继承父母衣钵成为学者后,著有《茅盾比较研究论稿》《20世纪文学的东西方之旅》《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等专著。

        “到橘子林去”

        1940年11月,西南联大成立叙永分校。我们全家到达叙永,经卞之琳介绍,父亲李广田在西南联大分校任教。分校所开课程为大一必修课,A组由杨振声、陈嘉授课;B组由李广田、吴晓铃、杨周翰、王佐良、查良铮等授课。父亲同时担任《布谷》半月刊的导师。

        在流亡生活中,父亲几乎没有创作。重新拿起笔后,他感叹道:“我简直连笔都不会用了。”他抚摸着朋友寄来的《雀蓑记》,茫然地问:“这是我自己的吗?”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生疏感,这正说明经过抗战的洗礼,他已经扬弃了旧我,正在向新我迈进。“我自己过去不甚了然的,现在也了然了,我是用了现在的一点光,去烛照了过去的一些阴影。”《回声》是《圈外》的续编,大大不同于以往的《画廊集》《银狐集》和《雀蓑记》,但和《圈外》也不大一样。《圈外》是在流亡途中写的,生活的急遽变幻,往往使人来不及思考,待到有了时间的余裕,重新梳理过往的事物时,常能触动对生活各方面的反思,这才有《回声》。回声,远远的,是自己的声音,又不是自己的声音,是自己声音的回响,迟于自己的声音,又能让自己听见。父亲喜欢风声、雨声、山涧的水声、深巷里的回声。当回声淡淡地消失隐去,会给人们留下一片记忆的沙滩或冥想的天空,无论沙滩或天空,都无限广漠和渺远,让人在广阔的空间里对生活进行思考。《到橘子林去》便是这回声中的一支歌。

        叙永是一座单调的小城。“这个小城简直是个小村庄,简单极了,也朴素极了。”(《回声·根》)越是荒凉,越是偏僻,长途跋涉后,父亲却仿佛回到了自己故乡的荒野,回到了“根”之所在。红崖山在或晴或雨中云蒸霞蔚、淡妆素抹,永宁河清澈如翡翠,城郊有大片的果园,多是橘子树。在秋天一个雨后的早晨,父亲带我到橘子林去。他这样写道:

        小孩子的记忆力真是特别好,尤其是关于她特别有兴趣的事情,她总会牢牢地记着,到了适当的机会她就会把过去的事来问你,提醒你,虽然你当时确是说过了,但是随便说说的,而且早已经忘怀了。

        “爸爸,你领我去看橘子林吧。橘子熟了,满树上是金黄的橘子。”

        今天,小岫忽然向我这样说。我稍稍迟疑了一会,还不等问她,她就又抢着说了:

        “你看,今天是晴天,橘子一定都熟了,爸爸说过领我去看的。”

        这一提醒,父亲终于想起来了。那是很多天以前的事情,父亲曾领我到西郊去。那里满坑满谷都是橘子,但那时橘子还是绿的,藏在绿叶中间,简直看不出来。父亲费了很多力气才能指点给我看,并说:“你看,那不是一个,两个,呵,多得很,圆圆的,还不熟,和叶子一样颜色,不容易看清呢。”说时顺口编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小孩做一个梦,他在月光中出来玩耍,不知道橘子是橘子,却认为是一树树的星、一树树的灯了。他大胆地攀到树上摘下一个“星”或是摘下一盏“灯”来,呵,奇怪呀,却是蜜甜蜜甜的,很好吃。编完又对我说:“等着吧,等橘子熟了,等一个晴天的日子,我就领你来看看。”这地方阴雨的日子真是太多,偶然有一次晴天就令人觉得非常稀罕,觉得这一日简直不能随便放过,于是父女俩便决定到橘子林去。

        我们走到了大街上。这一天一切都明亮了起来,活跃了起来,一切都仿佛在一长串的噩梦中忽然睁开了大眼睛。石头道上的水洼子被阳光照着,像一面面的镜子;女人头上的金属饰物随着她们的脚步一明一灭;挑煤炭的出了满头大汗,脱了帽子,就冒出一大片热气,而汗水被阳光照得一闪一闪的。天空自然是蓝的了,一个小孩子仰脸看天,也许是看一只鸽子,两行小牙齿放着白光,真是好看。人自然是更高兴的,别人的高兴就会使我高兴,别人的笑声就会引起我的笑声。可是我并没有注意父亲在关心什么,在想什么,而是一直拉着父亲向前走,一心想着到橘子林去。

        出了城,景象更宽阔了,听到好多地方的流水声,虽然看不到洗衣人,却听到洗衣人的杵击声。那山,那崖,层层叠叠,甚至是方方正正的,没有云,也没有雾。崖面上被太阳照出一种奇怪的颜色,还有瀑布,看起来像一丝丝银线在半山里飞溅,好像很冷清。道路两旁大半是荒草埋荒冢,那些荒冢有些是塌陷了的,上次来看,就看见一些朽烂的棺木,混着泥土的枯骨,现在却都在水中了。水面上有些披满绿草的隆起,有些地方就只露着一片绿色的草叶尖端,尖端上的阳光照得特别耀眼。我看见了眼前这些景物,却没有往心里去,只想着到橘子林去。

        远远地看见一大片浓绿,我知道橘子林已经在望了,然而我们却忽然停了下来,不是父亲要停下来,而是我要停下来,眼前的一件事把我吸引住了。

        在一堆破烂茅屋的前面,两个赶大车的人在给一匹马修理蹄子。

        父亲写道:

        是赶大车的? 一点也不错。我认识他们,并不是我同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发生过任何关系,我只是认识他们是属于这一种职业的人,而且他们还都是北方人,都是我的乡亲。红褐色的脸膛上又加上天长日久的风尘,笃实的性子里又加上丰富的生活经验,或者只是说在大道上奔波的经验。他们终年奔波,从多雪的地带到四季如春的地带。他们时常叫我感到那样子的可亲近,可信任。我有一个时候顺着一条公路从北方到南方来,我一路上都遇到他们。他们时常在极其荒落的地方住下来,在小城的外面,在小村的旁边,有时就在山旁,在中途。他们喜欢点燃一把篝火也烤火取暖,也架锅煮饭。他们把多少辆大车凑拢起来,把马匹拴在中间,而他们自己就裹了老羊皮外套在车辕下面睡觉。这情形叫我想起古代战车的宿营,又叫我想起一个旧俄作家的一篇关于车夫的故事,如果能同他们睡在一起听听他们自己的故事该是很有趣的。我想他们现在该有些新鲜故事可讲了。因为他们走的这条大道是抗战以来才开辟的,他们把内地的货物运到边疆上出口又把外边的货物运到内地,他们给抗战尽了不少的力量……“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遇到你们啊,老乡!”我心里有这么一句话,我当然不曾说出口。假如说出口来就算冒昧了吧! 我们北方人是不喜欢随便同别人打招呼的,何况他们两个正在忙着,他们一心一意地对付那匹马。对付? 怎么说是对付呢? 马匹之于马夫:家里人、老朋友、旅伴、患难之交,那种感情我还不能完全把握得到,我不知道应当如何说出来。不过我知道“对付”两个字是不对的,不是“对付”,是抚慰,是恩爱,是商量它,体贴它。

        只见那匹马老老实实地站着,不必拴,也不必笼,它的一对富有感情的眼睛几乎闭起来了,两个小巧的耳朵不是竖着,而是微微地向后抿着。它的鼻子里还发出一阵快慰的喘息,因为它在它主人的手掌下确是感到了快慰的。它的主人一手按在它的鼻梁上,是轻轻地按着,而不是紧紧地按着,另一只手在梳理它的鬃毛,正如一个母亲的手在抚弄着小儿女的柔发。这匹马肯定走了太远的路,而且又多是山路,蹄子最容易坏,铁掌也很容易脱,慢慢地修吧,修好了才能上路。赶车人一点也不慌忙,他们的性子在这长期的奔波中磨炼得很柔了,也很坚了。他们搬起一个蹄子来,先上下四周抚弄一下,再前后左右仔细端详一番,然后就用了一把锐利的刀子在蹄子的周围修理着。这把刀子肯定也用以切肉切菜切果子的,有时还要割裂皮套或麻绳的,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他用刀子削一阵,又在那蹄子中心剜钻一阵,把那蹄子中心所藏的沙石泥土以及畜粪之类的污垢给剔剥了出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好像自己也有一种用新修的蹄子跑在平坦的马路上的感觉,我为那一匹马预感到一种飞扬的快乐……

        父亲接着写道:

        我这样想着,看着,看着,又想着,却不过只是顷刻之间的事情。猛一惊醒,才知道小岫的手掌早已从我的掌握中脱开了。我低头一看,却正看见她把她的小手掌偷偷地抬起来注视了一下,我说她是偷偷地,一点也不错,因为她一发觉我也在看她的手时,她赶快把手放下了。这一来却更惹起了我的注意,我不惊动她,我当然还是在看着这个人给马修蹄子。可是我却不时用眼角窥视一下她的举动。果然,我又看见了,她是在看她自己的小指甲。而且我也看见,她的小指甲是相当长的,而且也颇污秽了,每一个小指甲里都藏着一点黑色的东西。

        我不愿再提起到橘子林去的事,我知道小岫对眼前这件事看得入神了,我不愿用任何言语扰乱她,我看她将要看到什么时候为止。

        赶马车的人把那一只马蹄子修好了,然后又丁丁地钉着铁掌。钉完了铁掌,便把马蹄子放下了。显然,这已是最后一个蹄子了,假如这是第一个蹄子,我就担心小岫将一直看到四个蹄子都修完了才会走开。现在,那匹马把整个的身子抖擞了一下,我说那简直就是说一声谢谢,或者是故意调皮一下。赶车的人用爱娇的眼色向四只马蹄端详了一会,而那一匹马呢,也徘徊踌躇了一会,仿佛在试一试它的脚步,而且是试给两个赶车人看的。然后,又和马,不,是人跟着马,可不是马跟随着人,更不是人牵着马,都悠悠然地走了,走到那破烂的茅屋里去了。那茅屋门口挂一个大木牌,上边写着拙劣的大字:“叙永骡车店”。有店就好了,我想,你们也可以少受一些风尘。

        “回家。”看到这里,我很坚决地说,而且已经在向后转了。

        “回家告诉妈妈:马剪指甲,马不哭,马乖。”我拉着父亲向回路走。

        “我的手指甲也长了,回家叫妈妈剪指甲,我不哭,我也乖。”我这么说着,并看一看自己的小手。

        “对,回家剪指甲,你真乖,你比马还乖。”父亲终于说话了,而且用相当急促的脚步走着。

        “马穿铁鞋,铁鞋钉铁钉,叮当叮当,马不痛。”

        “是啊,你有皮鞋,你的皮鞋上也钉铁钉,对不对?”

        太阳已经向西在降落了,红崖的颜色更浓了,地上的影子拉长了,人们脸上带一点懒散的表情,一天的工作完成了。许多乡下人陆陆续续地离开城市,有手里提着的,携着的,也有只是挑着空担子的,推着空车子的,兜肚里却该是充实的,脸上也有的泛着红光。我们迎着这些到乡下去的人向城里走着。

        父女两代人心中的回声

        父亲带我到橘子林去,和平、宁静、阳光、橘树,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早晨。父女两人,一心想到橘子林去。然而,自从看见赶车人修理马蹄子,父女两人却沿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思想思考下去了。女儿想的是:“马剪指甲,马不哭,马乖。”马钉马掌的故事远远超过了到橘子林去的吸引力,因此,她二话不说,拉着父亲回家转。父亲则不然,他想的是:自抗战以来,在这条紧连着国际路线的川陕公路上,每天不知有多少车辆奔跑着,载着武器和物资,载着将士和装备,载着可喜或可悲的消息,从这里通过。这里连接着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等重要国际通道。为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千百万民工自备口粮、自搭茅棚,在无报酬、无劳保、无医药的艰苦条件下,翻山越岭、凿峡开石,昼则胼手胝足,夜则风餐露宿,冒着坠岩、坠江、塌方、患病的危险,劳作在荒无人烟的山巅江畔。紧张时全线出工有20万人,但公路建成时累计死亡有3000人,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是全民族为抗战牺牲的一部分。他们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国际通途,对迎接抗战进入反攻阶段以至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公路运输在那个年代是尤其重要的,这些马车夫和千百万民工一样,出生入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默默地尽着力。有时是骡马大车,有时是骆驼队载着棉花,载着烟草,载着粮秣或药材,沿公路走再向公路去,到甘肃,或者到昆明,从多雪的地带到四季如春的地带,在城镇、村庄、山路、道中,在篝火旁,在车辕下,风餐露宿,埋锅造饭,把内地的货物运至边疆出口,把外边的货物运往内地,他们为抗战出了不少力啊! 自己在流亡途中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赶车人。全民族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在为抗战尽力,抗战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到橘子林去,到橘子林去,结果没有去成。不是橘子林没有意思,是有比去橘子林更有意思的事情引起了两代人对生活、对时代、对战争的思考,在父与女的心中构筑了两幅不同的风俗画,响起两种不同的回声,所以这篇散文后被父亲收入他的散文集《回声》。为什么结集书名曰《回声》? 父亲在《回声·序》中写道:“我爱很多声音,如风声水声,雷雨声,我都爱,可是我自己都没有。我住在泰山的时候,也常喜欢一个人跑到山涧或峭壁下去长啸一声,那也不是为了听自己的声音,而是要听那峭壁深涧发出来的回声。小时候跑到人家深巷中去大声一叫,听到那深巷回声而自喜,更自喜于闹了一次小调皮。现在我仿佛又在调皮一下,或者我又回到深山中,耳朵里响着的不是我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远远的,我很喜欢。”无论是山巅还是平川,无论是城市还是荒原,无论是远方还是眼前,只要那声音是阳刚的、进取的、胜利的,我都喜欢。“到橘子林去”便是这回声中的一支。

        有趣的是,《到橘子林去》不仅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被选入中小学教材,被编入外文版《熊猫丛书》,而且成为特定时代人们的问候语,见面时就说:“到橘子林去,咱们一块去!”以至于70年后的2012年,当我的散文结集《行者·记者·思想者》即将出版,我请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尹落为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时,他写道:“《到橘子林去》本来是乡土味最浓的广田散文的一个专篇,是专写女儿李岫3岁时的生活面貌的……1941年,广田老师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文学院任教,因战时学校经费拮据,月薪时常发不出,父亲无钱给女儿买玩具,就带女儿到城郊山上的橘林去玩。长江流域的橘林都是连山成片的,小的十里八里,大片直至几十上百里绵延不断,李岫也喜欢上这个伟大自然的玩具。橘子成熟了,成千上万朱红的果实挂在枝头像千盏万盏小红灯笼,比城里夜晚的万家灯火更好看、更迷人,并且,到橘子林去不但不用花钱买门票,回来时还可以采上几枝带回家去,橘子林是她的玩具,伟大的玩具,是她的乐园,伟大的乐园。我们是橘子林时代的朋友,是无话不可谈的永远的忘年交。屈指算来,这条忘年线至今已延伸了67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期间,无论遇到了多大风浪,遇到多大灾难,这条忘年线始终没有扯断。为什么? 大概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受命不迁’的橘魂吧。”是的,“到橘子林去”成为我们几代人对时代、历史使命和人生价值的思索及答卷。

        惴惴朝暮,共克时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为了学生们的安全,西南联大决定撤销叙永分校,全部集中到昆明上课。西南联大经过跋涉、奔波,联合分散又联合,最终作为一个整体在昆明安顿下来。从1941年至1945年,度过了她战时清贫而教学科研最辉煌的时期。

        我们全家到了昆明,先住玉龙堆,后住在兴隆街北口母亲任职的昆华职业商业学校里,和大家一样,过着忙碌而清贫的生活。

        战时的大后方,物质生活极度匮乏,西南联大教职员工的生活都是清贫的,有时甚至食不果腹。闻一多先生一家八口,入不敷出,公开治印贴补家用。梅贻琦、朱自清、冯友兰等朋友具名公定润格,张挂小启:“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济萧条、生活不安定,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与吴晗、华罗庚、刘仙洲等54名教授联名要求加薪,呈文写道:“年来物价日增,维持生活日感艰难,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教授们的居住条件也是极差的,杨振声、吴大猷、陈序经等住在昆明北郊10华里处的岗头村,都是些土墙草房。社会学家陈达和潘光旦、吴泽霖以及冰心、吴文藻夫妇当时住在呈贡,也过着惴惴朝暮的生活。陈达率领妻儿荷锄戴月,种植蔬菜。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余家在文庙后开辟菜地八块,崇圣祠前两块”,种白薯、刀豆、苞谷、泽芋、茄子、辣子等,但成绩均不理想。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时一个教授如果买到一块豆腐带回家,会令家人喜出望外,足见食品之短缺。

        战争是长期的,人们没有抱怨,没有倦怠,相反,西南联大的师生员工精神上都是昂扬的,坚守战时教育的岗位,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生物学家蔡希陶在黑龙潭的一所小房子里开设了植物研究所,从事云南植物种类研究。光学专家严济慈率领北平物理研究所的员工在黑龙潭一座古庙里安了家,立即接受了当时军政部兵工署所需的仪器生产任务,为前线制造了500架1500倍的显微镜、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中用于稳定波频的水晶振荡器等军需用品。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在一座潮湿的尼姑庵中,坚守他们创建的营造学社的工作,哪怕空袭警报,哪怕病体不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同人,坚持对古建筑的考察、测绘、研究,致力于学术,半年之内,走访35个县,被费正清称为“献身科学的典范”。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虽是“部聘教授”,和大家一样从长沙走来,经过“一室之中,同住人猪鸡狗;十天之内,历经春夏秋冬”的日子,常年一件粗布长袍、一双黑布鞋,简陋的床、衣箱、书桌,但他严谨治学,笔耕不辍,著名的《热工学》一书就是在跑警报期间完成的,他的敬业爱岗精神被誉称“爱国公真陆放翁”。社会学家陶云逵调查边疆社会,足迹遍全滇,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人类学,测量数千个案体质,从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及地理环境的调查中收集第一手资料,获得大量文献、文物、图片等,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被誉为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拓荒者。物理学家周培源一家当时住在山邑村,离西南联大20公里,既无公路也无交通工具,只好买了一匹马,每天早晨5点起床喂马、刷马,然后骑马去上课。学生们看到那匹马拴在教室外,就知道老师已经到了。在那样的环境里,周培源除研究弹道学、空气动力学外,又开始了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对广义相对论、宇宙学的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所有这些成为周培源一生对我国科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的女儿周如苹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除了谈到爸爸的工作,也常常忆起她的两个姐姐总是把爸爸喂马的豆子拿到外头挖个坑烧着吃,从而感慨道:“看来当年吃不饱肚子的事也是常有的。”

        人们想尽办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同时体现了一种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的团结合作精神。随着战局发展、物价攀升,教育部下达训令并附非常时期支给国立大学行政人员的“特别办公费”的文件。25位教授发表声明拒领,他们在给联大常委会的公开信中称:“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余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且际兹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儒十丐,薪水犹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飧时虞其不给。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有难同当,不搞特殊化,这就是联大精神。偶有兼职挣外快的机会,如当时中央政府在昆明举办“盟国译员训练班”,有人动员冯文潜教授去教德文,应诺美金不菲。冯先生说:“君子安贫,不想拿美金。”表现了一种严以律己、坚守岗位的职业操守,这就是联大精神。得了一点稿费,也常常互相救助。曾昭抡为响应“中华文艺家抗敌协会”发起的援助贫病作家的号召,捐出1000元。李广田作为这个抗敌协会的理事也慷慨解囊。这样的事不止一两次。人们不向困难低头,乐观地面对生活,教授夫人们制作“定胜糕”的故事流传至今就是一例。以梅贻琦夫人、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为首合做一种米粉糕,形似大元宝,嵌有两块桃仁和糖腌猪油,拿到商店寄卖,以补家用,取名“定胜糕”,喻抗战一定胜利之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太太们的“定胜糕”同样体现了一种联大精神。

        (本文摘自《逝水东流》,李岫著,北京出版社2023年3月第一版,定价:99.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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