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孔孟之间的儒学传承

    ■房伟

    熟悉儒学史的朋友们或许都知道，秦火之后，汉唐经学倡“周孔之教”，宋明理学重“孔孟之道”。实际上，自唐宋以来，孟子逐渐成为后儒心目中最“懂”孔子的人，并由此跻身“亚圣”之位，“孔孟”合称也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过，孔子与孟子间尚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这期间，儒家思想是如何得到传播与弘扬的？作为传承主体的“孔门后学”又经历了怎样的学派纷争与学术嬗变？可以说，孔孟之间的这段“留白”是儒学研究必须讲清楚的关键环节。曲阜师范大学宋立林教授《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正是对儒学史上这一重大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该著通过对“孔门后学”学术传承与思想特征的精准把握，更加丰富且立体地呈现了“孔孟之间”一个多世纪的儒学发展与诠释史，这对于学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新材料带来新契机

    对于孔孟之间的这段儒学发展史，古人早已有关注。《史记·儒林列传》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汉书·艺文志》亦言：“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在汉代人看来，孔子去世后，儒学逐渐式微，以致诸子蜂拥而起，天下聚讼纷纭，直到孟子“辟杨墨”、荀子“非十二子”，儒学方才重新焕发出巨大的思想能量。

    不过，汉代人的认识似乎也并非完全准确。《韩非子·显学》中曾讲到：“世之显学，儒、墨也。自孔子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始定世之学乎？”这就是著名的“儒分为八”说，是韩非对孔门后学学术分化的简要概括。虽然韩非的本义是表达儒家学派内部在孔子之后分化严重，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子张之儒”“孟氏之儒”“孙氏之儒”分别与子张、孟子与荀子（即孙卿或孙卿子）相对应，换言之，“儒分为八”也正说明儒学的发展是连贯的，自孔子迄至荀子，儒学一直是世之“显学”，“式微”一说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孔门后学时代究竟是儒学的黯淡还是荣光？孔孟之间又历经了怎样的内部分化与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有文献“不足征”的感叹，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与孔门后学直接相关的史料本来就比较稀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原本就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被进一步地否定、解构，以至于孔门后学中原本活泼的诸儒形象、丰满的学术思想、复杂的传承谱系被人为地化约为简单的姓名符号。好在，地不爱宝，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大批出土文献重见天日，为学界带来重探早期儒学的曙光。特别是90年代郭店儒简的发掘和释读，成为“孔孟之间的驿站”（庞朴先生语），展现了一个战国之际的儒家世界，“孔孟之间”的思想诠释也迎来深入推进的契机。李学勤先生也曾指出，郭店简、上博简儒家著作的出现补充了儒家孔子与孟子之间沦于缺失的重要空白。宋立林教授对此有着强烈的学术敏感性，正如他在本书《绪论》中所讲到的，这段历程在早年间囿于材料的困乏，不得已留下缺憾。随着以郭店简、上博简为代表的地下文献的问世，解决这一学术“留白”的机会和可能出现了。

    需要指出的是，将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相结合进行早期儒学研究是宋立林教授长期以来坚持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从2013年作者出版《“儒家八派”的“再批判”——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上、下），到2018年作者又出版《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新探》，再到2021年《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的出版，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久久为功的学术坚守。正如孙海燕教授所说：“以上三书，以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相印证，熔史学考究与哲学思辨于一炉，对孔、孟之间的儒学嬗变做了系统梳理，分别言之，堪称立林兄孔门后学研究的‘三部曲’。”（见本书《序》二）

    二、 新视角收获新认知

    出土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以及由此而重新激活的传世文献极大扩展了材料的选择范围，不过，对于学者而言，如何更好地运用这些文献，则是一种更大的考验。就《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一书而言，作者对于孔门后学在早期儒学发展史上的贡献进行了重新定位和深入阐释，由此打开了新的研究视角，收到了新的创获。

    比如，在作者看来，一种学说要想更好地传承与发展，除了学派创始人的杰出贡献，更要有后来者的不断创新与诠释，早期儒学就是如此。作为儒家宗师，孔子一生在教学与政治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与教化、修养、从政、天道与性命等有关哲学智慧，极富开创性。这其中，孔子本人的贡献当然是首要的，不过我们决不能忽视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的特殊贡献，他们一方面总结整理孔子言论，扩大儒家学派影响；一方面诠释孔子思想，践履儒家学说。在这里，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孔门后学作为思想叩问者和文献整理者的重要角色。他认为，我们通常把孔子单独作为儒学创立者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同样是儒学的创立者，儒学是孔门集团集体智慧的结晶（详见第一章）。这种判断观照到孔门弟子在儒家学派形成中的贡献，以更宽广、更理性的视角打量孔门弟子与孔子的思想互动，无疑是更全面的。

    再比如，本书的第三到第六章，作者分别分析孔门后学对儒家天道天命观、人性论、修养论、政治观的哲学诠释。将孔门后学的诠释内容划分为天道天命论、人性论、修养论和政治论四个层面，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其中，他对天道观与天命论加以区分，认为孔子的天道观兼具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的双重内涵，天命论同样是对运命之命与天赋使命的双重包含，并直言天命论的提出彰显出人人平等之进步观念（见第三章）。在探讨人性论时，作者通过对《易传》《中庸》《孔子家语》等相关文献的疏解，结合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逻辑地推导出孔子对于人性的看法是倾向于善的，并将之称为“隐性的性善论”；他还进一步指出孔门后学对于人性论的探究实际上背离或扭曲了孔子的人性论的发展路向，真正符合儒家内在义理结构的只有思孟一系（见第四章）。这种认识当然首先是建立在作者扎实的文献分析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也是来源于作者对儒家思想特质的某种人文性观照，即儒家思想并非单纯的知识体系或践履原则，它更是一种终极关怀和信仰。换言之，将“人性善”作为孔子、儒家人性论的主导，实际上就是肯定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我生命的践履而“吾性自足”地获得人生之终极价值，这无疑是符合儒家义理发展的内在理路的，而且本质性地区别于依靠外在而超绝的上帝来求得自我救赎的西方文化。

    从总体上讲，作者的这些新视角，不仅揭示了孔子与后学的思想生命历程，更是通过统合创新，重新书写了孔门后学诠释孔子思想的复杂过程，这些都体现出作者深邃的学术洞察力。

    另外，在《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一书中，作者并没有局限于西方诠释学的常规套路而仅仅关注文本诠释，反而重点突出颜子、曾子以生命历程践履孔子学说，以孔门弟子“活泼泼底”生命历程来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具儒家特质的“生命诠释”（见第二章）。而儒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生命的学问，生命化的诠释方式更能切中传统儒家的精神旨趣，也更有利于推动儒学融入现代社会。作者对儒家思想特质与时代性的把握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