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身在何处，文学永远指向作家的内心

    本报讯  由十月文学院、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昆明作家协会承办的“边地，或中心——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对话活动”4月4日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作家们就文学的地域色彩、边地或中心意识、当下异质性写作的困境和可能、作家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等议题展开研讨。

    云南省文联副主席缪开和表示，昆明作家近年来创作颇丰，在各大文学期刊频频亮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逐渐形成“昆明作家群”，代表着云南文学发展的希望。此次对话交流，重心不在边地或者中心，而是昆明和北京两地作家如何加强交流和合作，就文学创作展开更深入的探讨，共同走向更广阔的文学世界。

    对作家而言，最重要不是在边地或者中心，而是写出真正有分量有力度有影响力的作品。即便身处边地，作家也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古今中外，不论是蒲松龄还是福克纳，莫不如此。“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边地或中心并无太大关系，只与作家的才华和对文学的认知与定位有关，作家应该提高对文学的认知和品位，用心灵审视现实生活，通过故事呈现出来，建构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作家赵兰振认为，文学中的边地或者中心可能是个伪命题。如果存在边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边地写作，可能具有展示独特地域和独特生活的更大优势和更多可能。

    “在云南写作是幸运的，因为它有很多陌生化场景和异质性元素。”云南省作协副主席张庆国说，身为云南作家，同样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和考验，要把地方元素写透，写出力量感，就需要深入了解和体验云南历史文化和方方面面的生活，掌握足够多的细节，写出地方性，再由地方性通向世界性。云南省作协副秘书长李朝德进一步阐释：边地或者中心的概念，其实都是相对的。相对于北京，昆明处于“边地”，相对于整个云南，昆明又是“中心”。不管如何，即便文学外在表达和形式不一样，但其内在的美学标准和美学追求是统一的。地域文化的千差万别，又会给文学带来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

    “无论身在何处，文学永远指向作家的内心，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 北京作家宁肯谈到，任何事物表露出来的内容远远不及它根系下面的内容，就像沙漠里的植物，露出来一点，但下面隐藏着更为庞杂的根系，写作也是这样，作家要回到记忆生长的地方，不断向下挖掘，向着自己的根部和记忆深处挖掘。当一个作家回到内心，挖掘得越深，作品中某种异质性特征也就越容易显现。

    《滇池》副主编包倬表示，作家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呈现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深植于作家骨子里，一个生活在云南的作家，如果不写熟悉的童年和云南的生活，那他写什么？文学永远高于生活，我们的文学如何面对生活记录生活，作家是成为时代的书记员还是超越时代，这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壮族作家陆源从语言角度切入，提出边地或中心的外延其实非常丰富，语言的独特性势必会影响作家的写作。一个作家借助方言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的历史。

    谈论边地或者中心的时候应注意一个事实：所谓的边地或者中心都在被不断的消解中，在人类的后现代生存环境下，事物被扁平化和无聊化，生活容易被纳入一个非常模式化的生产机制。鲁迅文学院教师杨碧薇表示，不管是边地还是中心，任何作家面临的最大考验是来自人类生活的系统化和高度的理性化，以及这种科技发展对人的驯化，而后者带给作家的考验可能更大。

    陈鹏以云南诗人于坚为例呼吁云南作家树立写作的雄心，寻找写作的根脉和精神的原野，写童年和成长，写记忆和生命；不要把地方写作当成简单的风情展示和符号展览，要深挖进去，也要警惕闭门造车，要走出书屋，走向旷野，走进更大的世界。（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