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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3年04月12日 星期三

    当作者拿到第一本样书时,那种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由样书的故事,深感时代的变化真是让人应接不暇。

    关于样书的回忆

    袁济喜 《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4月12日   14 版)

        ■袁济喜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教书与写书是当行本业,写书不仅是为了吃饭,而且也是心志的自我实现,当作者拿到第一本样书时,那种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1989年冬日的一天,取到《六朝美学》样书时的心情,至今想起来都难以忘怀、感慨不已。

        我是1978年从上海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写《六朝美学》时,是在人大中文系读本科的第三年,即1980年,那是中国开启思想解放的年头。当时读了《中国哲学》上发表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一位学者的《魏晋风度》论文,受到文章中人文思想的影响,再加上一直爱读鲁迅的书,鲁迅先生深受魏晋思想与文学的浸润,因此,我萌发了采用专题模式研究六朝美学的想法,写了一个书稿提纲寄给这位学者求教。不久又上门拜访,这位学者谈了对提纲的意见,大致是说,不要太过于强调王弼玄学对六朝美学的作用,也要考虑其他的思想因素。此后,我在书中增加了六朝佛教与审美的一章。此书花了三年多时间写成,然而在陕西的一家出版社延误了三年多,幸亏当时郑国铨、陈传才与叶朗、董学文等老师的帮忙,北大出版社同意此书出版,将其纳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出版社当时出书慢,担任外编的是当时北大校报的王达敏与责编江溶,尽管他们很努力地促进这本书的出版,但等到正式印出来时,已经是1989年11月了。

        记得那天下着小雪,我到北大仓库提取样书,库房负责人找到一堆包装好的样书,拿出一本看了看,突然从中将书撕成两半,对边上的另一位库房工作人员大发脾气:“我说不收就不收,你们非要收,这书的胶封根本不合格!”他一连撕开了好几本,我当时看其他的一些样书质量还可以,赶紧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书我要了。幸亏当时库房收下了这批书,如果要是退回印刷厂重印,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能见到样书呢。从开始写书到拿到样书,将近十年光景了。拿到八十册样书后,没法运到校门外,只好央求库房边一位正在搬家的女留学生,借她的三轮车拉着样书到了北大南门,打车往人民大学驰去。为了感谢这位女留学生,我还送了她一本《六朝美学》。

        到了人大校园的斗室内,打开一本,看着那印着龙门佛像的封面,不由得百感交集,从写书到出书,耗费了太多的心血和精力。

        那时的年轻教师,写书不仅是出自学术志趣,还受到考核与晋升的驱使,有时也是为了挣钱而编书。因此,早点拿到样书,便成了重要的一步。我记得从1986年开始,业师蔡钟翔与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编写《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1986年,我写了一本《和:中国古典审美理想》。书稿交到出版社后,编辑很快审完发稿了,为了尽快拿到样书,我经常去催责编,责编说你自己去找出版科吧。出版科比较理解年轻教师的心情,帮我打听到这本书当时在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制,说要不你自己到印刷厂去催吧,我到了人大印厂找人,人大印刷厂当时在今天的鼓楼西大街北边的大石桥胡同61号的拈花寺,原来是明代大太监冯保建造的寺庙。只见老旧的寺院大殿改成的印刷厂车间内,一些工人正将印好的书页刷浆粘上封面,几个工人说正在刷浆,这几天因为车间赶印别的书,可能要再等几天。现在印厂早就腾退了,拈花寺正在修缮。去年10月初我偶然经过正在修缮的拈花寺,想想当年来此地催样书印刷的事,不禁为之感喟。

        当年不仅替自己催书,还替朋友催过人大出版社。1987年,复旦大学的一位年轻讲师应约写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的一种《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为了早日看见样书,评上副教授,他给我写信,让我去催出版社。我找到出版社查了出版进度,原来早就发排了,目前还在信息学院的资料室打字排版。那时的书稿都是手写的,需要录入和排版。在那年冬天学校放寒假前,我找到了信息系的资料室负责人,他拿出正在打字排版的书稿,对我说,争取尽快打字排出来。这本书不久出版了。当这位年轻老师收到样书后,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在后来的大学老师生涯中,我出版了不少书,有的是学术著作,有的是普及读物。拿到样书的心情,与当初拿到《六朝美学》的样书有所不同,没有了那种急切感与激动,与此同时,写书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节奏,但每一本书的写作仍保留着当初的学术热情。1994年在人大出版社又出版了《两汉精神世界》,我从日本九州大学研修回国后,深感古老的中国急需重振汉代的雄风,于是写了这本书,也算是对于《六朝美学》的深化。六朝美学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在两汉气慨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这本书在责编的关注下,顺利出版了,拿到样书后,除了感到封面设计有点遗憾外,其他都还算满意。随着人大出版社的发展,出版流程也更加规范了,《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国学十讲》《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这些书出版得都很顺利,样书领取也顺理成章。

        书出版后,样书的领取方式也经历过种种变化,见证了时代的变化。当初的样书都是出版社赠送十本到二十本,然后自己以八折价格购买后送人,后来有的书出版后不给稿费,只送一百至二百本样书。记得《中国古代文论精神》这本书2005年5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后,为了节省运输成本,出版社发行部通过铁路货运发来了一百五十册样书,一共有六大包,样书到站是北京广安门火车货运站。这座当时还在运作的火车货运站设施简陋,我费了许多气力,用手推车将书运到车站大门口,然后再打出租车运回家。五月的北京已经开始热了,那天在火车站货场搬运样书,出了一身汗,想不到出书难,取样书也不易。

        几年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是由物流公司用汽车运到我在大兴的住宅附近的一家物流公司,当时我已经有了小汽车,于是开车去仓库将样书领了回来。2002年5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这本专著,样书陈放在出版社里。那天下午,天空下着细雨,我开车到了朝内大街166号,出版社的李明生编审亲自帮我将二百本样书搬上小车,让我感激不已。如今,我的博士生李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当上了编审,如果再有出版的样书,相信不用我再上门搬样书了。

        还有的朋友为了早日让我见到样书,多花了不少快递费。我在辽海出版社出版的《汉末三国两晋文学理论批评编年》样书出来后,主编于景祥为了让我早日见到样书,由编辑室掏钱,采用快递的渠道送到我在人大的办公室,为此多花了几百元的快递费。

        最近一次领取样书,是我的《南朝学术与文论》2019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出版社通过快递公司送书上门,快递师傅将货车上的八大包样书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书柜边上。由样书的故事,深感时代的变化真是让人应接不暇。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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