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样书的回忆

    ■袁济喜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教书与写书是当行本业，写书不仅是为了吃饭，而且也是心志的自我实现，当作者拿到第一本样书时，那种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1989年冬日的一天，取到《六朝美学》样书时的心情，至今想起来都难以忘怀、感慨不已。

    我是1978年从上海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写《六朝美学》时，是在人大中文系读本科的第三年，即1980年，那是中国开启思想解放的年头。当时读了《中国哲学》上发表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一位学者的《魏晋风度》论文，受到文章中人文思想的影响，再加上一直爱读鲁迅的书，鲁迅先生深受魏晋思想与文学的浸润，因此，我萌发了采用专题模式研究六朝美学的想法，写了一个书稿提纲寄给这位学者求教。不久又上门拜访，这位学者谈了对提纲的意见，大致是说，不要太过于强调王弼玄学对六朝美学的作用，也要考虑其他的思想因素。此后，我在书中增加了六朝佛教与审美的一章。此书花了三年多时间写成，然而在陕西的一家出版社延误了三年多，幸亏当时郑国铨、陈传才与叶朗、董学文等老师的帮忙，北大出版社同意此书出版，将其纳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出版社当时出书慢，担任外编的是当时北大校报的王达敏与责编江溶，尽管他们很努力地促进这本书的出版，但等到正式印出来时，已经是1989年11月了。

    记得那天下着小雪，我到北大仓库提取样书，库房负责人找到一堆包装好的样书，拿出一本看了看，突然从中将书撕成两半，对边上的另一位库房工作人员大发脾气：“我说不收就不收，你们非要收，这书的胶封根本不合格！”他一连撕开了好几本，我当时看其他的一些样书质量还可以，赶紧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书我要了。幸亏当时库房收下了这批书，如果要是退回印刷厂重印，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能见到样书呢。从开始写书到拿到样书，将近十年光景了。拿到八十册样书后，没法运到校门外，只好央求库房边一位正在搬家的女留学生，借她的三轮车拉着样书到了北大南门，打车往人民大学驰去。为了感谢这位女留学生，我还送了她一本《六朝美学》。

    到了人大校园的斗室内，打开一本，看着那印着龙门佛像的封面，不由得百感交集，从写书到出书，耗费了太多的心血和精力。

    那时的年轻教师，写书不仅是出自学术志趣，还受到考核与晋升的驱使，有时也是为了挣钱而编书。因此，早点拿到样书，便成了重要的一步。我记得从1986年开始，业师蔡钟翔与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编写《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1986年，我写了一本《和：中国古典审美理想》。书稿交到出版社后，编辑很快审完发稿了，为了尽快拿到样书，我经常去催责编，责编说你自己去找出版科吧。出版科比较理解年轻教师的心情，帮我打听到这本书当时在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制，说要不你自己到印刷厂去催吧，我到了人大印厂找人，人大印刷厂当时在今天的鼓楼西大街北边的大石桥胡同61号的拈花寺，原来是明代大太监冯保建造的寺庙。只见老旧的寺院大殿改成的印刷厂车间内，一些工人正将印好的书页刷浆粘上封面，几个工人说正在刷浆，这几天因为车间赶印别的书，可能要再等几天。现在印厂早就腾退了，拈花寺正在修缮。去年10月初我偶然经过正在修缮的拈花寺，想想当年来此地催样书印刷的事，不禁为之感喟。

    当年不仅替自己催书，还替朋友催过人大出版社。1987年，复旦大学的一位年轻讲师应约写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的一种《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为了早日看见样书，评上副教授，他给我写信，让我去催出版社。我找到出版社查了出版进度，原来早就发排了，目前还在信息学院的资料室打字排版。那时的书稿都是手写的，需要录入和排版。在那年冬天学校放寒假前，我找到了信息系的资料室负责人，他拿出正在打字排版的书稿，对我说，争取尽快打字排出来。这本书不久出版了。当这位年轻老师收到样书后，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在后来的大学老师生涯中，我出版了不少书，有的是学术著作，有的是普及读物。拿到样书的心情，与当初拿到《六朝美学》的样书有所不同，没有了那种急切感与激动，与此同时，写书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节奏，但每一本书的写作仍保留着当初的学术热情。1994年在人大出版社又出版了《两汉精神世界》，我从日本九州大学研修回国后，深感古老的中国急需重振汉代的雄风，于是写了这本书，也算是对于《六朝美学》的深化。六朝美学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在两汉气慨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这本书在责编的关注下，顺利出版了，拿到样书后，除了感到封面设计有点遗憾外，其他都还算满意。随着人大出版社的发展，出版流程也更加规范了，《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国学十讲》《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这些书出版得都很顺利，样书领取也顺理成章。

    书出版后，样书的领取方式也经历过种种变化，见证了时代的变化。当初的样书都是出版社赠送十本到二十本，然后自己以八折价格购买后送人，后来有的书出版后不给稿费，只送一百至二百本样书。记得《中国古代文论精神》这本书2005年5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后，为了节省运输成本，出版社发行部通过铁路货运发来了一百五十册样书，一共有六大包，样书到站是北京广安门火车货运站。这座当时还在运作的火车货运站设施简陋，我费了许多气力，用手推车将书运到车站大门口，然后再打出租车运回家。五月的北京已经开始热了，那天在火车站货场搬运样书，出了一身汗，想不到出书难，取样书也不易。

    几年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是由物流公司用汽车运到我在大兴的住宅附近的一家物流公司，当时我已经有了小汽车，于是开车去仓库将样书领了回来。2002年5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这本专著，样书陈放在出版社里。那天下午，天空下着细雨，我开车到了朝内大街166号，出版社的李明生编审亲自帮我将二百本样书搬上小车，让我感激不已。如今，我的博士生李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当上了编审，如果再有出版的样书，相信不用我再上门搬样书了。

    还有的朋友为了早日让我见到样书，多花了不少快递费。我在辽海出版社出版的《汉末三国两晋文学理论批评编年》样书出来后，主编于景祥为了让我早日见到样书，由编辑室掏钱，采用快递的渠道送到我在人大的办公室，为此多花了几百元的快递费。

    最近一次领取样书，是我的《南朝学术与文论》2019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出版社通过快递公司送书上门，快递师傅将货车上的八大包样书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书柜边上。由样书的故事，深感时代的变化真是让人应接不暇。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