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孙先生的学术人生

    ■魏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读《孙昌熙文集》，不时涌起一些特别感动我的东西，又觉得这些东西今天的很多读者难以理解。一辈子才写了110万字，对照当下流行的学术评价标准，孙先生似乎并不出色。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过去，难免误读。应该知人论世。

    先说孙先生是否出色？《文集》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历史细节：孙先生在西南联大做过朱自清的助教。朱自清是何等人物？他会选什么人做助教呢？作为著名作家兼著名学者的朱自清，不懂文学创作的和不能做学术研究的人，他肯定都看不上；作为既精通古典文学又深谙新文学的朱自清，二者有所偏废的，他也不会看好。而当时的孙昌熙，既有良好的国学功底，又热爱新文学，创作了中篇小说、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还有学术研究成果发表，所以才能够被朱自清接受。当然，这些都是推测，但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孙昌熙绝不平庸。

    再谈如何理解他的成果不多？孙先生从大学毕业到60多岁，也就是一个人最具有创造性的年岁，发表的学术成果较少。那是中国人文学术的“歉收”年代，那时“著作等身”是夸张的说法，公认“高产”的学者一生也就出十几本薄薄的小册子。在这“歉收”的时代，《文集》中那些有限的学术成果已属难能可贵，何况其中不乏原创性的贡献：《鲁迅研究》课程和著作都是开拓性的；他的《鲁迅与高尔基》《鲁迅的比较文学观及其研治古代文学的成就》等是比较文学领域的开创之作；他主持编写的《文艺学新论》从1960年代直到1970年代末，应是当时最有新意的文艺理论教材；1970年代后期他主持了《鲁迅全集》《故事新编》的注释；他与田仲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新时期同类著作的开风气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该题目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这些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最后，如何看待孙先生晚年的学术产出以及大量的合作成果？《文集》中的大多数文字都产生于1980年代，此时的孙先生已经功成名就、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反而进入学术高产期，他到底图什么？图名？可那时候哪有什么“名”啊！“……教授”“……学者”之类今天所有的“帽子”，当时都没有。图利？那时也没有多少“利”啊。今天的各种津贴和奖励，当时都没有。更难理解的是，当时的孙先生患有严重的青光眼，视力只有0.1，随时都可能彻底失明，眼压一高眼睛就会剧痛，看东西模糊时还会恶心呕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先生忍着痛苦，冒着彻底失明的风险，每天都要做学术研究。这套文集中大多数内容都是他摸索着写，或者由他口述，在学生的帮助下完成的。孙先生这样做，既不图名也不图利，只是为了学术本身，犹如一位学术的殉道者。也正是因为患眼疾，晚年孙先生发表的成果几乎都有合作者。我也是“合作者”之一。我感觉那不是合作，而是他带领我靠近学术，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学术、怎样做一个真学者。如果不是与孙先生数次“合作”，我实在难以理解孙先生那种刻进骨子里的学术情怀——这情怀年复一年，一直保持到他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