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资本论〉（第一卷）绘本》引出的出版“史话”

    ■王保贤 王宇璐

    2020年7月，戴敦邦先生创作的《〈资本论〉（第一卷）绘本》（收26幅绘画）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2021年6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资本论〉绘本（全三卷）》（收60幅绘画）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朵云艺术空间举办了展览。去年7月，《一个中国人画〈资本论〉》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戴老的绘画作品外，多了一部分内容，就是写了画家的“创作想法”，书的《后记》中说：“编写此书，重点在于解读戴老作为一个中国老画家感悟的《资本论》，如何把深奥的理论用中国的绘画语言表现出来。”

    《一个中国人画〈资本论〉》的《序一》中说：“国内对《资本论》的介绍已经很多很多，但以大型绘画的形式系统解读《资本论》，这还是第一次，可谓以重量级的系列艺术作品揭示经典著作深邃思想的重要尝试。”1995年12月，由著名学者顾海良、张钟朴等编文，丁世弼、蔡超等多位连环画画家绘制的《画说〈资本论〉》由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册，以40万字、约5000幅画的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史以及三卷本的基本内容。应该说，这才是在我国第一次出现的以大型绘画形式系统解读《资本论》的图书。该书出版后在读书界深受好评，2009年1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又出了该书的新版。

    戴老是名画家，他的60幅《资本论》绘画作品由一个人独立完成，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形式，这当然不同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以连环画形式出版的以普及性为目的的《画说〈资本论〉》——在笔者看来，戴老的《〈资本论〉绘本》首先是一组具有鲜明特色的艺术作品，绘本中仅引用了郭大力、王亚南《资本论》译本（这并不是目前流行的《资本论》通译本）中的简短文字，它给读者留下的，更多是对艺术品的欣赏以及由欣赏引起的各种联想和想象，但要说是对《资本论》的“系统解读”，怕有些勉强。

    顺便提一句，《一个中国人画〈资本论〉》在写画家的“创作想法”时，有一处谬误——为了表现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一个长时段中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戴老在一幅作品中插入了德拉克洛瓦反映法国人民1830年7月革命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这本来当然是可以的，但《一个中国人画〈资本论〉》中却说这幅油画表现的是1848年的法国革命。

    由此又想起《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开始的一段话：“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整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世界历史文库”是从十余年前开始，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出版中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截止目前大约出版了80种左右。那么，在此之前，我国真的“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整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吗？回答是否定的。

    上世纪70年代初，国务院出版口曾组织有关出版社和其他相关机构，对从解放前到当时我国出版的世界国别史图书的翻译出版情况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摸底，最后整理出的《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刊登在1971年8月16日的《出版工作情况反映》上。根据这一文件，当时全世界有18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独立的国家139个（朝、越、德各按一个国家计算）。“文革”前，我国已翻译出版了关于29个国家的国别史图书共84种；已经翻译出关于7个国家的国别史图书，尚未出版；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史图书已搜集到外文版，但尚未翻译；还有84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史图书，尚待搜集引进。该《情况》还提出初步设想：对已出版的29个国家的84种国别史，建议由北大、北师大、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师院、河北师院负责审查，选择有参考价值的，交人民出版社（笔者注：后来出版时，多用其副牌三联书店的名义）和商务印书馆重印；如内容陈旧、译文质量太差、必须淘汰的，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世界史研究所另选新版书翻译加工，交上述两社出版；已有译稿的7个国家的国别史，由上述两社立即编审加工，年内出版；尚未翻译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史图书，建议分别由中联部、外交部7个研究所和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等12个省市承担，负责选择版本，翻译加工，定稿后交当地人民出版社出版，7个研究所翻译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编审后出版；对尚未收集到的84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史图书，请外交部、外贸部和外文书店从速引进，然后按外交部各研究所的分工，分别承担翻译任务。《情况》建议成立“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翻译出版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统一规划、组织协作、交流经验、检查落实翻译出版任务。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1971）54号文件转发了上述《情况》。1971年11月6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翻译出版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的吴庆彤任组长，还在商务印书馆设立了办事组，协助领导小组处理日常事务。此后，这一工作便迅速展开了。

    2019年8月26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一篇题为《新中国70年世界史学科的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创立、奠基期（1949—1978年）”一部分写道：“1971—1978年由十几家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的200多册国别史或地区史，一些世界名著、名人传记和回忆录等，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吴晗主编的通俗外国史知识读物，“文革”后由陈翰笙主编）也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资料和知识基础。”——其中“由十几家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的200多册国别史或地区史”，指的就是上述在中央和国务院组织下出版的“世界各国历史书籍”，读书界通常称作“国别史系列图书”。

    上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这套国别史系列图书，领导和组织者的级别之高，史无前例；要说“相对完整”的话，其出版种类近200种（有人统计实际上是171种），规模宏大，目前的“世界历史文库”远未达到；印刷和装帧质量精美，由于正文使用四号宋体字，被很多书迷称作“大字本国别史”；这套书的版权页上虽然多注有“内部读物”或“内部发行”字样，但其中不少书的印数动辄近万册甚至数万册。事实上，目前的“世界历史文库”中，仍然有这套书中的译本，比如马坚所译的美籍黎巴嫩学者菲利普·胡里·希提（Philip Khuri Hitti）著《阿拉伯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