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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刚
但愿不要再转世托生了。不过，倘若真的转世托生的话，我大概不会再写小说了吧。我在这一生中，暂且不说什么才能或规模，还有高度等等，总之，作为小说家，我从不懈怠地工作了一辈子。假如果真存在着司管转世托生这个角色的话，我就打算向其作如此陈述。（引许金龙译文）
——大江健三郎
2023年3月3日，日本文学家、日本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与世长辞，享寿88岁。3月16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日研中心）主办的中日人文讲堂策划了一场大江健三郎追思会，主题名为“逆行于绝望的文学与思想”。多位大江作品的译者和研究者追忆了2000年大江到访北外时的音容笑貌与世纪演讲，分享了大江文学如何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激起千层浪。
世上如有掌管生死轮回的神明，大江健三郎转世后不再写小说的愿望想必会付诸东流。因为他的文学大于文学，因为纵观日本近现代文坛百年，如果说始于冷静睿智的漱石“山脉”，可以说终于人文良知的健三郎“大江”。大江——源自日本四国的莽莽林海，一路意欲以笔涛冲破战败、核武、暧昧的三重铁壁，奔流到名为乌托邦的理想之洋。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大江健三郎生前曾六度访华，为促进中日民间友好和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更视鲁迅为“巨大的太阳”，是“用一辈子在读”的作家。
1934年9月16日刊发的《译文》杂志创刊号，是大江健三郎的母亲大江小石留给他的珍藏。这本杂志刊载了鲁迅和茅盾等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另一本珍藏是中学入学时，母亲送给他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母亲对于鲁迅文学的痴迷，对大江的文学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江健三郎的父亲大江好太郎热爱中国文化。1944年11月，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天，还和孩子们回忆起十年前在北京的生活，鲁迅和《孔乙己》是他久久不愿停止的话题。
访谈中被问到读过哪些鲁迅作品时，大江健三郎说：“有《孔乙己》《药》《狂人日记》《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白光》《鸭的喜剧》和《社戏》等作品。其中，《孔乙己》中那个知识分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孔乙己也是我最初记住的中国人名之一。要说印象最为深刻的作品，应该是《药》。”（引许金龙译文）
孔乙己迂腐麻木，自缚于长衫之中，故事结尾，终于没有再见“还欠十九个钱”的他，也暗示着死亡与绝望。但在大江健三郎看来，希望正是始自于绝望。在《被偷换的孩子》三部曲第三部《别了，我的书！》的红色腰封上，用醒目的白字印着“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2009年1月，大江第六次访华，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的亲密的信》的演讲。演讲中，大江谈到了自己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谈到了《白光》，谈到了希望：
在这篇小说里，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轻人——从外地来到东京，学习法语，将来却没有一点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亲教我的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所以，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我虚构了这个青年的内心世界。有一个男子，一直努力地做学问，想要通过国家考试谋个好职位，结果一再落榜，绝望之余，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挖掘宝藏上。晚上一直不停地挖着屋子里地面上发光的地方。最后，出城到了城外，想要到山坡上去挖那块发光的地方。听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我所讲的这个故事了，那就是鲁迅短篇集《呐喊》里《白光》中的一段。他想要走到城外去，但已是深夜，城门紧锁，男子为了叫人来开门，就用“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在那里叫喊。我在自己的小说中构思的这个青年，他的内心里也像是要立刻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我觉得写小说的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青年。如今，再次重读那个短篇小说，我觉得我描写的那个青年就是在战争结束还不到十三年，战后的日本社会没有什么明确的希望的时候，想要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的这么一个形象。（引翁家慧译文）
在母亲眼中，大江处女作中“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或许是学生时代的爱子为赋新词强说愁，远远不似鲁迅的《故乡》那样明朗，不及《希望》那样雄浑，但贯穿于大江一生的，无他，唯有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面对墙壁的徒劳
矗立在青年大江面前的第一道铁壁，无疑是日本战败后的精神闭塞与社会雌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30日，美国占领军登陆日本本土，并在东京设立盟军最高司令部。9 月22 日，由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制定的《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正式公布，明确提出对日政策的核心目标：一，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二，最终在日本建立一个尊重其他国家权利的和平与负责的政府，且要符合美国利益。
尽管其后由11个国家组成了远东委员会，美英中苏四国代表也组成了对日理事会，但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方面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美国成为主导战后日本社会走向的唯一关键。
战前接受军国主义教育的大江健三郎经历了战后价值观的崩塌，他深刻意识到了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正如囹圄于高墙中、从事着无意义劳作的“杀狗人”：
我最初受到的负面的冲击，就发生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一个杀狗的人来到我们村，把狗集中起来带到河对岸的空场去，我的狗也被带走了。那个人从早到晚一整天都在打狗杀狗，剥下皮再晒干，然后拿那些狗皮到满洲去卖，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东北。当时，那里正在打仗，这些狗皮其实是为侵略那里的日本军人做外套用的，所以才要杀狗。那件事给我童年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引庄焰译文）
在《死者的奢华》中，大江对于战后生者的“徒劳”发出了无助的叹息。主人公法语系学生“我”和一个怀孕的女学生需要从事的工作，是将医学系保存在酒精中的尸体搬进新的酒精槽。在闭塞得令人窒息的尸体处理室，“我们”忙碌了一天，最后却被告知，所有的尸体都不再需要了，因此一切付出都化为徒劳。“我”甚至感到，死者的生命更加真实，死者的存在更加安定，与生者相比，尸体无疑更加幸福。
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在其代表作《雪国》中，为女主人公驹子留下的印记就是徒劳。与川端不同，大江没有让主人公在城市的家庭与雪国的温泉乡左右逢源，身处火宅之外，依然醉心于凄美的银河。
在芥川奖获奖作品《饲育》中，大江通过山中少年的战争体验，展开了对于墙壁的认知与怀疑：“我无法忍受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大人。这些呲着牙齿，挥着柴刀向我猛扑过来的大人们非常奇怪，我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令我感到恶心。”
埋葬政治与性，是大江第一次破壁的途径。
在《政治少年之死》中，狂热的军国主义少年迎来了这样的结局：
在使天皇的胎水飞溅的黑暗星云下降的永久运动体捕获愁眉苦脸的十七岁的八时十八分，据说在隔壁的单独隔离房间里，因强行猥亵幼女而关进“格子房”的年轻人听着轻微的性高潮的呻吟而泪水盈眶。
啊，多么好……
可爱的可爱的十七岁。
据说将被绞死的尸体放下来的中年警察闻到了精液的气味……（引郑民钦译文）
在大江的笔下，为性而活着的人无一例外是悲惨而滑稽的，为所谓政治而活着的人又要陷入与自己、与他人的无限对立的怪圈。大江的第一次破壁，是以反道德之刃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切割与鄙弃。那时的他，俨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洞穴之喻中第一个回首的囚徒。他意识到自己的所见与所闻，只是身后之人利用火光与道具为他们展示出的虚影。他还没有想过要走出洞穴，没有想过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带领其他囚徒走出洞穴，他只是在破坏洞穴中的石壁，他想尝试，尝试用毁坏铁屋的铿锵之音叫醒更多沉睡中的人。
面对核武的生命之光
196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东京成功举办了第18届奥运会。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向世界展示了经济腾飞和国家复兴。从1964年到1973年，日本每年的GDP增长都超过了两位数，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经济强国。同样在1964年，大江健三郎出版了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和长篇随笔《广岛札记》。两部作品形成了表与里、高与低的双声部变奏曲。
1963年6月，大江健三郎迎来了长子大江光的诞生。医生告诉他，他的儿子因患有先天脑残疾，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为了给孩子治病，痛苦的大江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个人的体验》充斥着内心的煎熬与人性的扭曲：妻子生了一个残疾婴儿，主人公把婴儿扔在医院，到旧情人家寻求逃避。经过漫长的精神折磨，主人公终于走出心中的炼狱，肩负起责任，与婴儿共同生存下去。
夏目漱石在《草枕》开篇叹息道：“智高于人，风摧秀木。情耽于世，随波逐流。”（笔者译）因而主人公在山谷与森林中寻找到了出世之美。宫泽贤治在北海道的森林中和银河铁道上安放无人喝彩的灵魂。大江健三郎也曾经在《万延元年的足球》中，流露出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逃避。山谷与森林——大江曾经突破的铁壁——似乎在这一时期也成为了一时容纳身心休憩的乌托邦。大江在儿时熟悉的山谷与森林中，看到了隐秘、安全，找到了可以自由嬉戏的乐园：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山谷中常住着一个疯子。虽然山谷里也有几个重度神经衰弱患者和白痴，但作为真正的疯子得到大家认可的真疯子却只有一个。这种正统疯子，山谷里从未增加到两个，而且山谷里也没有一个疯子从山谷消失。（引赵双钰译文）
1963年夏天，大江到访广岛。看到无数被核爆夺走的生命，看到众多与自己儿子同样残疾的儿童，他感到极大的震惊。他儿时的战争体验变得更加血肉纷飞，对于广岛人民的坚毅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长子光的小生命，与广岛人乃至所有人类的大生命交融在一起，在大江的灵魂之琴上形成了共鸣。这次旅行才真正使他脱离森林中的乌托邦，牵引他面对核武器攻击过的广岛和美军登陆地冲绳时第二次成功破壁。
1969年，大江健三郎完成《广岛札记》的姊妹篇《冲绳札记》。他在深化何为日本、何为日本人的洞察。奔涌的大江向文化共生与多元并存的方向流去：
只要冲绳的现状还在继续，那么从公共的立场上讲，对于冲绳以及冲绳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赎。并且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地忏悔。来自冲绳的拒绝的声音，不用说就是对假的免罪符、对死死纠缠的忏悔意向做出的清高严正的拒绝。从个人角度上说，在我就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叙述中屡次犯下的错误，自己也不能没有察觉。即使局限在琉球处分之后的冲绳近现代史，本土日本人关于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堆积如山的观察和批评中，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的确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歪曲和错误。这无疑是对冲绳的歧视，更是日本人对自己最可憎的特性进行的自我宣传，是诸如此类的歪曲与错误。（引陈言译文）
大江健三郎在文学创作和人生旅程上实现了飞跃，大江光也奇迹般地活下来，克服了先天残疾，成为日本著名作曲家。也是在长子顽强的生命力感召下，大江健三郎才坚强地走遍了广岛地区，完成了《广岛札记》。多年之后，大江已经释然，对于长子的诞生，他已经在回忆的河床中加上了乐观的滤镜：
我的身上存在着某种乐观的东西，在这种场合我会认为：好吧，既然遇上了这样一种困难，那就竭尽全力干上一场吧……虽然平常总是感到悲观，可一旦遇上实际困难，便会端正态度，认真对待。这就是我的另一种性格。尽管被医生说是“就连能否活下来都不知道”，可我那在新生儿病房里的儿子，虽然头上顶着一个大瘤，却与那些患有内脏疾病、面色发青的孩子不同，他满面红光，在一天天地迅速成长，倒像是被产在白头翁巢里的杜鹃雏鸟引人注目地迅速长大一般，显得精神十足，以致被相邻病床那位婴儿的母亲说为“讨厌”。我呀，就在那个过程中还逐渐产生一个想法——设法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认为自己起的光这个名字是正确的。（引许金龙译文）
日语中的光，也意味着希望。
面对暧昧的逆行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说时，他以《我在暧昧的日本》为题，对明治维新以来逐步欧化的日本国家和依然保留东方文化、生活于亚洲的日本人民之间的割裂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提出了日本应承认历史罪行、勇敢回归亚洲的必要性：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引许金龙译文）
大江健三郎不只在《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等系列作品中批判天皇制，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一样拒绝接受天皇授予的文化勋章。2004年6月10日，大江健三郎还与加藤周一、鹤见俊辅等八位日本知识界的著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九条会”，明确反对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要对宪法第九条进行修改的行为。（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不战，放弃军队，不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战争、良知与漠视、人性与强权、边缘与主流、行动与闭门、共生与右倾——每到黑白需要分明的十字路口，大江选择的往往是顶住压力的逆行。大江用玳瑁色圆眼镜后那双温柔而锐利的目光，击穿了日本社会的暧昧之墙。
在东京大学求学时，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对他的人生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渡边一夫翻译的法国文艺复兴时代作家拉伯雷的著作，使大江了解到前苏联文学评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提出的荒诞现实主义。这一经历又使韩国的金芝河与中国的莫言走入了他的视野。
尼采与克尔凯郭尔之于鲁迅的影响，恰如法国思想家萨特的存在主义之于大江。尽管他文字晦涩，文风灰暗，但他意图通过独特个体的身体叙事连接社会与国家，在黑暗之中寻找生命之光。
他的后半生都在用令人惊叹的笔力，遵循英国浪漫主义先驱布莱克以想象力改变形象的提法。无论是微观个体的生与死，还是宏观世界的喜与悲，大江不停寻找、构想、创建着美美与共的乌托邦。
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认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在21世纪初已经终结。在影视、媒体、互联网的冲击下，不只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印度的近现代文学同样不再具有以往的影响力，在知识界也失去了政治吸引力。但是，今天我们身处世界乱局，耳濡颠倒黑白之语，目染靡靡反智之流，口嚼鸡肋信息之际，在悼念大江东逝之后，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大江式文字所蕴含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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