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科技绘图

    ■陈悦 张柏春

    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记述和绘图散见于历史记录、图录类书、工匠规范、文学作品、特定科技类别的书籍以及绘画作品。绘图一般指绘制的图样、画图、图纸、地图等，往往包含文字不易表达的信息。科技绘图作为绘图的一种，因包罗内容的特殊性，绘制数量相对有限，留存至今的更为少见。科技绘图作为科技内容的重要载体，自然也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依据。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开始关注古人如何运用绘图的方法表达技术和科学知识，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葛平德《中国科技绘图史——从远古时期到十九世纪》可谓其中的一部学术力作。该书以中国科技绘图的整个历史作为选题，以时间为线索加以梳理，从多角度对中国古代科技绘图的知识内容、绘图表达、产生背景、作者群体、绘画技法的发展和局限等进行讨论。该书的问世，为理解传统科技的发展和停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

    作者葛平德教授（Peter J. Golas，1937-2019）是知名宋史专家、中国技术史家，以撰写李约瑟系列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之“采矿”分册（第五卷第13分册）著闻于学界。《中国科技绘图史》堪称他的又一代表作。其英文主标题为“Picturing Technology in China”，顾名思义，是以“技术”为关注点的中国古代绘图，梳理其历史演进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其与科技发明和创新的关系。

    本书以文明早期（汉代以前）至清代的时间顺序，将科技绘图史划分早期、汉唐、宋元、晚明、清代5个阶段，总结对应时段科技绘图的主要特点。其中尤以宋代为研究的着力点，这也是作者最为关注的研究时段。在宋元时期后又加入“儒家新范式”一章，特别对儒家文化传统、价值判断、文化对绘图的影响、绘画工具等方面专门展开讨论。于是，全书以六章呈现主体内容。

    葛平德认为，绘图本身虽受技法所限，仍可认为忠实表达了彼时科技的真实状况。作者基于此，分时段总结科技绘图的形式、技法、内容、特点，介绍代表性作品，分析技术本身和技术的视觉描绘随时间推移的发展、变化以及转型。作者尝试不以欧洲科技绘图的表达作为标准，而是对中国科技绘图的独立发展给予重视，总结中国的不同经验，探究其独特性的根源所在。

    对于中国科技绘图的特点，书中给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其中有些说法或许值得商榷。例如：中国科技绘图的目的并不以传达技术信息为主要目的，而更多服务于道德教化、审美、象征意义、意识形态等需要，绘画中的技术只是副产品，这种判断显然与《营造法式》《新仪象法要》《武经总要》和《梓人遗制》等书的主旨及表达技术知识的功能不符；绘画艺术家与“工匠”画家们（靠绘画谋生的画家）的作品相区别，画家群体产生了社会分化；中国科技绘画已具备例如透视法、比例、界画等技法，但所绘之物并非可测量的几何实体，空间表达难以达到精确；毛笔是中国绘图主要依赖的工具，也是审美表达工具，各类尺规是不受重视的图像制作工具，而不用硬笔是中国科技绘图的发展障碍，等等。而就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而言，技术性插图与科技进步或停滞之间互为因果。作者认为，与欧洲不同，中国没有发展出“技术性图纸”这一特殊绘图类别的概念，科技本身更多依赖文本传达信息，因此在中国19世纪前的历史中，仅凭绘图无法形成分析机器、机械、部件功能的手段。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的做法相差不大。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繁盛的时期，也是科技绘图的发展高峰，然而宋代之后科技绘图发展几乎停滞甚至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科技绘图史》特别留意其中的多重复杂因素：1. 宋元时期，有限的技术题材绘图（如《武经总要》《新仪象法要》《营造法式》《耕织图》和《农书》）因内容为政府关注可仰仗官方出资而以高质量面目出现，然而能通过绘图理解尖端技术的读者很少，通过绘图对技术进行复制的成功案例更为少见；2. 科技绘图形成的背景非关切科技本身，而在于强调道德力量、加强说服力等目的；3. 不同于欧洲石材建筑对几何绘图设计、大型起重机械的依赖能够刺激建筑和建造技术的发展，中国模件化建造方法以及木结构建筑降低了对机械发明和绘图水平的要求；4. 绘图者的精英阶层身份，致其脱离特定技术劳作和生产活动；5. 绘图者的价值观影响绘图表达；6. 政府对技术的掌控，阻碍部分科技绘图的产生；7. 宋元时期及之后推崇文人画及相应绘画技巧，而专注精确再现的科技绘图被视为不能相提并论的低水平作品；8. 科技绘图发展停滞与技术创新本身的衰落是相关联的，新儒学的兴起一定程度抑制技术的创新和发明。

    科技绘图与科技发展存在一定关联，这种关联在欧洲的案例中甚为突出，本书通过对比，以中国为例也印证了这种关联性。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时兴时落，而对于19世纪之前中国科技绘图的状况，以作者较为直白的表述来形容则是，画家或绘图者“都未能清晰且令人信服地描绘出任何复杂的齿轮联动或类似的联动装置”（这种说法失之武断）。欧洲是通过技术需求、逐步进化的绘图技法、思维能力（可视化机械想象）、工程创造力的不断互动带动力学理论和相关技术的进步。与此同时，科技制图在欧洲成为独立的艺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其创作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声誉。与欧洲情况大相径庭，中国科技绘图并不重视精确性，也欠缺对技术细节的关注，于是难以促进需要不断精确化发展的科技思维，也因此影响科技本身的进步，无法形成新的发明以及相关的科学知识。

    尽管瑕不掩瑜，我们仍希望能够“借题”谈谈相关研究的未来空间。书中的科技绘图对星图和地图涉猎甚少，而二者对于天文和地理知识颇有影响；该书对界画、建筑图样提及不少，但相对忽视了对于建筑师家族样式雷及其图档的分析；可能的情况是，工匠图样与文本知识在历史上未必能很好地相交，其保留和流传值得再做探讨；绘图技术与中国历史与文化探讨较多，绘图技术与现代科技、现代世界之间的关系可再探究。至于“Picturing Technology in China”中文译名采用“科技”这一习惯用法，虽然与书中内容并不违背，但未完全忠实于原标题。

    一言以蔽之，《中国科技绘图史》以世界的、历史的、文化的宏观视角为中国科技绘图史的研究进行了补白，是一部非常值得推介的科技史著作。随着汉译本问世，本书将进一步推进国内外科技史界对中国科技绘图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