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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3年03月22日 星期三

    “语音不通,文字可解”:笔谈里的中朝交往史

    姚大勇 《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3月22日   09 版)

        《朝鲜时代文献所见笔谈资料汇编》(全3册),张伯伟、徐毅、陈俐编校,凤凰出版社2022年12月第一版,588.00元

        ■姚大勇

        历史上的东亚地区,曾长期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士,口头语言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均可以运用汉字,以笔谈的方式进行直接交流。流传下来的大量笔谈资料,也成为历史的见证,弥足珍贵。

        张伯伟、徐毅、陈俐先生编校的《朝鲜时代文献所见笔谈资料汇编》一书(以下简称《汇编》),将李氏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朝鲜与中国文士的笔谈资料(最后两篇的笔谈时间是民国初年),萃于一编,又依时间先后,分为四卷,从中不仅可见中朝关系的发展,也可见不同时期两国人士关注点的移转和时代风会的变迁。

        一

        《汇编》对中朝两国人士笔谈资料的整理,除了依据《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等“燕行”类文献,还从其他文献,如单行本笔谈集、文集、史籍、诗牍中进行搜辑,对版本也进行了甄别与采择。如首篇崔溥的《漂海录》,即以韩国藏书阁藏本为底本辑录,另如丁焕、李恒福、金中清的《朝天录》,赵宪的《朝天日记》,金堉的《朝京日录》等,则从各自文集进行辑录。郑昌顺等的《同文汇考》和佚名的《燕中闻见》中,都收录有众多的笔谈资料,《汇编》也从中多有采辑。

        编校者搜寻文献的范围并不限于中韩,还远及日本和美国。如佚名的《朝鲜外交关系书翰集》、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金昌熙的《东庙迎接录》、南廷哲的《北洋衙门谈草》、洪羲瑾的《晚窝公燕行交友帖》、严锡周的《燕行录》,均为笔写本,分别收藏于韩国首尔大学的奎章阁、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韩国学图书馆和藏书阁,以及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又如李肇源的《菊壶笔话》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申在植的《笔谭》抄本,藏山东图书馆。另如李喜经的《雪岫外史》、李重夏的《勘界誊录》均为笔写本,藏日本东洋文库;金永爵的《燕台琼瓜录》手抄本,藏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金善民的《观燕录》笔写本,则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汇编》可谓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传世中朝笔谈文献的一次集中清查整理。

        除了广泛采辑各类文献,编校者还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校勘补充。如对洪大容的《湛轩燕记》,在以《湛轩集》为据辑录外,还以《燕行录全集》中收录的洪大容《乾净笔谭》进行补正。再如对闵鼎重的《老峰燕行记》和崔斗燦的《乘槎录》,除分据《燕行录全集》本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录入,另据其他材料进行增补,对原文的疏误之处,也予以改正,并作说明。

        目前出版的朝鲜汉文文献,主要以影印的方式进行,点校整理者极少。《汇编》一书不仅搜罗广,抉择精,而且也对其进行了校勘整理。另外于所录的每一种文献,皆有解题,除了对作者生平做了说明考订外,还常一并列举考证每次笔谈的时间、场合、人物,于前人记录有误者,也予以纠正。筚路山林,备尝苦辛,是书《凡例》中称“朝鲜时代文献中笔谈资料的大型整理始于此书”,洵非虚言。

        二

        中朝笔谈文献,是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朝两国及两国文士之间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保存了大量的中朝文士往返唱和的诗作,而且这些诗作又多不见于各人的文集,沧海遗珠,其价值自不待言。

        笔谈因是直接交涉,故少讳饰,从中易见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像郭弘址的《丙戌燕行日记》,即记清初时人是“人居清朝心在明”,而视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为“秦桧之流”。(《汇编》195-196页。以下涉及《汇编》页数,均省略书名,径称页数)郑太和的《写本阳坡燕行录》,也引李东溟的《日记》,言李在与中国江西儒士魏际瑞笔谈时,“问永历存亡,则言‘缅甸捉送被害,而宫眷拘係北京’。因涕泣如雨。”(199-200页)从中可见当时人对明亡清兴的态度。而像李肇源的《菊壶笔话》(765-800页),为李于道光元年(1821)春,在京师朝鲜馆中与江南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周达的笔谈,探讨江南的地理、人物、风俗、物产、历史,间有诗文酬答,李也告周以朝鲜的古今沿革、行政区划、山势水源、文武官制、风俗习惯,这可以说是两国文士彼此对各自所属国家和地区的详细介绍。

        中朝笔谈资料常是从底层平民的的角度,展现当时社会的情况,因而显得更接“地气”,更为切实可靠,也更能反映民众的真实心理。像许震童的《朝天录》即记其于明末出使中国时,与戍守长城士卒的交谈:“戍卒十余人来见,赠以扇子,问有守城之条,答曰:‘大概长城二十余堞作一弓家,家有守人五名,皆率妻子,每一名一朔给粮一石,赏银七钱,朔小则减二钱半,以是足为衣食云。’余问:‘尔等及期递去否?’答曰:‘皆永定不得还家。我等皆是北京人云。’又问曰:‘尔无怀土之心乎?’答曰:‘岂无思亲念乡之心,但国法严重,且待以厚恩,以此忘其怀土之思云。’”(53页)“万里长征人未还”,这是难得的有关明末边防士卒戍守、生活、思想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金中清《朝天录》记其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书状官赴北京,于六月七日,在岭底李应乾家中火,与李有番问答:“问:‘田土几日耕?’曰:‘六十七日耕。’‘所出谷几何?’曰:‘四五百斛。’‘税役几何?’曰:‘谷三斛例纳六斗七升,此外无杂税赋役。’(斛容十斗,而以我国斗量之準十五斗,盖我国之石)问:‘家丁几人?’曰:‘七八口。’‘捐直几何?’曰:‘十朔例授二两银三十尺布。’”(156页)这也是有关明末北方农民耕作、田产、赋役诸项的真实记录。

        俞拓基《燕行录》也记其曾于康熙六十年(1721)以书状官出使中国,次年回程时在通州遇宝坻人彭坦、彭城,有番笔谈:“问:‘此地去年丰歉如何?’答:‘先旱后水,大要是歉。’问:‘见今天下太平,无有盗贼否?’答:‘盗贼处处起,大要是凶兆了。’问:‘近京地方无有否?’答:‘距京五十六里也无有。’……问:‘大要今日治耶?不治耶?’答:‘祇可说治。’余书示‘默会’二字,渠笑而唯唯。又问:‘即今刑法宽猛如何?官吏廉贪如何?’答:‘总之,居今之世,不敢多说。’……问:‘汉人或有追思明者否?’答:‘大要也有。’问:‘想不多?’答:‘也不少。’”(285-286页)从这些,不仅可见康熙后期看似承平表象下的不宁现实,也可见当时刑法严酷,底层民众心有余悸,对有些事情噤若寒蝉,不敢多言,另也见虽然明清鼎革已经多年,仍有人念念不忘前朝。说者无心,记者有意,这些笔谈,以第三者的眼光,记录了明清时中国的各方面情况,是研究当时社会的资料宝库。

        三

        《汇编》中辑录的笔谈资料,不仅涉及面广,切入点也深,许多重要的历史秘辛,也在笔谈中得以保存。例如“壬辰倭乱”时,朝鲜多次向明朝请求救援。柳思瑗的《控于录》(71-76页)和权悏的《古塘公燕行录》(77-89页),即分别记二人受命随人前往明廷请求救兵,朝鲜使节与明朝臣僚反复笔谈,多番陈请,从中可见明廷遣将出师的内里原因和决策过程。中朝两国并肩战斗的过程中,发生了明兵部主事丁应泰弹劾明军主帅杨镐,并谓朝鲜“交通倭贼”“轻藐中国”这样的外交事件。黄汝一的《银槎日录》即记朝鲜国王李昖所派使者赴明,往返各衙,洗雪辩诬的过程。(90-107页)丁应泰后被朝廷勒令召回,也应与此相关。

        另朝鲜高宗十七年(1880),金弘集奉命出使日本,在江户停留时,曾与清朝驻日钦使何如璋、参赞官黄遵宪有过推心置腹的笔谈,其《修信史日记》(1248-1262页)中就记有何、黄二人对朝鲜国事的中肯建议,也有三人对当时东亚形势的缜密分析,从中正可见到,在同受列强欺压时,中朝外交官相互携手,肝胆相照,共抗强敌,同御外侮,也正如何如璋所言:“我朝与贵国义同一家,今日海外相逢,尤为亲密,彼此均不拘形迹。”(1254页)。

        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也适可从笔谈中寻到,以弥补正史之不足。如李重夏的《勘界誊录》(1349-1351页)为其于光绪十三年(1887)任勘界使时,与清朝官员就中朝东段边界的勘定事宜所做的笔谈,从中可见当时两国官员为划定边境往返交涉的过程。另《天津谈草》(1160-1238页)为金允植于光绪七年、八年间(1881-1882),在保定、天津等地,与李鸿章、张树声、周馥、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袁世凯等的笔谈,不仅笔谈对象为当时及后来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而且所谈内容也多为机密,如与欧美各国及日本的谈判交涉、通商订约,对日本野心的警惕和应对策略等。

        再如光绪八年壬午(1882)六月初九,朝鲜发生兵变,逐送日本公使,推翻掌权的闵妃集团,拥立大院君李昰应再度摄政,史称“壬午兵变”。日本以此为借口,派兵至朝鲜,中国也派丁汝昌和吴长庆领军入朝。后清兵诱捕大院君,惩办祸首,闵妃集团重新执掌朝鲜政权。在解决这次兵变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应对措施的决策和施行,实都离不开金允植的斡旋。六月十八日,他在天津闻知兵变及日本将派兵舰入朝的消息后,“不胜惊动,即雇车往海关署”,与海关道台周馥笔谈,声明“逐使挑衅”之事,绝非出于朝鲜国王及朝廷之意。(1209-1210页)次日,在与周馥的笔谈中,倡言日本派兵朝鲜,为害甚大,明确恳求中国出兵,助朝鲜弭平叛乱:“与其借手于日本,不如自中国主持扶护调停,事面正大……乞即派兵船几只,载陆军千名,星夜东驶,毋在日人之后,机会甚急,恐不可缓。”(1210-1211页)六月三十日,金允植在北洋衙门面见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直陈中国出兵朝鲜之策,并建言逮捕此次兵变的祸首:“以婉辞先请接谈,彼不肯来,宜连用好言抚之,论以勿惊,节节进兵,逼住城外,更防四门走路。彼方见困于日人,不得不来附中国,庶得保全寡君也。”(1232-1233页)后来丁汝昌、吴长庆在朝鲜诱捕大院君,其方法与这一计划如出一辙,仿佛也就是金氏之言的具体执行。从这些资料,可见当时人在中国的金允植对于平息这次兵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可见近代史上少有的清廷这次妥当、及时决策的幕后主因。

        后南廷哲的《北洋衙门谈草》(1331-1340页)和《乙酉正月北洋大臣衙门笔谈》(1341-1348页),为其于光绪十年(1884)、十一年(1885)在天津与李鸿章、盛宣怀、周馥等就中朝两国互市通商事所做的笔谈。而在其与李鸿章的笔谈中,不仅言及通商,还对大院君是否能被放回,委婉陈情,间接探询(1335页),另对刚爆发不久的朝鲜“甲申政变”也做了说明,感谢清朝政府对朝鲜的援助,揭露日本侵略朝鲜、离间中朝的机心,同时赞扬吴长庆、袁世凯二人在此次事变中的“戮力向前,尽心救卫”之功(1341-1342页)。这些均为当时中朝两国交涉的原始文献,于近代史研究实有重要意义。

        四

        从《汇编》中所录笔谈,不仅可见中朝两国的交往,也可见当时两国的学术思想与论争。权复仁的《随槎闲笔》(804-808页),即记其在京与陈沆、魏源、龚自珍等当时中国一流文人的笔谈资料,极为难得。李德懋的《入燕记》,载有他在北京与潘庭筠等人的笔谈,录下潘的论文之语曰:“侯方域之文有气力而不读书,魏叔子(禧)之文精,汪尧峰(琬)之文雄。”(330页)这是对清初古文三大家的精当评价。

        有的地方,则纯为有关学术的探讨。如在赵宪的《朝天日记》中,记许篈与浙江仁和人叶本在往京的路上偶遇,于柳荫下啖瓜坐话,许问叶王阳明何如人,叶为许介绍了阳明的学术与功绩,许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某窃见其书多有禅底意思,而又自信太过,虽至圣贤之言,亦或不取,乌在其为真儒乎?”叶则对此做了解释:“承教谕阳明之学为近于禅者,以其独言良知而不及于良能故也。良知即体,良能即用,岂不以体立而用自行乎?若禅则外身心事物而流于空寂矣。阳明亦建有许多事功,可见要识阳明,须于其似禅而非禅者求之……至若谓:‘不合吾意者,虽以孔子之言不信。’此亦自信以理之意而极言之,非自外于孔子也。”(66页)从近禅与自信两方面,对阳明学说做了分析。次日,许篈在与王之符的笔谈中,又言及王阳明从祀文庙之事,王曰:“阳明是效象山之禅学而伪者也。”(67页)另赵宪在国子监与顺天高纯县儒生杨守中的笔谈中,问王阳明事,杨则直言王“偏主良知,决是伪学”(69页)。从这些也适见明后期人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态度。

        来中国的朝鲜文士,也了解并关心中国的学术,因此在与中国文士的笔谈中多论学之语,从中亦见一时的学术宗尚。申在植的《笔谭》(827-848页),为其于道光七年(1827)正月在北京与叶志诜、王筠、汪喜孙等人的笔谈记录,所录除寒暄之语酬酢之作外,主要为中朝文士之间专门的学术探讨,内容涉及治学方法、书籍刊刻、文字考订、人物品评等诸多方面,而其中主要又是谈汉儒、宋儒之学的异同和利弊。(830-831、842-845页)任百渊的《镜浯游燕日录》中,也记其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初一在北京与汪喜孙的笔谈,并言及当时的汉学、宋学各立门户。(971页)虽有汉、宋之争,但是从《汇编》所录资料来看,在清人思想中,朱子的地位还是难以移易。如李基敬《饮冰行程历》,记其于乾隆二十一年(1755)正月在京与广东拔贡生赵标等人的笔谈,言及当时的学术风尚:“问:‘中州经学宗朱子,宗阳明?’赵曰:‘宗朱。’”(326页)另洪大容《湛轩燕记》中,洪问:“明时朱陆之学相半,今亦然耶?”潘庭筠答:“今天下皆遵朱子。”(387页)卢以渐《随槎录》也记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北京与兵部员外郎博明笔谈时,博明向其介绍道学由宋到明的历程,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的不同,卢问:“当今之学者以陆、王为正耶,以程、朱为正耶?”“(博)明加圈于‘程、朱为正’之傍矣。”(482页)有清一代,终以程朱之学为正。

        五

        《汇编》一书,从众多的文献中钩辑采择,识断标校,实非易事。书中也有细微可商榷之处。如《朝鲜王朝实录》和《皇华集》中,也不乏中朝笔谈资料,《汇编》中未见收录,自有其理由,似可于是书序言或凡例中稍予说明,以免致误解。又,金允植《天津谈草》原来次序不齐,前后多有零乱,此次既为整理,也可将所录材料按时间先后重新排列,以便观览。另,洪大容《湛轩燕记》中一长段文字,即自“周名应文,年二十三,西江人”至“三人俱揖,送于门外”(378-379页),在后面又重复出现(459-461页),可能所据《燕行录全集》底本即是如此,整理时不妨删除重复,保留一处即可。同为《湛轩燕记》中的另一段文字,即自“‘无一语之敢议’云云”至“雇车疾驰而归”,连贯而下,前后整十页(449-459页),不惟文字长,所记内容亦有异,也可适当分段,俾更醒目。作为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大著,个别鲁鱼亥豕之处,宜属难免,白璧微瑕,无损此书价值。

        清咸丰五年(1855),申佐模以书状官身份出使中国,在其所记与中国人笔谈的《燕行杂记》中就云中朝两国“虽语音不通,寸心难尽,而文字可解,一面如旧”(1055页)。确实,中朝文士的笔谈,不仅拉近了两国人的距离,增进了相互的认识与了解,而且于两国交往、政治互动、历史追溯、学术探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在,中朝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汇编》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其劳也艰,其功也显。相信随着此书的出版和相关文献的发抉,定会激发新的研究,催生新的成果,中朝历史文化交流的研究苑地也必更为精深细密、丰硕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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