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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勇
历史上的东亚地区，曾长期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士，口头语言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均可以运用汉字，以笔谈的方式进行直接交流。流传下来的大量笔谈资料，也成为历史的见证，弥足珍贵。
张伯伟、徐毅、陈俐先生编校的《朝鲜时代文献所见笔谈资料汇编》一书（以下简称《汇编》），将李氏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朝鲜与中国文士的笔谈资料（最后两篇的笔谈时间是民国初年），萃于一编，又依时间先后，分为四卷，从中不仅可见中朝关系的发展，也可见不同时期两国人士关注点的移转和时代风会的变迁。
一
《汇编》对中朝两国人士笔谈资料的整理，除了依据《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等“燕行”类文献，还从其他文献，如单行本笔谈集、文集、史籍、诗牍中进行搜辑，对版本也进行了甄别与采择。如首篇崔溥的《漂海录》，即以韩国藏书阁藏本为底本辑录，另如丁焕、李恒福、金中清的《朝天录》，赵宪的《朝天日记》，金堉的《朝京日录》等，则从各自文集进行辑录。郑昌顺等的《同文汇考》和佚名的《燕中闻见》中，都收录有众多的笔谈资料，《汇编》也从中多有采辑。
编校者搜寻文献的范围并不限于中韩，还远及日本和美国。如佚名的《朝鲜外交关系书翰集》、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金昌熙的《东庙迎接录》、南廷哲的《北洋衙门谈草》、洪羲瑾的《晚窝公燕行交友帖》、严锡周的《燕行录》，均为笔写本，分别收藏于韩国首尔大学的奎章阁、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韩国学图书馆和藏书阁，以及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又如李肇源的《菊壶笔话》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申在植的《笔谭》抄本，藏山东图书馆。另如李喜经的《雪岫外史》、李重夏的《勘界誊录》均为笔写本，藏日本东洋文库；金永爵的《燕台琼瓜录》手抄本，藏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金善民的《观燕录》笔写本，则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汇编》可谓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传世中朝笔谈文献的一次集中清查整理。
除了广泛采辑各类文献，编校者还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校勘补充。如对洪大容的《湛轩燕记》，在以《湛轩集》为据辑录外，还以《燕行录全集》中收录的洪大容《乾净笔谭》进行补正。再如对闵鼎重的《老峰燕行记》和崔斗燦的《乘槎录》，除分据《燕行录全集》本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录入，另据其他材料进行增补，对原文的疏误之处，也予以改正，并作说明。
目前出版的朝鲜汉文文献，主要以影印的方式进行，点校整理者极少。《汇编》一书不仅搜罗广，抉择精，而且也对其进行了校勘整理。另外于所录的每一种文献，皆有解题，除了对作者生平做了说明考订外，还常一并列举考证每次笔谈的时间、场合、人物，于前人记录有误者，也予以纠正。筚路山林，备尝苦辛，是书《凡例》中称“朝鲜时代文献中笔谈资料的大型整理始于此书”，洵非虚言。
二
中朝笔谈文献，是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朝两国及两国文士之间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保存了大量的中朝文士往返唱和的诗作，而且这些诗作又多不见于各人的文集，沧海遗珠，其价值自不待言。
笔谈因是直接交涉，故少讳饰，从中易见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像郭弘址的《丙戌燕行日记》，即记清初时人是“人居清朝心在明”，而视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为“秦桧之流”。（《汇编》195-196页。以下涉及《汇编》页数，均省略书名，径称页数）郑太和的《写本阳坡燕行录》，也引李东溟的《日记》，言李在与中国江西儒士魏际瑞笔谈时，“问永历存亡，则言‘缅甸捉送被害，而宫眷拘係北京’。因涕泣如雨。”（199-200页）从中可见当时人对明亡清兴的态度。而像李肇源的《菊壶笔话》（765-800页），为李于道光元年（1821）春，在京师朝鲜馆中与江南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周达的笔谈，探讨江南的地理、人物、风俗、物产、历史，间有诗文酬答，李也告周以朝鲜的古今沿革、行政区划、山势水源、文武官制、风俗习惯，这可以说是两国文士彼此对各自所属国家和地区的详细介绍。
中朝笔谈资料常是从底层平民的的角度，展现当时社会的情况，因而显得更接“地气”，更为切实可靠，也更能反映民众的真实心理。像许震童的《朝天录》即记其于明末出使中国时，与戍守长城士卒的交谈：“戍卒十余人来见，赠以扇子，问有守城之条，答曰：‘大概长城二十余堞作一弓家，家有守人五名，皆率妻子，每一名一朔给粮一石，赏银七钱，朔小则减二钱半，以是足为衣食云。’余问：‘尔等及期递去否？’答曰：‘皆永定不得还家。我等皆是北京人云。’又问曰：‘尔无怀土之心乎？’答曰：‘岂无思亲念乡之心，但国法严重，且待以厚恩，以此忘其怀土之思云。’”（53页）“万里长征人未还”，这是难得的有关明末边防士卒戍守、生活、思想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金中清《朝天录》记其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书状官赴北京，于六月七日，在岭底李应乾家中火，与李有番问答：“问：‘田土几日耕？’曰：‘六十七日耕。’‘所出谷几何？’曰：‘四五百斛。’‘税役几何？’曰：‘谷三斛例纳六斗七升，此外无杂税赋役。’（斛容十斗，而以我国斗量之準十五斗，盖我国之石）问：‘家丁几人？’曰：‘七八口。’‘捐直几何？’曰：‘十朔例授二两银三十尺布。’”（156页）这也是有关明末北方农民耕作、田产、赋役诸项的真实记录。
俞拓基《燕行录》也记其曾于康熙六十年（1721）以书状官出使中国，次年回程时在通州遇宝坻人彭坦、彭城，有番笔谈：“问：‘此地去年丰歉如何？’答：‘先旱后水，大要是歉。’问：‘见今天下太平，无有盗贼否？’答：‘盗贼处处起，大要是凶兆了。’问：‘近京地方无有否？’答：‘距京五十六里也无有。’……问：‘大要今日治耶？不治耶？’答：‘祇可说治。’余书示‘默会’二字，渠笑而唯唯。又问：‘即今刑法宽猛如何？官吏廉贪如何？’答：‘总之，居今之世，不敢多说。’……问：‘汉人或有追思明者否？’答：‘大要也有。’问：‘想不多？’答：‘也不少。’”（285-286页）从这些，不仅可见康熙后期看似承平表象下的不宁现实，也可见当时刑法严酷，底层民众心有余悸，对有些事情噤若寒蝉，不敢多言，另也见虽然明清鼎革已经多年，仍有人念念不忘前朝。说者无心，记者有意，这些笔谈，以第三者的眼光，记录了明清时中国的各方面情况，是研究当时社会的资料宝库。
三
《汇编》中辑录的笔谈资料，不仅涉及面广，切入点也深，许多重要的历史秘辛，也在笔谈中得以保存。例如“壬辰倭乱”时，朝鲜多次向明朝请求救援。柳思瑗的《控于录》（71-76页）和权悏的《古塘公燕行录》（77-89页），即分别记二人受命随人前往明廷请求救兵，朝鲜使节与明朝臣僚反复笔谈，多番陈请，从中可见明廷遣将出师的内里原因和决策过程。中朝两国并肩战斗的过程中，发生了明兵部主事丁应泰弹劾明军主帅杨镐，并谓朝鲜“交通倭贼”“轻藐中国”这样的外交事件。黄汝一的《银槎日录》即记朝鲜国王李昖所派使者赴明，往返各衙，洗雪辩诬的过程。（90-107页）丁应泰后被朝廷勒令召回，也应与此相关。
另朝鲜高宗十七年（1880），金弘集奉命出使日本，在江户停留时，曾与清朝驻日钦使何如璋、参赞官黄遵宪有过推心置腹的笔谈，其《修信史日记》（1248-1262页）中就记有何、黄二人对朝鲜国事的中肯建议，也有三人对当时东亚形势的缜密分析，从中正可见到，在同受列强欺压时，中朝外交官相互携手，肝胆相照，共抗强敌，同御外侮，也正如何如璋所言：“我朝与贵国义同一家，今日海外相逢，尤为亲密，彼此均不拘形迹。”（1254页）。
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也适可从笔谈中寻到，以弥补正史之不足。如李重夏的《勘界誊录》（1349-1351页）为其于光绪十三年（1887）任勘界使时，与清朝官员就中朝东段边界的勘定事宜所做的笔谈，从中可见当时两国官员为划定边境往返交涉的过程。另《天津谈草》（1160-1238页）为金允植于光绪七年、八年间（1881-1882），在保定、天津等地，与李鸿章、张树声、周馥、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袁世凯等的笔谈，不仅笔谈对象为当时及后来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而且所谈内容也多为机密，如与欧美各国及日本的谈判交涉、通商订约，对日本野心的警惕和应对策略等。
再如光绪八年壬午（1882）六月初九，朝鲜发生兵变，逐送日本公使，推翻掌权的闵妃集团，拥立大院君李昰应再度摄政，史称“壬午兵变”。日本以此为借口，派兵至朝鲜，中国也派丁汝昌和吴长庆领军入朝。后清兵诱捕大院君，惩办祸首，闵妃集团重新执掌朝鲜政权。在解决这次兵变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应对措施的决策和施行，实都离不开金允植的斡旋。六月十八日，他在天津闻知兵变及日本将派兵舰入朝的消息后，“不胜惊动，即雇车往海关署”，与海关道台周馥笔谈，声明“逐使挑衅”之事，绝非出于朝鲜国王及朝廷之意。（1209-1210页）次日，在与周馥的笔谈中，倡言日本派兵朝鲜，为害甚大，明确恳求中国出兵，助朝鲜弭平叛乱：“与其借手于日本，不如自中国主持扶护调停，事面正大……乞即派兵船几只，载陆军千名，星夜东驶，毋在日人之后，机会甚急，恐不可缓。”（1210-1211页）六月三十日，金允植在北洋衙门面见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直陈中国出兵朝鲜之策，并建言逮捕此次兵变的祸首：“以婉辞先请接谈，彼不肯来，宜连用好言抚之，论以勿惊，节节进兵，逼住城外，更防四门走路。彼方见困于日人，不得不来附中国，庶得保全寡君也。”（1232-1233页）后来丁汝昌、吴长庆在朝鲜诱捕大院君，其方法与这一计划如出一辙，仿佛也就是金氏之言的具体执行。从这些资料，可见当时人在中国的金允植对于平息这次兵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可见近代史上少有的清廷这次妥当、及时决策的幕后主因。
后南廷哲的《北洋衙门谈草》（1331-1340页）和《乙酉正月北洋大臣衙门笔谈》（1341-1348页），为其于光绪十年（1884）、十一年（1885）在天津与李鸿章、盛宣怀、周馥等就中朝两国互市通商事所做的笔谈。而在其与李鸿章的笔谈中，不仅言及通商，还对大院君是否能被放回，委婉陈情，间接探询（1335页），另对刚爆发不久的朝鲜“甲申政变”也做了说明，感谢清朝政府对朝鲜的援助，揭露日本侵略朝鲜、离间中朝的机心，同时赞扬吴长庆、袁世凯二人在此次事变中的“戮力向前，尽心救卫”之功（1341-1342页）。这些均为当时中朝两国交涉的原始文献，于近代史研究实有重要意义。
四
从《汇编》中所录笔谈，不仅可见中朝两国的交往，也可见当时两国的学术思想与论争。权复仁的《随槎闲笔》（804-808页），即记其在京与陈沆、魏源、龚自珍等当时中国一流文人的笔谈资料，极为难得。李德懋的《入燕记》，载有他在北京与潘庭筠等人的笔谈，录下潘的论文之语曰：“侯方域之文有气力而不读书，魏叔子（禧）之文精，汪尧峰（琬）之文雄。”（330页）这是对清初古文三大家的精当评价。
有的地方，则纯为有关学术的探讨。如在赵宪的《朝天日记》中，记许篈与浙江仁和人叶本在往京的路上偶遇，于柳荫下啖瓜坐话，许问叶王阳明何如人，叶为许介绍了阳明的学术与功绩，许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某窃见其书多有禅底意思，而又自信太过，虽至圣贤之言，亦或不取，乌在其为真儒乎？”叶则对此做了解释：“承教谕阳明之学为近于禅者，以其独言良知而不及于良能故也。良知即体，良能即用，岂不以体立而用自行乎？若禅则外身心事物而流于空寂矣。阳明亦建有许多事功，可见要识阳明，须于其似禅而非禅者求之……至若谓：‘不合吾意者，虽以孔子之言不信。’此亦自信以理之意而极言之，非自外于孔子也。”（66页）从近禅与自信两方面，对阳明学说做了分析。次日，许篈在与王之符的笔谈中，又言及王阳明从祀文庙之事，王曰：“阳明是效象山之禅学而伪者也。”（67页）另赵宪在国子监与顺天高纯县儒生杨守中的笔谈中，问王阳明事，杨则直言王“偏主良知，决是伪学”（69页）。从这些也适见明后期人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态度。
来中国的朝鲜文士，也了解并关心中国的学术，因此在与中国文士的笔谈中多论学之语，从中亦见一时的学术宗尚。申在植的《笔谭》（827-848页），为其于道光七年（1827）正月在北京与叶志诜、王筠、汪喜孙等人的笔谈记录，所录除寒暄之语酬酢之作外，主要为中朝文士之间专门的学术探讨，内容涉及治学方法、书籍刊刻、文字考订、人物品评等诸多方面，而其中主要又是谈汉儒、宋儒之学的异同和利弊。（830-831、842-845页）任百渊的《镜浯游燕日录》中，也记其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初一在北京与汪喜孙的笔谈，并言及当时的汉学、宋学各立门户。（971页）虽有汉、宋之争，但是从《汇编》所录资料来看，在清人思想中，朱子的地位还是难以移易。如李基敬《饮冰行程历》，记其于乾隆二十一年（1755）正月在京与广东拔贡生赵标等人的笔谈，言及当时的学术风尚：“问：‘中州经学宗朱子，宗阳明？’赵曰：‘宗朱。’”（326页）另洪大容《湛轩燕记》中，洪问：“明时朱陆之学相半，今亦然耶？”潘庭筠答：“今天下皆遵朱子。”（387页）卢以渐《随槎录》也记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北京与兵部员外郎博明笔谈时，博明向其介绍道学由宋到明的历程，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的不同，卢问：“当今之学者以陆、王为正耶，以程、朱为正耶？”“（博）明加圈于‘程、朱为正’之傍矣。”（482页）有清一代，终以程朱之学为正。
五
《汇编》一书，从众多的文献中钩辑采择，识断标校，实非易事。书中也有细微可商榷之处。如《朝鲜王朝实录》和《皇华集》中，也不乏中朝笔谈资料，《汇编》中未见收录，自有其理由，似可于是书序言或凡例中稍予说明，以免致误解。又，金允植《天津谈草》原来次序不齐，前后多有零乱，此次既为整理，也可将所录材料按时间先后重新排列，以便观览。另，洪大容《湛轩燕记》中一长段文字，即自“周名应文，年二十三，西江人”至“三人俱揖，送于门外”（378-379页），在后面又重复出现（459-461页），可能所据《燕行录全集》底本即是如此，整理时不妨删除重复，保留一处即可。同为《湛轩燕记》中的另一段文字，即自“‘无一语之敢议’云云”至“雇车疾驰而归”，连贯而下，前后整十页（449-459页），不惟文字长，所记内容亦有异，也可适当分段，俾更醒目。作为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大著，个别鲁鱼亥豕之处，宜属难免，白璧微瑕，无损此书价值。
清咸丰五年（1855），申佐模以书状官身份出使中国，在其所记与中国人笔谈的《燕行杂记》中就云中朝两国“虽语音不通，寸心难尽，而文字可解，一面如旧”（1055页）。确实，中朝文士的笔谈，不仅拉近了两国人的距离，增进了相互的认识与了解，而且于两国交往、政治互动、历史追溯、学术探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在，中朝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汇编》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其劳也艰，其功也显。相信随着此书的出版和相关文献的发抉，定会激发新的研究，催生新的成果，中朝历史文化交流的研究苑地也必更为精深细密、丰硕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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