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倔强如堂吉诃德，捍卫着被世风磨去锋芒的事业

    【大作家】 

    ■本报记者 康慨

    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奖得主与和平主义者大江健三郎3月3日3时因“老衰”去世，享寿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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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商讲谈社3月13日宣布了大江健三郎的死讯，但没有说明他在哪里去世。

    大江的次子樱麻表示：“他平静地走完了最后一程。我想感谢诸位在他生前的厚意。”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91岁的诗人和密友谷川俊太郎在哀悼大江健三郎时说，大江先生非常好学，知识渊博，在同代人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另一位密友是91岁的电影导演山田洋次。“我满心不安和悲伤，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在思考问题时给我正确指引的人。”他说，“我想到〔2008年去世的日本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和大江健三郎长久以来对日本人多么重要，现在失去大江先生对处于混沌状况的我国乃至世界都是巨大的损失。有良知的日本人必定如同失去了罗盘一样。”

    今年年初获第165回芥川奖的41岁仙台小说家和丸善书店店员佐藤厚志对大江前辈的死去感到震惊和悲哀。他表示，他是因为上大学时读到大江的文学论著、意识到小说语言的特殊性，才立志要做小说家的。

    1998年获第120回芥川奖的47岁小说家和大江的忘年交平野启一郎也表达了对前辈的感激和哀悼。

    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广岛核兵器废绝协会等团体的代表、《冲绳时报》前社长、二战结束前冲绳住民被政府逼迫“集团自决”事件的幸存者等也感谢了大江健三郎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废除核武器运动与和平运动做出的贡献，并特别提到他的作品《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

    因为1970年出版的《冲绳札记》，一位旧军人和另一位日军的遗属在2005年以诽谤为由，将大江健三郎告上了法庭，虽然他最终胜诉，但遗憾的是，极右翼政客抓住这个机会，促成文部省删改了高中教科书。

    大江家乡的大濑村协会、他曾就读的松山市东高中和一直在筹备建立专门图书馆“大江健三郎文库”的母校东京大学等，均有代表出面，向日本放送协会表达对大江的缅怀之情。

    此外，多家日本媒体注意到，大江的死去在中国引发了广泛哀悼，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一系列悼念大江先生逝世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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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江文学的爱好者，也是他伟大人格的崇拜者。”大江68岁的中国朋友、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2007年说，“大江先生是一个坦率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爱憎分明，绝不暧昧。他是那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将自己的写作与重大世界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作家，因此他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因此他的文学是大于文学的。”（《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多余的序言》）

    大江健三郎也喜爱莫言，并把这种喜爱付诸行动。2012年，时任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贝里透露，大江曾连续五年提名莫言。

    不过，类似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爱憎分明这样的话，也是许多外国评论家对大江健三郎的评价。

    “通过他的文学生涯和他领导的斗争，大江健三郎成为战后日本思想史的化身，在希望中如此，在虚妄中亦然。”法国《世界报》驻东京记者菲利普·庞斯写道，“他首先是一个忠实的人：忠于友谊，忠于自我，忠于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赖以重建的价值观和思想。他清醒、谨慎，仍然是‘真相’和当下的愤怒与不敬的守卫者。他有时倔强如堂吉诃德，捍卫着被世风磨去了锋芒的事业，他心怀人文精神，努力化解着遗忘的毒液。‘今天知识分子面对的唯一真正的问题，一如过去，是人类的苦难。’他在我们多次会面时这样说过。他对弱者、受害者、受歧视者和被遗忘者的深切同情，使他在世纪之交暧昧的日本成为一个不和谐的、甚至异己的声音。”

    大江健三郎反对武装自卫队、主张向中国、朝鲜、韩国和其他亚洲邻国支付战争赔款，为此经常受到极右翼分子的诋毁，甚至死亡威胁。1994年，他拒绝接受天皇授予的日本文化勋章，因为“我不承认任何高于民主的权威和价值观”。

    2004年，大江与日本笔会会长、作家和剧作家井上厦、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哲学家鹤见俊辅、作家小田实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民间团体九条会，树立九条碑，为保卫和平宪法而奔走。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不战，放弃军队，不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大江也是核裁军的有力呼吁者。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和福岛核事故后，他对日本的核能政策提出了强烈批评。中华读书报当时报道，大江借接受法国《世界报》整版专访之机强调，他的同胞们必须直面使用原子能的后果，“曾被原子的烈焰烧灼过的日本人民，一定不可以从什么工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原子能，也一定不可以不顾广岛的悲惨经历，为了经济成长而调配一份〔原子能的〕‘秘方’。”他说，“广岛必在我们的记忆中铭刻：这是一场比自然灾害更具戏剧性的劫难，因为它是人祸。”

    早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一系列广岛札记中，青年大江已经坚定了反核决心。“广岛似乎是整个人类的一块最为裸露的伤疤。那里在萌生着人类康复的希望和腐朽的危险两种幼芽。如果我们今天的日本人无所作为，那么在这唯一的地方隐约可见的康复苗头将腐朽衰亡，而我们将堕入真正颓废的境地。”他在《广岛札记·关于人类的威严》一文中写道，“我们这些只是出于偶然免遭广岛灾难的人们，如果我们将自己作为一个拥有广岛的日本人和拥有广岛的世界人，坚定地以这种态度为中心，去思考人类的生存与死亡的问题，真正希望为我们自己的广岛提供补偿，并赋予它以价值。那么，下述的公理就可以成立，那就是广岛的悲剧将带来全人类的觉醒。”（引李立伦等译文）

    但他终究是个文学家。在同志们看来，“我这个人做事总是半途而废，即便有所醒悟，也从未把自己完全投身于‘同志’的队伍中去。不管怎样，从这样的现实社会行动中，回到我的书房时，我在自己的‘文学’上总还是有所收获的。体现在我小说中，就是我常常以讽刺的笔调进行的创作……”（引王志庚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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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生于四国地方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好太郎继承祖业，经营一间为印钞局提供造纸原料三桠的小工厂，母亲小石喜爱读书。大江的少年时代正逢日本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对战争和国家暴力深有体会。他日后回忆，在仿效德国学制的大濑国民学校，老师每天都要问孩子们，如果天皇陛下御敕他们死，他们怎么办？当他犹豫了一下才按标准答案喊出“死！剖腹自决！”时，便遭到老师的殴打。

    大江刚过十岁半，收音机里传出了天皇的玉音放送。“战争结束了，日本战败了，在这地狱般的景象即将成为现实之际，本该是神的天皇却用人的声音开口讲话了。我，作为被抛弃者，怀有一种莫大的虚脱感。”（引孙树林译文）

    他进入村里的新制中学，和老师们一样，“热心地学习崭新的民主主义体制”，并当上了儿童农会的头头，很快因为认识到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给本国和亚洲人民造成的苦难而感到强烈的耻辱。后来他通过参与左翼政治运动和文学创作来驱除这一心魔。

    战后的民主教育给他带来了“根本性的解放感”，无所顾忌的少年大江也因此成了本地高中棒球部暴力小团伙的眼中钉，不得不转学松山东高中，结果有了“人生中最幸福的邂逅”——与“美少年”伊丹十三结识。两人不仅成了终生好友，十三后来还做了他的大舅子。

    高中阶段大江就开始发表文学习作。进入东京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和哲学时，他因在《东大新闻》发表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而引起关注。随后，《文学界》杂志刊出了他的短篇《死者的奢华》。

    1958年，23岁的大江以在《文学界》一月号发表的小说《饲育》获得第39回芥川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

    这一年，从3月到10月，第一本短篇集《死者的奢华》、第一本长篇《拔去病芽，掐死坏种》和短篇集《在看之前便跳》接连由文艺春秋、讲谈社和新潮社三大出版社出版。大江健三郎华丽地登上文坛，却也因紧张过度、过量服用安眠药而险遭不测。

    《饲育》受到渡边一夫老师翻译的拉伯雷《巨人传》和巴赫金《拉伯雷作品和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民众文化》的影响，以儿童视角和狂欢化手法描写二战后期在极端国家主义毒害中的日本村民如何以愚昧、暴力和小农心态面对和处置跳伞逃生的美军士兵。1961年，新锐导演大岛渚将此书搬上银幕，著名小生三国连太郎扮演了片中的好色地主。

    巴赫金荒诞现实主义的形象系统和与之相关的“边缘性”是大江小说力量的源泉：东亚相对于世界的边缘性、日本相对于亚洲的边缘性、家乡大濑村相对于日本国家的边缘性，以及只是因为知名作家的身份而被当作摆设、却不被左翼市民运动的同志们信任的他自身的边缘性。

    大江在东大时研读的四卷《毛泽东选集》——尤其是第一卷第三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对他的思想和语言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想到家乡大濑村的农民暴动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根据地。熟悉大江的读者对他小说里频繁出现的“暴动”和“根据地”多半不会感到陌生。

    但更为重要的是，个人生活的悲剧使他经常探讨死亡、丧失和人类境况等主题。长子光（原计划取名大江乌鸦）是带着严重残疾出生的：先天性头盖骨发育不全造成了脑组织外溢。大江在1995年的采访中告诉美刊《纽约人》，一想起婴儿躺在医院里的那些日子，他就觉得可耻，因为他撒手不管，只想逃奔他乡。

    但是，在广岛采访期间，他遇到了很多不顾孩子可能患上白血病的巨大风险、毅然选择生养的妇女，又听广岛原爆病院院长重藤文夫谈起一位因为这种巨大的痛苦而感到绝望的青年医师，但院长告诉后辈，就算没有办法，也必须为处在痛苦中的病人做些什么，尽力医治。

    听了重藤院长的故事，大江说：“我感到非常羞愧，我什么都没有为儿子——我的儿子做，他沉默着，不能表达痛苦，也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

    在光降生第二年出版的小说《个人的体验》里，大江描绘了残疾儿童家长的情感挣扎，讲述青年父亲在得知新生儿子患有脑疝、可能无法存活时的挣扎、内疚和羞耻，以及最终的反省与行动。他说，《个人的体验》“是我早期的即将要沉沦时、终于战胜危机冲出误区的纪念作品”。（引王志庚译文）他后来所写的很多书都以残疾后代为主题，如《万延元年的富特宝》（1967）、《燃烧的绿树》（1993）、《新人啊，醒来吧》（1983）、《静静的生活》（1990）、《空翻》（1999）和随笔集《康复的家庭》（1995）。

    尽管需要终身护理，且智力发育迟缓，手术后的光还是活下来了，并在鸟鸣、莫扎特和肖邦的音乐里得到了新生。平日父亲写作时，他在同一个房间里作曲。

    1996年，因为给舅舅伊丹十三根据父亲小说改编的电影《静静的生活》配乐，大江光获得了日本电影学院奖。

    2007年，大江健三郎告诉美刊《巴黎评论》：“我一辈子都在家里，吃我妻子做的饭菜，听音乐，和光在一起。我感到我选了个好职业——一份有趣的职业。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知道，我是永远不会无书可读的。这一直是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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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6月，25岁的大江健三郎随日本作家代表团首次访问了中国，并在上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是代表团里年纪最小的成员。45年后，大江在东京告诉来访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莱佩尼斯（Wolf Lepenies），那天的接见到了最后，毛主席结束了谈话，对他说：“你年轻，你穷……你将成为优秀的革命者！”（载2005年12月14日德国《世界报》）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王府井的全聚德烤鸭店宴请代表团时，大江“非常震撼”地听到总理轻声用法语对他讲话，哀悼三天前在东京国会大厦前因抗议日美安保条约修订案而牺牲的22岁东大学生桦美智子。大江在日记中写道，入夜后，他仍然激动得不能成眠，鲁迅的文章在脑中不断闪现：“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记念刘和珍君》）

    大江历来对鲁迅推崇备至。“在我来说，作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亚洲文学就是鲁迅。”（引许金龙译文）他说。

    2009年第七次访华时，有人在北京一家博物馆看到他伏在鲁迅坐像下哭泣。

    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小石就对他谈起诺贝尔奖：“唉，如果鲁迅先生能获奖，那就太好了。”可惜鲁迅那时已经去世了。

    事实上，在大江出生前，父亲好太郎已经知道了“茴”字的四种写法。1935年，也就是他呱呱落地的那一年，母亲获赠一册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战争爆发后，由于害怕中国文学在耳目众多的四国山村引起不安，小石把鲁迅的宝书藏到了箱底，战后才取出，交给即将上中学的儿子。12岁的大江喜欢上了《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社戏》和《药》，幻想自己如果上不了没有老师成天鼓励学生剖腹的新制中学，便找一间咸亨酒店，当伙计去。

    阅读鲁迅从此伴随他的一生，再也不曾间断。

    2000年9月访问北京时，大江说：“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2006年9月，71岁的大江第六次访华，特意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时，大江先生受到了严重刺激，昏厥过去，被大家搀扶着出来。”在场的日本文学专家和大江翻译家许金龙说。

    1994年，因为创造了诺贝尔委员会所说的“一个想象的世界，生活和神话在其中凝聚成一幅令人不安的关于今日人类困境的图画”，大江健三郎成为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为了回应川端学长1968年的演讲《美丽的日本的我》，他以《暧昧的日本的我》为题发表受奖演说，成为引发讨论的热门话题。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引许金龙译文）他说。对西方的一味模仿与对自身传统的坚定守护并存，亚洲的侵略者与战争的受害者同体，原子武器的蒙难国与原子能的依赖者共生，从国家到个人，无不具有双重性——如他所言，“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

    在大江2005年出版的《别了，我的书！》封面上，印有一行白色的大字：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絶望からはじまる希望）。他后来告诉许金龙，这句话确实源于鲁迅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但他还想到了另一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

    大江健三郎遗属为86岁的妻由佳里、59岁的长男光、55岁的长女菜摘子和53岁的次男樱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