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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洲
2006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工作时，曾经邀请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到“国学论坛”发表了题为《揽镜自鉴》的学术报告，他主张重视利用海外特别是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献，作为“他者”来“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这个主张，当时对我触动很大。几年之后，葛兆光教授南下复旦大学，在担任文史研究院院长期间，对于研究域外汉籍也做了大量工作。他的文章《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和及其他》、著作《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在人文学科的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于域外汉籍研究未曾涉及，但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却一直很关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初读《基于〈韩国文集丛刊〉考察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陈佳、刘凤鸣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0月）一书，就被它所吸引。该书认真梳理了中国元明清时期高丽王朝、朝鲜（李氏）王朝的官员、学者的大量文献，总结了他们对徐福的认知，揭示了“徐福东渡”传说和“徐福文化”的传播在朝鲜半岛和日本长期存在、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客观事实。对于研究这个问题，无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成果。
徐福（“福”亦作“市”），是秦朝的著名方士，记载其事迹的文字见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淮南王（刘安）传》。有关徐福的历史记载，最有传奇色彩的是：他巧借为秦始皇求取延年益寿仙方的名义，骗得秦始皇下旨组建船队出海。史称：“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本纪》）。再看《淮南王（刘安）传》的记载，对船队成员和所载之物的记载内容还有拓展：“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所谓“振男女”就是“童男女”。徐福率领这支特殊的船队浮海出行，一去不返，乃至于有了在海外称王不归的传说。就其性质而言，无疑是“逃秦”之举。徐福选择的久居之地在何处？司马迁的《史记》没有给出明确的记载。《史记正义》注引《括地志》云：“亶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洲，共数万家。”此说只是提供了一种隐晦不明的线索，而无法做出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徐福浮海东行一千多年之后，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却流传着许多徐福带领船队到达其境内的传说。虽说徐福一行是否真正到了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至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而没有定论，但徐福文化曾给朝鲜半岛和日本带来了重要影响已是不争的共识。从可查的史料中，至晚在中国唐代，徐福就出现在中日韩文人的诗词和文章中了，今天的韩国和日本仍在广泛流传着徐福东渡的传说，并有多处纪念徐福的场所和设施，甚至有人自称是徐福或徐福随从的后裔。如果说“徐福文化”的内涵之丰富，不得不承认：作为徐福“母国”的中国，比朝鲜半岛和日本要逊色得多。
我之所以借用“揽镜自鉴”作为本文的题目，就是基于如下思考：中国的历史文献对徐福的记载太过简略，对徐福文化的研究也就很难深入。但是，流传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各种传说的文本却为数众多。如果我们把徐福和他率领的船队，当做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行动，并取得了海外文化交流的实效，那么，流传在域外的这些文献记载，尽管“晚起”却具备了特殊的意义。《基于〈韩国文集丛刊〉考察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一书的价值，也就由此而得以彰显。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著名作家张炜先生在为本书所写的《序》中有一段话，对该书的价值有一个言简意赅的判断：“该书提供的大量徐福文化在海外的重要史料，为我们从另一个视角认识和解读徐福，开启了一扇新的窗。”“书中提到的朝鲜半岛历史人物对徐福的认知，徐福形象多为正面——徐福是救死扶伤的仙人，是抗击秦的象征，是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徐福，都大有益处。”该书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发掘了可贵的域外史料，开拓了新的视角和研究空间。
该书以徐福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为要旨，对《韩国文集丛刊》的海量文献做了系统的梳理、征引和解读。中国元明清时期的朝鲜官员、文人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诗歌，为了解徐福及其影响在朝鲜半岛的广泛存在提供了多方面的史料证明。如朝鲜仁祖朝领议政（首相）李景奭就提到：“万古共相传，三山在海东，金刚即蓬莱”，说朝鲜半岛的金刚山是徐福一行要寻找的蓬莱神山。朝鲜王朝的官员、文人笔下还提到，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在镜湖（在今韩国江原道江陵市辖区内）一带采过药；庆尚道（今韩国庆尚南道、庆尚北道）一带传说的淡婆姑，是当年跟随徐福东渡的童女。朝鲜王朝中后期著名哲学家、实学派代表人物李瀷在《徐巿》一文中认定：中国汉朝时期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是秦朝人徐巿（福）建立的国家。朝鲜王朝官员、文人的笔下还记载，朝鲜半岛南部一带有“徐福村”“徐巿（福）宅”“徐福岛”，有当地百姓还自称是当年徐福一行人的后裔。
该书还通过朝鲜王朝官员、文人的记载，论述了徐福文化在日本产生的深远影响。如朝鲜王朝早期官员李陆在文章中提到，日本古代的“阿每氏”国，“盖中国之苗裔也”，应是徐福一行“因留不返”而建立的国家。朝鲜宣祖、光海君时期著名文臣车天辂记载：“徐福至亶州，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即今日本国也”。朝鲜宣祖、光海君时期朝鲜著名理学家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记载：“徐福死而为神，故纪伊州今有徐福祠。熊野山守神者，徐福之神也”。
我读到该书第二章第四节的题目“徐福东渡与日本的秦俗文化”，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丽王朝末期著名政治家郑梦周出使日本期间作有《奉使日本作》诗，其中有“斑衣想自秦童化”句，猜测日本人穿的有斑纹、斑点的衣服，应是当年徐福东渡带去的童男童女一代代沿袭下来的。朝鲜仁祖朝出使日本的官员黄 作有《入倭京和东溟连环诗体》诗，其中有“皆言徐福来，遗俗不变秦”句。朝鲜仁祖朝的大臣金世濂奉命出使日本，写下了《海槎录》一书，记录了他日本之行的见闻，涉及民间风俗者甚多。他还写下了若干纪实性的诗歌，其中一首中有“一自秦船留不返，至今遗俗重童男”之句。朝鲜世宗朝状元、官居要职的李承召《送日本使僧正球首座》诗，其中有“徐福几时游不返，至今遗俗尚依然”句。朝鲜景宗、英祖朝官员金履万有《见〈海槎录〉，述日本风土》诗，其中写道：“徐福东来竟不还，秦时风俗至今传。轻生尚气粗豪甚，重法无恩刻薄偏。”这些诗句，都在申述徐福东渡到了日本，所以日本长期传承着中国秦朝时的某些风俗习惯。特别是金履万的诗作，竟然把日本人“轻生尚气”等民风，直接归结为受秦人风俗的影响所致。
该书不仅用朝鲜王朝官员、文人的记载说明了徐福文化曾给朝鲜半岛和日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而且还分析了二千多年来徐福文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经久不衰的原因。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反对“暴秦”的意识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之下，徐福成了逃脱暴秦的“风流”人物，是拯救百姓的“得道”仙人。宋代欧阳修在长诗《日本刀歌》中说，徐福东渡日本给带去了“百工五种”，提升了日本的生产力，所以日本“器玩皆精巧”，并促使中日官方“屡往来”，还说徐福东渡带走的中国先秦时期的许多著作，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在中国已经失传了，而日本“逸书百篇今尚存”。在欧阳修笔下，徐福成了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使者了。宋代司马光写有《和钱君倚日本刀歌》诗，表达了和欧阳修《日本刀歌》诗相同的观点。唐宋时期徐福形象的正面化，无疑加速了徐福文化的对外传播，这也是朝鲜半岛、日本有了徐福岛、徐福村、徐福宅、徐福墓，及多处徐福祠（庙），及有人公开宣称是徐福或其随从后人的重要原因。
该书从解读朝鲜历史文献的角度来认识徐福东渡的影响，视角比较独特，其中不乏新的观点。该书将散见的重要文献资料按照体例结集为一书，为华北、华东沿海与徐福文化有关的城市与韩国、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读本，相信它会为促进东亚各国徐福文化交流与研究作出积极的贡献。
该书对《韩国文集丛刊》的海量文献的专题整理，为发掘这套丛刊的学术价值，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其中对于朝鲜半岛的研究，无疑是开发了第一手的史料宝库，而借此丛刊所载朝鲜的史料来论证日本的相关问题，则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揽镜”和“他者”视角。古代中日之间的人员来往和文化交流，往往借助朝鲜半岛做“跳板”，这是常识。就此而言，转用朝鲜半岛人士笔下的材料研究日本的相关问题，自然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毕竟有了一个“转借”的中间环节。从更理想的标准而言，研究徐福传说在日本的存在状态，如果能够发掘和运用日本的文献记载，其史料价值无疑会更高。该书的作者之一陈佳博士，曾经在日本有十年的留学和工作阅历，搜集和运用日文资料有其便利条件；而且，据我所知他最近还有到日本做访问学者一年的安排，如果他有志于继续研究“徐福在日本”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有利的契机。作为读者，我希望他的下一步著作，可以与《基于〈韩国文集丛刊〉考察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这部书前后相继，以 “姐妹篇”的形式，弥补该书的不足而形成更完整的研究体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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