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河大的因缘

    ■陈平原

    前年9月，四川大学举行125周年庆典，邀请我作为人文学者代表讲话，因疫情紧张，外出须向学校提出申请，我得到的答复是：“非必要不出京，谁批准谁负责。”三年疫情终于过去了，一接到河大的邀请，我什么招呼都不打，就欢天喜地地赶来了。

    十几年前，我操办过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知道此类活动的中心是校友，不管是领导、教授还是嘉宾，都应该自居陪衬的位置。应邀讲话，也就是一个优雅而无用的手势，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的。与其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与好话，不如老老实实讲述我与河南大学的因缘，以此证明我获得嘉宾代表这个头衔，不是没有来由的。

    从1992年9月我兴冲冲跑来开封出席“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讨论会起，三十年间，我与这所大学的领导及师生结下了深厚情谊。不说2011年10月与关爱和、王德威合作，在河大召开“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不提我的专业论文，那篇刊登在《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的《不忍远去成绝响——张长弓、张一弓父子的“开封书写”》，以及初刊《书城》2013年第11期的《结缘河南大学与任访秋先生》，就说说我多年来如何为河南大学的重新崛起鼓与呼。

    将近十年前，我发表《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提及二十年来，政府推进211及985工程的得与失：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思考，好些原本很不错的大学因没能进入211而步履艰难。文章特别为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打抱不平。这篇文章很多公号转发，迅速超过了十万加，估计是河大等校师生看见了，拼命转，才有这个效果。

    2012年3月25日，河南省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中原经济区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有幸成为四嘉宾之一。因为是省委书记坐镇，省长主持，各地市领导倾听，这种场合，嘉宾一般都是说好话，表扬河南如何如何了不起，日后一定前途无量等等。那样的美言，主客皆欢，现场效果很好。可我偏不，抱着“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的立场，称制约河南发展的短板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并以河南大学为例：“作为一所百年学府，1952年院系调整后，河南大学一落千丈，此后历经沧桑，几多沉浮，最近二十年虽处上升通道，仍未能重现曾经的辉煌。”这篇题为《中原崛起，何处是短板》的演讲，初刊广东的《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后收入我的《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北京：三联书店，2014）。

    文章背后的故事，更值得一说。会前一天，看过讲稿的主办方找我商量，问能不能改个题目，显得喜庆一点？我犹豫了一阵子，勉强同意。可一个小时后，又得到通知——尊重我的立场，题目不改。正式发言时，我尽量缓和语调，表达恳切。事后，主办方很高兴地告诉我，省委书记卢展工等领导并没有表示不悦，看来是他们多虑了。作为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还在摘要刊登我的发言前，专门加了段按语：“虽然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身上的‘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始终不曾衰减。陈平原说过这样的话：‘人文学者不能丢掉三气——志气、意气和豪气’，‘大学学人应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使他始终保持了令人敬仰的学人风范：自抑不卑，自矜不亢，坦荡磊然，有君子之态。”显然，记者与总编均认可我的表现，没嫌我添乱。实际上，会议一结束，时任河大党委书记的关爱和教授就打来电话，对我为河大“仗义执言”表示感谢。

    我这么谈河南大学，其实是兼及公心与私谊的。说“私谊”，是因为走动多了，有了感情；讲“公心”，则是基于史学立场，即我对抗战期间河南大学的表现十分敬佩。在《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初刊《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5年第18期转载）中，我预先圈定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国立交通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十所国立大学，勾勒其在抗战烽火中的漂泊、抗争与坚守。

    抗战期间，河南大学先后辗转于信阳、南阳、洛阳、西安、宝鸡等地，其中停留办学时间最长的是豫西嵩县潭头镇（1939年5月—1944年5月），老学生的回忆文章大多集中于此。但我演讲时，特别喜欢秀河大在宝鸡石羊庙办学时的图片，那个场景撼人心魄。两年前我随中央文史研究馆考察团，暮春时节陕西行，我自己加戏，在宝鸡文理学院及位于汉中的陕西理工大学举办讲座，目的是顺便考察抗战中河南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的遗址。早就知晓河南大学抗战中多次迁徙，1945年3月因战事失利而辗转到宝鸡县东的石羊庙落脚，但在河大校史馆中目睹照片中那一堆破败的窑洞以及学生们的追忆文字——清晨军号声响，师生们从土里冒出来，席地而坐，继续读书，那一瞬间我还是很受震动。听说此前三年河大在宝鸡西城高中立西迁办学纪念碑，我很想去寻访，但当地人告知并没留下什么文物，只好放弃了（《陕西寻北大侧影，觅另一个联大》，《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5月21日）。

    当初那么赫赫有名的国立河南大学，上世纪50年代以后命运坎坷，但那是大环境造成的，个人无能为力。改革开放后，经两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以我熟悉的任访秋教授和关爱和教授为例），河大及河大文学院终于有了今天这样很不错的局面。百年院庆，当然应该说好话为主。可庆贺之余，我还想引用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何提孙中山，那是因为北伐前后，国民政府设立五大中央级的国立中山大学。今天广州的中山大学，前身是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前身是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至于国立第五中山大学，那就是诸位所就读的河南大学的前身。念及此，当能明白我为何对河大及河大文学院有更高的期待。

    （2023年3月3日上午在河南大学文学院百年庆典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