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现代派诗人的文学观

    ■陆建德

    去年秋天是托·斯·艾略特的《荒原》问世一百周年，笔者寡闻，似未见某个出版社牵头做纪念活动，或出一本堪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译林出版社，2022年）比肩的珍藏版，可能是久久不去的疫情打乱了预定的计划。好在读了蒋洪新教授惠寄的《T.S.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1月），也算是私下对这位现代派先驱的追怀。三十年前，洪新教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考试，师从外国文学研究所袁可嘉先生，从事英美现代派文学研究，完成博士论文（已出版）后回湖南师范大学执教。他二十余年以来忙于各种行政管理工作，同时勤勉不懈，多有佳作，而这本专著更是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实在可喜可贺。

    著作的独特之处是书名中的“文学思想”，它既指文学作品中曲折呈现的思想，也指关于文学的思想。绪论对此做了界定，很有必要。桐城派代表之一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他在北大的讲课内容，当时的“文学”还是“文章之学”，而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是受清末民初中外交往影响的（如“革命”“社会”和“文化”等大量双音节词汇进入我国），与古代文献中的“文学”有所不同。艾略特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新潮的诗人，又是具有古典趣味的批评家（《荒原》问世前已经颇有影响），还试图复兴流行于英国十六七世纪的诗剧，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编一份重要刊物，写过大量涉及文化和政治的评论。因此，把他文学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与特殊语境中关于文学性质、功能的思想结合起来考察，实际上包含了诸多非“纯文学”的内容。正如敏泽先生所言，这两者往往会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相互依靠、相互发明、相互砥砺，有时泾渭分明，有时却又融汇混沌，汩汩滔滔一往无前”。

    《T.S.艾略特文学思想研究》最后一章（即第十章）题为“艾略特文学思想与中国文论的对读”，这是一种创新而且很有难度的尝试。中国文论（也可理解为诗文论）从周易、老庄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延续两千多年，自身多元庞杂，并不是固定不移的，尤其是诗文论中不少核心观念（比如“味”）与佛经的译介以及外国哲学（叔本华、尼采）相关。洪新教授从《文心雕龙》《诗品》以及各种诗话、词话中选取出一些关键词（如“象外之境”）与打上了深深的艾略特个人印记的“非个性化”和“客观对应物”等概念相比较（或曰“对读”），辅之以实例，让人阅后有耳目一新之感。洪新教授离开社科院之后，在中学方面磨砥刻厉，深蓄厚养，重回艾略特，开辟新园地，格局更大。近年来传统诗学领域硕果累累，如果多一些像黄宝生先生的《印度古典诗学》那样梵、汉结合的力作，学界可能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论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得益于开放、融通的大环境。笔者特意提及佛教和梵文，乃因艾略特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修过相关的课程，并在《荒原》中露了几手。不过艾略特喜好用典，倒与中国传统诗人比较接近。一直到晚清，各种蒙学教材的编写目的就是传授典故知识，熟谙并且能够活用这些典故成了读书人的标志。但是艾略特用典不落窠臼，叶公超以诗话中的“脱胎换骨”来形容，很是贴切。顺便说一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已经习以为常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类的典故“雅”气冲天，所以我们的文学史上“区区小官”“屈居下僚”“名羞黄绶”等表达怨怅的用语也是群星灿烂。

    既然提到叶公超，就得回顾艾略特在中国的接受。笔者首先要感谢董洪川和张新颖两位学者，他们早就注意到徐志摩作于1928年的《西窗》整首诗受艾略特《前奏曲》（1917）的启发，末尾三行诗取自后者最后部分：“这是谁说的：‘拿手擦擦你的嘴，/这人间世在洪荒中不住的转，/像老妇人在空地里捡可以当柴烧的材料’？”（原文的赵萝蕤翻译：“用手抹一抹你的嘴巴而大笑吧：/各种世界像在空地里拾柴火的/老妇人那样运转着。”）

    艾略特在20年代就通过各种渠道闻名于我国大学英文系。他的好友瑞恰慈1929年至1930年在清华外文系任教，他在课堂内外讲到过艾略特的诗作和批评文章，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他的《文学批评原理》1926年第2版收了《托·斯·艾略特的诗歌》一文，作为附录。该文试图把心理平衡理论用于《荒原》分析，清华外文系师生想必是通过它来了解艾略特其人其诗的。笔者70年代还在杭州的旧书店买到瑞恰慈《实用批评》的精装盗印本（大概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出品），说明当年的英文教学对这本书有一定的需求量。叶公超与瑞恰慈是清华同事，他发表于1932年10月《新月》的短评《〈施望尼评论〉四十周年》提及“诗人与批评家艾略特”，他还写过《艾略特的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两篇文章。后一篇是为赵萝蕤译初版《荒原》（上海新诗社，1937）的序言。叶公超在1925年至1926年的学年期间居留剑桥，可能闻知艾略特大名，甚至还亲聆了他的克拉克演讲。卞之琳在1989年追念叶公超时提到一个细节：“后来他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T. S. Eliot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卞之琳《赤子之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载陆建德编选的《卞之琳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39页。卞先生承认，这些翻译影响了他自己三四十年代“非个人性”的诗风。）《新月》杂志及新月书店停办后，《学文》于1934年5月创刊，只出四期，发行人为余上沅，主编为叶公超。在艾略特的批评论文里，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这篇卞之琳翻译并经叶公超润色的《传统与个人才能》。

    钱锺书留学牛津前就读过艾略特，想必也是瑞恰慈的引导之功。1934年，他在评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时指出：复古未必就是“逆流”或“退化”，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也是一种革命；不能凭一己的好恶来确定什么是“顺流”，什么是“逆流”：“有历史观念的人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但是， 因为他有历史观念，他也爱恋着过去，他能了解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他知道过去并不跟随撕完的日历簿而一同消逝。”这里说到的“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应指艾略特的一些主张，而“有历史观念的人”和“过去的现在性”这样的措辞也呼应《传统与个人才能》的主旨。（钱锺书在《学文》第3期［1934年7月］上发过文章《论不隔》，该刊《传统与个人才能》的中译，钱先生或曾寓目。）《围城》里的曹元朗仿效《荒原》写了一些新诗，附有装模作样的自注，抄录在一本红木夹板的法帖上。钱锺书讽刺曹元朗，也以“爱利恶德”的译名与艾略特开个玩笑。

    笔者入职社科院外文所英美室后，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片——艾略特、多恩和〈荒原〉》（1992年第1期），主要结合艾略特1926年的克拉克演讲打字稿揭示艾略特对玄学派诗歌评价的微妙变化。（80年代做博士论文，查阅过艾略特密友约翰·海沃德捐赠给国王学院的文献。）当时英美室东西两边的邻居是丛刊和世界文学杂志两个编辑部，经常走动。丛刊编辑部的陈燊先生具体负责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在学界颇有影响，大概就在1992年年初，陈燊先生从他的藏青尼龙布袋里掏出三大叠对折起来的书稿，说是李赋宁先生的《艾略特文学论文集》译文，问我是否愿意做编辑。记得李先生用的是社科院外文所的五百字大稿纸，浅蓝色的钢笔字圆润有力，每个都写得工工整整，有颜体的韵味。这本书1994年在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责任编辑”出现在书中，感到十分荣幸。巧的是洪新教授研究《四个四重奏》的论文答辩，由李赋宁先生主持。过了几年，笔者又应北大罗经国先生之请，参与他和刘意青教授主持的“20世纪二次大战前文学：英国文学”项目（系李赋宁先生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三卷，罗芃、孙凤城、沈石岩主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撰写了关于艾略特的章节，那些文字曾以《艾略特：改变表现方式的天才》为题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90年代末，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准备出一套欧美作家研究系列，我贸然答应写艾略特的评传，但是迟迟不能动笔，计划胎死腹中。当时还为自己找了借口，比如发表于艾略特主编的杂志《标准》上的时评文章尚未结集出版，他的书信集还在整理编辑过程中等等。后来笔者主编五卷本的《艾略特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写了一篇长序。文集中有一卷是五部戏剧作品。鉴于他戏剧创作国内关注相对较少，乘机申报了一个社科基金项目，完成状况却不佳，结项匆忙，勉强通过（“合格”）。扪心自问，所交的鉴定材料，实际上有点凑数。总之，我是艾略特研究领域的逃兵。

    洪新教授特意写到《四个四重奏》的第一部分“烧毁了的诺顿”中的中国花瓶（“犹如一个静止的中国花瓶/永久地在其静止中运动”），笔者在此愿与读者分享艾略特散文中一段至今未被关注的文字。1932年8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资深院士、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元老级的人物戈兹沃绥·洛斯·迪金森（“戈迪”）逝世，艾略特为这位古典学者和历史学家撰写讣告，十分醒豁地刊于《标准》杂志的评论栏。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迪金森伪托中国人的身份在著名的《星期六评论》发表一系列信件（这些信件已收入《“中国佬”信札——西方文明的东方观》，卢彦名、王玉括译，南京出版社，2008年），抗议联军尤其是英国人在中国的作为。迪金森敢于取外国人的视角谴责自己国家的不道德行为，赢得艾略特的尊敬，不过迪金森不很在意自己的历史叙述是否完整，笔下诗意化的华夏也是某种“东方主义”的想象。艾略特在讣告里写道，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抢夺通商口岸，奉行一种基于贪婪而非公道的帝国主义，激起迪金森的义愤：

    这些信札显示，一位儒家和平主义者，带着他对自然和艺术的中国式秩序感和美感，如何看待罪恶的西方世界的暴力干涉。…… 中国人可能不知道谁是作者，但是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朋友。……后来迪金森承认自己就是作者，于是他在剑桥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学生中间找到了一块友谊的沃土。一些年后，迪金森获阿尔伯特·卡恩旅行奖，得以亲往他梦想的中国，这块新的沃土又大大扩展了。他发现他的梦想绝非虚幻。中国人的礼貌、敏感和对他人感受的关心，他们的艺术、宗教和举止深深吸引了一位欧洲人，他同样欣赏自然和艺术中的美，同样善于回应人际交往中的体贴与周到。从今以后，在这位最热诚的英国儒者身上，中国人民有了一位宣扬者，而很多中国人则与他结为契友。（艾略特，《戈兹沃绥·洛斯·迪金森》，《标准》杂志第12卷［1933年1月］，第179页至180页）

    这哪里像是“帝国主义御用文人”的口吻？徐志摩就是手持迪金森的介绍信去拜访哈代的。多年前，笔者在查令十字街某旧书店买过一册《标准》（1938年4月号），头条是谢文通的《英译汉诗》。杂志付印前不久（元旦刚过），爱因斯坦和罗素等人公开声援中国，艾略特将谢文通的评论置于突出的地位，必定有同样的用意。那年12月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赛珍珠大讲中国传统小说，听众心里都明白，她是借此间接声援抗战。

    批评与创作并举的《标准》季刊创办于1922年秋， 1939年年初停刊时已成为二三十年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人文艺术刊物之一，但是它的发行量一直未能过千。创刊号载有不带作者自注的《荒原》，在旧书市场很难觅得。杂志草创时期，艾略特还是劳埃德银行职员，担任主编不收取报酬。艾略特的办刊实践体现了一条未明言的宗旨：记取一战教训，严拒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本质主义的英国文学（或文化）价值观。他在筹办《标准》时就向好几位外国作者约稿，一心为英语读者搭建跨国界和语种的交流平台。《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艾略特极其失望，1939年1月决定停办这份已经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杂志。艾略特1965年1月4日辞世前，费伯出版社已计划重印全套《标准》。重印本共十八卷，1967年年初问世，第一卷卷首是艾略特的单页《序言》（未署时间）。

    写到此处宕开一笔，怀念郭宏安（1月16日逝世）、李文俊（1月27日逝世）两位可爱可敬的先生。郭宏安翻译的波德莱尔诗歌和散文作品深得读者喜爱，而波德莱尔是艾略特最崇敬的法国诗人之一。《恶之花》的第二部分“巴黎即景”和第六部分“死亡”能在恶和庸常中挖掘出希望和未来，艾略特发现，他也不妨从缺乏诗意和体面的城市生活资源里创作诗歌，他早期的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前面提到的《前奏曲》（1917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荒原》里几次写到老鼠和死亡，两者几乎难舍难分。第二部分“对奕”：“我想我们是在老鼠窝里，/在那里死人连自己的尸骨都丢得精光。”第三部分“火诫”：“可是在我身后的冷风里我听见/白骨碰白骨的声音，慝笑从耳旁传开去。/一只老鼠轻轻穿过草地/在岸上拖着它那黏湿的肚皮/……白骨被抛在一个矮小而干燥的阁楼上，/只有老鼠脚在那里踢来踢去，年复一年。”（赵萝蕤译）作于1925年的《空心人》里死亡和老鼠变形了：“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填塞起来的人/彼此倚靠着/头颅塞满了稻草。可叹啊！/我们干枯的嗓音，在/我们说悄悄话时/寂静而无意义/像干草中的风/或碎玻璃堆上的老鼠脚/在我们那干燥的地窖里。”填塞起来的人不能享有真实的生命，然而又惧怕死亡：“不要让我挨近/死亡的梦乡/让我穿上/这些故意穿上的伪装/老鼠皮，乌鸦皮……”（赵萝蕤译）威尼斯的里阿尔托地区多商店，里阿尔托桥在这个水城的众多石桥中是最著名的，老鼠竟然毫无顾忌地出没，它们的伴侣换成腐烂的垃圾：“曾有一次在里阿尔托。/一只只老鼠在垃圾堆下逍遥。”（《带着旅游指南的伯班克与叼着雪茄的布莱斯坦》，张子清译）

    打破了“诗意”的神话，一个时代的诗风随之改变。甚至在《四个四重奏》的《东科克尔村》里，我们仍然看得到鼠类来访（“一度营建，一度世代居住/一度狂风吹折松脱的窗棂/摇撼田鼠常访的墙角板/吹动织有箴言的旧挂毯。”［张子清译］），但是《四个四重奏》的基调是平和的，这是一种谦卑的平和。尽管舞者埋入黄土，房屋沉到海底，“我们可以希望得到的唯一智慧/是谦卑的智慧，谦卑无穷无尽”。（《东科克尔村》，张子清译）

    谦卑的原因是洞察人性的不完善，这背后有着宗教的视野。洪新教授这部新作里有两章讨论艾略特的宗教思想和道德观，强调了两者实际上互相纠缠，难以切割。由此想起李文俊。他十几年前翻译了简·奥斯丁的《爱玛》，生出一般读者料不到的感想：

    我在爱玛身上看到自己和周围人的许多通病，直到此时，我才对福楼拜的那句名言有所顿悟，他的原话是“包法利夫人，那就是我！”我体会到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便是认识自我与洗涤自己灵魂上的污垢。

    李文俊先生曾应笔者约请翻译了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首刊于《世界文学》2009年第一期，后收入《艾略特文集》的戏剧卷。这部诗剧被海伦·加德纳称为英国文艺复兴之后最伟大的诗剧，写的是12世纪英国的王权与教权之争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1118或1120—1170）受难的精神旅程。大主教与国王亨利二世失和，流亡法国六年后与国王达成初步谅解，并回到坎特伯雷。他才进教堂，四位诱劝者尾随而至。前两位以人间的欢愉和权力为诱饵，劝他与国王真正和解，第三位鼓动他挑战王权，与贵族结成利益联盟。托马斯·贝克特拒绝他们的引诱并不是很难。末一位煽扬他的野心，激励他在对抗的路上猛进，以求一死，一旦殉教者的身份确立，就能在天上统驭人间。这位诱劝者其实是托马斯的另一个自我，道出了他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的部分隐蔽想法。最终大主教意识到，这殉教的劝说背后是自私的动机，“狂热者的傲慢激情”也是一种欺骗性很强的诱惑；一心要做圣徒或受迫害者就同一心盼望在社会上腾达一样可鄙，那是“最可恶的背叛”。他认清了自己真正的敌人，申明不能为了错误的理由去殉教：“殉教者不为己谋，甚至不谋求殉教的荣光。”李文俊先生翻译了这部诗剧之后，势必会更深切体会到，要“认识自我与洗涤自己灵魂上的污垢”，首先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想得太好。也许这就是他和郭宏安先生都善于自嘲、富有幽默感的原因。他们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却不谋求翻译家的荣光。

    再回到艾略特和包法利夫人。在莎剧《奥赛罗》中，奥赛罗中了奸计，刺死无辜的妻子苔丝狄蒙娜，威尼斯政府要把他监禁起来判罪。他得知真相后决定自刎，这段台词是他的遗言，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且慢，在你们未走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劳，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不用说了。当你们把这种不幸的事实报告他们的时候，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本来的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你们应当说我是一个在恋爱上不智而过于深情的人；一个不容易发生嫉妒，可是一旦被人煽动后，就会糊涂到极点的人；一个像那印度人[案：应该是印第安人]一样愚蠢，把一颗比他整个部落所有的财产更贵重的珍珠随手抛弃的人；一个虽然不惯于流妇人之泪，可是当他被感情征服的时候，也会像涌流着胶液的阿拉伯胶树一般两眼泛滥的人。请你们把这些话记下，再补充一句说：在阿勒坡地方，曾经有一个裹着头巾的土耳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诽谤我们的国家，那时候我就一把抓住这受割礼的狗子的咽喉，就这样把他杀了。”（朱生豪译文）

    艾略特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一文中这样评说：“奥赛罗说的这一番话，可怕地暴露了人的弱点，普遍的人的弱点，在我看来，奥赛罗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在给自己打气。他竭力逃避现实，已不再考虑苔丝狄蒙娜，想的只是自己。谦卑是所有美德中最难获得的，没有什么比自认好人的欲望更难克服了。奥赛罗采用审美的而非道德的姿态，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一个令人感动的悲剧人物，并在其环境的映衬下加以夸张。他骗了观众，但是人性的动机首先是欺骗自己。我相信没有任何作家比莎士比亚更清晰地揭示出这种包法利主义，也就是人无视现实的意志与决心。”这里说的“包法利主义”是指导致包法利夫人走向深渊的自欺欺人的心理机制。“自认好人”的原文是“think well of oneself”,不容易翻译，大致意思是把自己行为的动机往好处想，把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隐含念头、欲望压制在意识的层面以下。艾略特对奥赛罗的判断曾引起争议，这并不是笔者关心的。笔者想到的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自认好人”或者说对自己的积极评价、自我欣赏的现象。

    “非个人性”要求诗人不要与自己粘合得太紧，不然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自我的陷阱从而失去较为客观地观察世界的能力。杨绛称柯灵“惯爱抹去自我，深藏若虚，可是他抹不掉自己的才华”。她在《读〈柯灵选集〉》评柯灵写情写景：“作者并不像杜少陵那样‘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或陆放翁那样‘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露出诗人自我欣赏的姿态。他着眼的是浔阳江上夜航讴歌的舟子，为全家老少饥寒温饱或忧或喜的打鱼人，傍岸的采菱妇女，或顶风逆浪向暴力拼斗的孤舟。水乡渡口，他看到的是沉默的摆渡老人和来往渡客。”这段文字体现的是“非个人化”的原则：不论是写诗还是为文，要有一种“抹去自我”（英文里有“efface oneself”的短语）的能力，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对象。杨绛将“自我欣赏的姿态”与写实的风格对立起来，这是一个讨论文学创作的好题目，非常值得挖掘。在很多传统诗词中，“诗人自我欣赏的姿态”千变万化，几乎俯拾皆是。诗人夸耀自己的“内美”和“修能”，读者深信不疑，照单全收。咏物言志，书写的对象不论是孤松还是幽兰，经常只是摆渡的工具，服务于“自认好人”的目的。笔者手头有一本1987年出版的《历代花鸟诗》，夏承焘先生1985年春做了《序》，称两位编者的编选独辟蹊径，对赏析文字犹多褒奖。可是，大量入选的作品都有“自我欣赏的姿态”，各种树木花卉都是人格化的，仅举一例：编者称“梅花孤高纯洁，不同流俗”。由洪新教授的佳构和艾略特的一番议论拉扯到诗词中的“自认好人”，离题太远，希望古代文学学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