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浦阳江畔的永恒

    ■陈侃章

    王羲之，书法的符号、文化的高标，千秋百载说不尽，江湖庙堂尽风流。

    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入侵，洛阳故都攻陷，晋怀帝束手就擒。为避战火，北方士族举家南迁。王旷是晋朝重臣，也挈妇将雏加入逃难大军。王羲之是王旷的第二个儿子，时年仅八岁，随大人惶惶然南逃。

    王旷的姨表弟司马睿，袭封琅琊王，其曾祖就是司马懿。在战事中，司马睿连连失利。王旷从弟王导建议司马睿南渡建康（今南京）。经过一番樽俎折冲，司马睿得以立足，在那里封王称帝，史称东晋。

    王导官拜骠骑大将军，“王马共治”时代开启。他们在笼络南方士族的同时，又鼓励北迁世家圈地构宅。王、谢两大家族，包括王羲之在内的子侄辈，纷纷在会稽郡山阴、剡、诸暨等地安居落户，一时多少落魄豪族。

    会稽王国建置于东晋咸和二年（327），管辖山阴、会稽、诸暨、始宁、剡等九县。司马睿的幼子司马昱为会稽王，与王羲之情投意合，加之门第世交，永和六年（350），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领右军将军，“王右军”称号由此而来。

    王羲之与浦阳江畔有不解之缘，对这块“生聚教训”之地有相当了解，在浦阳江（浣江）畔、苎萝山下留下了永恒的遗迹。

    《诸暨帖》颇费思量

    对于王羲之的《诸暨帖》有点陌生，或因时人重王羲之书法，对其文字有所疏淡，加之此帖内容确实费解，因而流传不广，《诸暨帖》全文如下：

    “诸暨、始宁属事，自可得如教。丹阳意简而理通，属所无复逮录之烦为佳。想君不复须言谢。丹阳亦云此语君。”

    此帖见于《王右军集》，除第一卷卷首十二篇书、笺，第二卷卷末五篇（首）序、书后、文、诗之外，其余都以“帖”命名的短札。《诸暨帖》是卷二短札中的一则。行文中没有收受人姓名，也没有提及事情背景，藏头隐事，曲笔重重，只有当事人才能知其前因后果，也就是说，只有当事者收阅后，才能知悉短札含义所在。

    根据鲁一同编《右军年谱》考证：王羲之“自护军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有辞郡帖、恭命帖、殊遇帖、会稽帖、此郡帖，凡在郡论事诸帖（如上虞县事、诸暨、余姚诸帖皆是），皆在后四年中，但不可殊晰耳”。也就是说，《诸暨帖》当写于王羲之生命的358年至361年之间，而帖子所述之事已难“殊晰”，即很难把事情弄明白了。

    《诸暨帖》提到了“诸暨”“始宁”“丹阳”等行政地名，所述地名也有可能以某地指代某人。这张“在郡论事”帖讲到了“诸暨、始宁属事”，也即这个地方的某件事情，正是那位“某君”请托王羲之向丹阳有司方面说情的，其中“逮录”一词或可释为“逮捕、拘囚”，极可能涉及讼争。王羲之所写简帖是将说情的结果——丹阳意简理通，给请托者一个回复。至于帖中所述情由到底如何，也许是一个历史之谜。

    “浣纱”摩崖传千秋

    王羲之（303-361）才华横溢，活动频繁，既掌朝堂权柄，又享林下风流，宋《嘉泰会稽志》卷十四谓其“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他留给诸暨名声最响亮的当是“浣纱”摩崖石刻。

    苎萝山下，濒临浣江有一块“浣纱石”，传为西施当年浣纱处，浣江由此而得名。唐《十道志》载：“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也，山下有浣纱石。”浣纱石上摩崖“浣纱”两字，笔势飞搴，位置安然，世传为王羲之所书，这从唐宋文字中也显示出来。

    元稹在唐长庆三年（823）出任越州（今绍兴）刺史，其《游越韵》即有“浣浦逢新艳，兰亭诧旧题”诗句，“浣浦”一作浣渚，从浣江化出。诗中的“兰亭”当指代王羲之，点到了王羲之“旧题”。北宋杜衍《题苎萝村》作了呼应：“两字忠贞昭白石，千年幽恨扫黄昏。”点出了“白石”上的“浣纱”两字。《嘉泰会稽志》卷十把“浣纱”与王羲之题字结合一起记录：“浣江在诸暨县东南一里，俗传西子浣纱之所，一名浣浦，又名浣渚。元微之诗云：‘浣浦逢新艳，兰亭诧旧题。’”清道光杜春生编著《越中金石志》收录了越中名人石刻，始自东汉章帝刘炟年间（76-88），止于元末顺帝年间（1333-1368）。对“浣纱”二字《越中金石志》如此著录：“‘浣纱’二字，旧传王羲之书，在诸暨浣江石壁。”

    “浣纱”摩崖还有其他史册地志载及，如明万历进士王思任、胡守恒和“紫岩外史”都有专文谈及；明天启、崇祯年间诸暨县令唐梅臣、王章、宁波府推官李清、清乾隆《诸暨县志》、光绪《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等都有记述和实拓。这里择录明《苎萝西施志》所记两则:

    王思任《游苎萝记》记述：“天启丁卯（1627）秋九月，暨阳学谕万敬升以壶觞、扁舟逆予，招同蔡汉逸、陈奕倩，饮于浣江之上……须臾至苎萝山，石壁数十尺，题‘浣纱’二字，斗许大，笔势飞搴，位置安善，云是右军笔。予细察之，大似褚河南。褚固祖王者，而字旁“右”字未灭。又《志》云：‘右军墓在萝山。’则此石乃其熟游之地，理或有之。即非右军，亦必唐宋人高手所赝。固自韵事。而胥吏阿承官长，易之名而冒其鞟，可恨也。”

    历史学家李清《游浣纱记》：“予以崇祯之七年（1634）十月，于役东扬……迨伫立溪边，一寻浣纱故迹，则有舟子以小艇至……时予凝眸石旁，见‘浣纱’两字点画如新，对兹韵石，窃为徙倚不能去。及引领一望，则悬崖壁立，其隔寻丈矣。”

    “浣纱”摩崖历久弥远，后人不断修凿，字迹会有不同程度走样。几百年来，文人学士喜作歌骊之行，对此评头品足，一直上溯到唐宋及以上。殊不知“浣纱”摩崖经历了岁月风霜，能“裸露”至今已是相当难得，即或距最近王思任的记载，也届四百年了。我们只要明白，这摩崖石刻有千余年沧桑镌刻在里面，其沉淀的历史文化价值十分厚重。

    若如此理解，历史维度就能充分展开。如果要考证出这到底是不是王羲之真迹，其难度并不亚于考证今天的兰亭、流传的《兰亭序》与王羲之到底有多少关联一样大。

    王羲之墓在何处

    南朝宋《会稽记》有载：“（诸暨县）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苎萝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郑旦。”

    《会稽记》编纂者孔晔也即孔灵符（？—465），南朝刘宋时会稽人，世代为会稽内史，对本郡的历史掌故甚为熟稔。《会稽记》原书已佚，以上所引见北宋李昉《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卷四十七除辑录诸暨内容以外，对会稽、山阴、永兴（今萧山）、上虞、余姚、剡（今嵊州、新昌）各县名下的山水也对应辑录，县别分明，不越疆界。

    《会稽记》所云的孙兴公即孙绰（314-371），参加过“兰亭修禊”，是“兰亭序文”的见证者之一。孙绰文采，冠绝当世，尤擅碑文，如桓温、庾亮等权贵名士的碑文均出自他手。王子敬即王羲之儿子王献之，其书法承乃父衣钵，功力了得。由孙绰撰碑文，由王献之写碑石，这是碑文铭石的最高搭配。

    《会稽记》对王羲之墓地的记录，有地点、有墓冢、有碑石、有撰文者、有书法者，是迄今所见关于王羲之墓地的最早且最详细的记录，更重要的是记录者孔灵符与王羲之的年代是如此接近。

    此后的绍兴志书、浙江通志等在载及王羲之墓地时，都照录以上文字。如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六载：“王羲之墓在诸暨县苎萝山，孔晔记云：墓碑孙兴公文、王子敬之书也。而碑亡矣。”

    由此不难判断，王羲之的墓直到南宋嘉泰年间依然在诸暨苎萝山麓，只不过碑石已经不存。再查成书于嘉泰元年（1201）的《嘉泰会稽志》卷六“冢墓”，除王羲之墓在诸暨苎萝山有载以外，再未见王羲之墓地的其他记载。

    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八诸暨县亦有记述：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墓。《绍兴府志》孔晔记云：在苎萝山，孙绰作碑，王献之书，碑亡已久。（墓）或云在嵊金庭山，或云在会稽云门山。《智永传》云，欲近祖墓（以）便拜，埽移居云门寺，则在云门者近是。然云门今无迹也。

    清乾隆举人冯至编撰了《允都名教录》，内有《王右军墓》一诗涉此事，全诗如下：

    右将军墓长山麓，孔灵符记人人读。孙文献字秋阳暴，文字销磨断碑昏，后人移墓入云门。入云门，长山之麓今无存。

    冯至在叹息声中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王右军墓后人移葬会稽云门，如今诸暨长山（苎萝山的主脉）麓的墓已不存。

    王羲之在诸暨苎萝山麓、浣纱江畔经常游玩，是他精神寄托的又一座家园，归葬苎萝山或是其生前遗愿。以至后人发出“美人名士各平分”的慨叹。

    综上，关于王羲之墓有四种说法，一说在诸暨苎萝山，一说在山阴兰渚山，一说在会稽云门山，一说在嵊州金庭山。现对四种说法稍加分析：

    首先从历史文献记载看。

    诸暨苎萝山最早、最详细，首见于南朝宋代孔灵符的《会稽记》（460年左右成书），而此时仅距王羲之逝世（361年）仅百年左右。与此同时，北宋《太平御览》，南宋《嘉泰会稽志》，明清《浙江通志》《绍兴府志》，历代《诸暨县志》代不绝书，有墓地、有碑文、有碑石，直到南宋时墓地还在，至于墓地何时消失尚未查到记载。

    山阴兰渚山，首见于唐朝何延之的《兰亭记》，时间也较早，但没其他印证，且是私人笔记性质。

    会稽云门寺，首见于唐代张彦远《法书要说》，因为云门寺原是王献之住宅，性质特殊，所以王羲之墓在云门寺有相当影响。

    嵊县金庭山，首见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高似孙的《剡录》。

    从文献记载角度看，王羲之墓在诸暨苎萝山记载最早，这一记载距今1500多年了，且传承有序，从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史策地志，都言之凿凿。而会稽、山阴两地之说有些“势孤力单”。嵊县对王羲之墓的文献记载较为薄弱，且迟至南宋嘉定八年成书的县级志书《剡录》有简单记录，距今仅800年。《剡录》原书已佚，今有明版流传。

    其次从墓地实物看。

    这是嵊县的优势所在，一是此处是王羲之晚年归隐之处，上述四地现只有金庭有墓地标识，而其他三地都不见了。尽管王羲之金庭墓是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才建立，至今也不过500多年，还比较“年轻”，但毕竟“墓”是一种实物存在，墓地（不管何时才出现）就其社会立体影响要胜过文献记载。

    《嘉泰会稽志》内容包含了绍兴府所属的山阴、会稽、诸暨、嵊县等八个县。该志卷六专设“冢墓”专栏，对王羲之墓有专题记述在诸暨县苎萝山。而嵊县栏目下，仅列有戴颙墓、褚伯玉墓，没有关于王羲之墓的任何文字。

    在《嘉泰会稽志》成书十四年以后，也即嘉定八年由高似孙编撰的嵊县《剡录》卷四，首次出现了“王右军墓，在县东孝嘉乡五十里”的记载。

    《嘉泰会稽志》所载王右军墓在诸暨苎萝山，是承继南朝宋代孔灵符的《会稽记》记载，最接近王羲之年代，加之《嘉泰会稽志》成书时王羲之墓依然在诸暨苎萝山，且此书又早于《剡录》。至于后起的《剡录》说嵊县也有王右军墓，就不知所据何在了。

    《剡录》卷三王羲之传提到金庭观有以下文字，“剡金庭观，称右军故宅，有书楼、墨池。”对金庭观是否为右军故宅也没作肯定，仅用了“称”字。至于传中也没有关于墓地的文字。

    因而王羲之古墓原始所在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当然，古人尤其是王羲之这种大名人的墓，有可能是真冢，也有可能是衣冠冢。

    回过头来盘点东晋时期，有不少北方世家落户诸暨，如唐代高僧神邕，字道恭，俗姓蔡，祖上在诸暨为官而定居，其先祖便是东晋重臣太尉蔡谟。影响更大的玄俨，俗姓徐，其祖上也在东晋时到诸暨为官而定居于此。王羲之在诸暨的后裔有记载的是唐代王仕伦（779—835），为王羲之十六世孙。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所载王仕伦墓志铭中，记述了其与王羲之的世系源流关系。

    “衣冠南渡”，开启了中国文化重心由北转南的时代，虽然时移世迁，岁月沧桑，但王谢堂前的燕子，依然在历史时空中盘旋飞翔，洒下一路晋韵，满天风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