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写好一代人的故事

    【网上文谈】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28年前，黄蜀芹导演的《孽债》开播，轰动一时。

    这部电视剧是叶辛根据他本人的小说改编的。

    此时，他成名已久。

    早在1977年，他就出版了中篇小说《高高的苗岭》和《深夜马蹄声》，自此踏上文学之路，40余年已出书 168本。其中除了关于农村发展变化和农民命运的《基石》《拔河》《新澜》《三年五载》《私生子》《缠溪之恋》、关于知青命运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在醒来的土地上》《蹉跎岁月》《孽债》《客过亭》和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家教》《家庭奏鸣曲》《发生在霍家的事》《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之外，叶辛还用《恐怖的飓风》《华都》《安江事件》和《上海日记》思考着一座城市的过去与今天。时代的脉搏始终在他的创作中跳动。他总能将视野对准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场，写出他们在时代发展浪潮中辽阔而复杂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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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蹉跎岁月》出版已经40年了，还在被反复提起。作为共和国同龄人，您如何看待作家和时代的关系？

    叶辛：我用文学的方式表达我看到、思考的，以及我所经历的生活。无论《蹉跎岁月》和《孽债》，还是今天的《婚殇》，都是用文学的方式表现我生活过的时代。这和每一个作家的写作观有关。一个作家的作品得接受当代读者的考验，还得接受时代、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今天是个快节奏的社会，但真正好的作品会留下来。我曾经说过，作家的名字写在读者的心里。你可以写悬疑，可以写科幻，可以写未来社会的故事或网络世界的故事，但即使你在写这些题材的时候，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还是应该关注你生活的时代。写好一代人的故事，就是给历史做一个注脚。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立志成为作家的？

    叶辛：童年时，我跟好多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孩子一样，打弹子，飞香烟牌子，打康乐球，抽转轴儿，滚铁环……哪样不玩啊！光是这样玩玩也不够味儿，我经常想新花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本《儿童时代》，这本有字有画的书，很快吸引了我。里面的小故事、寓言、猜谜语、小游戏，还有念起来朗朗上口的小诗，比我那调皮捣蛋的生活有趣多了，比我们那条长长的弄堂、弄堂外灰白色的柏油马路也有趣多了。书籍给我打开了通向广阔生活的门户，让我知道了世界上有高山、大海、冰川。从此我的空余时间差不多都扑到书本上去了。

    在儿童时期，我做过很多梦。读了描写天空生活的书，我想着长大当一个飞行员；读了描写大海生活的书，我立志要当一个体魄强壮的海员；读了描写战争的书，我又想着该当一名司令员……读过高尔基的小说《童年》，我就沉浸在他描绘的生活中，第一次想到写书的人，第一次注意到写书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从那以后，我开始想到，我长大了也要当一个写书的人，也要去感动那些读我的书的小孩子。

    中华读书报：您早期的创作是非常艰苦的，也经历了多次退稿，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下来？

    叶辛：在农村插队，白天的劳动是非常累的，挑粪、耙田、铲敷田埂、钻进煤洞拖煤、在土砖窑当小工、采茶叶、背灰……除了上铁路工地和后来教了一阵子书，只要是队里出工的日子，我都出工干活。劳动之余，我就练习写作。时间只要去挤，总是有的。赶场天，别人去赶场，我躲在屋里写；下雨天不出工，知青们聚在一起抽烟、喝酒、打牌、吹牛消磨时间，我找个安静处去写；晚上，我以床铺当桌子，坐在小凳上，点一盏自制的小油灯写。就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长篇小说《春耕》，却被退稿。另外两本写铁路工地的书也被退稿了。

    我失望得掉了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还是忍受下来了。那时我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些挫折。一来是我要面子，我有自尊心，二来我牢记着“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人人皆知的俗话，即使在收到退稿信的那一天，我也没停止过练习写作。我非写下去不可。电影文学剧本《火娃》初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三天时间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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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1984年您就写过《家教》，集中笔墨写了一个家庭里几对人物的恋爱、婚姻。40年后，您又出版《婚殇》，通过主人公沈立平及其周边人的婚恋经历，反映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女性对婚姻的思考。

    叶辛：过去有一个老派的说法，爱情和死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我创作了一批知识青年题材的作品，主人公处于二三十岁的恋爱婚姻期，这些上山下乡的故事，包括我们这一代知青的恋爱故事，总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一代知青的青春和婚恋。我有一套书是专门以这个名义出版的。

    中华读书报：当下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您是如何把握的？是否为创作这部作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叶辛：步入晚年后，我感觉到今天的年轻人在恋爱婚姻的选择上有很多观念的转变。我开始思考35岁左右年轻人的婚恋——现在所说的“青年”比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在年龄段上拓展了。我们那个时代，知青上山下乡时才十六七岁。

    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和《青年报》，还有专门为劳动职工办的《劳动报》，多年来每周都有关于婚姻问题的专版。这些版面无论是对当前婚姻恋爱的现状描述，还是探讨婚姻的理论性、概括性文章，我看到了都会剪贴，留下来，看哪些能形成很好的故事。我在上海人大当常委，采访也方便，经常能接触一些婚介机构和司法机构。不管法官也好，当事人也好，我都可以向他们了解、探讨带着各种目的的当代婚姻故事，他们也讲得坦率。平时我一想到什么就记下来。很多人习惯用手机，我还是愿意记在本子上。

    前几年我才真正提笔写作《魂殇》《婚殇》，还有正在完成的《恋殇》。我想通过写作展示一下当代青年的婚姻状态。

    中华读书报：主人公沈立平的阅读研究对象——曾经的知青、现在的成功人士梁小凡的情感实录《婚前：那不可告人的恋情》，故事非常引人，展示了相隔40余年的两代人、在大上海和牯牛岭两个完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男女对情感的渴望和追求。您在小说中插入这段情节有怎样的用意？在写知青的婚恋部分时，感觉和状态是不是不一样？

    叶辛：为什么写这段，就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所有的作家都有一个心愿，当你涉及某一个领域，尤其是长篇小说，你就想展示一种画面感、立体感。你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如果只写沈立平这样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的婚恋，就很寡味。我不止写了当代人的婚恋，也写了上一代人的婚恋。

    我插队时间比较长，在贵州农村待了十年半，当然很熟悉那段生活。出名之后，我有其他机会接触贵州省和外界的农民。我插队的就是一个村寨，后来又走访了各种各样的民族村寨，听了很多情况，对于描写贵州生活就很有把握。牯牛寨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没有虚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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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林妍的闪婚闪离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是和沈立平的交流信息量很大，反映了对婚姻的理性思考和不同年代的择偶标准。您在处理小说中不同女性的婚姻故事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对于她们的心理描写，怎么做到那么妥贴准确？

    叶辛：《解放日报》有一次就讨论过闪婚对当代中国婚恋现状另一面的体现。我过去在文学所，所里既有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也有比我小三五岁、十来岁的，每个人进所我都要和他们谈话。那时候文学所年轻人多，我成立了青年中心，了解他们的各种想法，包括消费方式。他们都很愿意谈的，尤其是面对面的时候，很愿意把自己成熟或不成熟的想法说出来。

    中华读书报：我其实很好奇，从早期的《蹉跎岁月》到今天的一些作品，您似乎常被问到主人公是不是有您本人的影子——比如《蹉跎岁月》里的柯碧舟。

    叶辛：我生活在上海，60岁到市人大，接触的都是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气质品味，有自己的为人和品格。柯碧舟不是我，也没有我本人的影子。我的经历要比柯碧舟顺当，我生活中遇见的好人比柯碧舟更多一些。造成这个误会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写了柯碧舟爱好文学、喜欢写作的缘故。《蹉跎岁月》中的杜见春、柯碧舟等，都是从我生活中接触到的人中选择、比较，综合他们的性格，经过取舍提炼塑造出来的。

    《婚殇》里写文学所，也是因为我担任过文学所所长，熟悉文学所的生活，写起来就顺畅。我的经历和小说人物有些相似，但我在实际生活中的感受，却要比作品中所有的人物加起来的总和多得多。

    写作一本书是由作者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原因造成的，无论著作多厚，都只是作者感受中的一部分。每一个作家的作品，都会有自己的影子，但是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都要经受住时代和读者的考验，只有把笔触伸进读者心里的作品才会经受住读者的考验，这个作家的名字才会进到人民的心坎里。

    中华读书报：《魂殇》融入悬疑推理元素，《婚殇》也写得曲折动人。您的小说总是特别好看、耐读，畅销的同时兼顾了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您如何做到二者统一？

    叶辛：巴尔扎克写小说有一条准则：“要使人爱看。”那就是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想到读者。为了要使人爱看，许多作家都一再地磨炼自己的技巧，精心地处理情节。大仲马善于铺展故事、设置悬念；易卜生善于“解开以往生活的谜”；马克 · 吐温惯常喜欢让自己的主人翁改装以变换身份，产生强烈的效果；屠格涅夫小说中的情节总是环环紧扣，从来不拖泥带水，取直线发展……我爱读他们的书，在学习写作时，也喜欢借鉴他们的共同手法，那就是在一本书里，设置不多的几个人物，选择一个贯穿全书的情节，充分地写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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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人之外，还有哪些作家对您影响比较大？

    叶辛：我喜欢读那些一辈子说诚实话的作家。除了巴尔扎克之外，对我写作帮助最大的作家是司汤达和屠格涅夫。不过我喜欢读的、最敬佩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和作品，总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中华读书报：《魂殇》《婚殇》之后，《恋殇》也即将出版，能否透露一下这部新作的故事？为什么都命名为“殇”？

    叶辛：“殇”是一种概念，一种感觉。我的主题是探讨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安放。所谓小康，民间有种种解释，有一种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小康是解决基本生活质量。日常生活无忧无虑之后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精神上的问题。一些老同志退下来，每天接送的车子没有了，过些天会急剧衰老，是因为活得不快乐。这些情况健康杂志上都有反映。人有精神的需求，需要有灵魂的安放。最能意识到精神问题的紧迫感的，大概就是知识分子了。

    中华读书报：您曾创作了《蹉跎岁月》《孽债》等一系列与知青有关的长篇小说，您如何看待“知青作家”的称谓？

    叶辛：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抵触的，后来慢慢就习惯了，觉得为知青，为自己的青春做一些记录，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魂殇》（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是我花了近十年写的长篇小说，可以说与知青有关，又不完全有关。时间跨度很长，从知青岁月开始一直写到现在，既是写过去，也是写当下。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太多了。《魂殇》重点是写一个画家，以画家这个身份去写一个时代，去还原一个时代。

    中华读书报：您自创作以来就一直密切关注现实题材，还曾写过一组微信群体的小说？

    叶辛：2017年中国作协组织作家重走长征路之后，作家们在分别前建起了一个微信群，共享文坛信息。我还有一个老知青群、一个中学群。以前老同学几年才见一次面，现在也可以经常在群里见面。我一下意识到，这种形式不是也提供了一个小说的舞台吗？

    我首先写了微信群体小说《婚姻底色》，通过红松社区文化中心书画班群，大家不但知道了家长里短的事，还了解了学员于曼丽对书画老师李东湖的爱慕和于曼丽的婚姻底色。我又写了微信群体小说《梦魇》，是写今天退休以后的老人到美国去养老的一个悲剧，如果是传统写法，起码要有中篇小说的文字，用微信群体小说形式，只一个短篇就能淋漓尽致地展现一个精彩的故事。我还要写一篇微信群体小说《大山洞老刘》。老刘的一辈子，我可以写成一个长篇小说，如果用微信群体小说写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

    现代小说走到今天一百年，也应该有一个新形式了。这种微信群体小说不同于长篇小说、中篇、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等传统形式，它具有微信群的简洁明了，是一种新型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新的文体，是前所未有的小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