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困境：殖民主义话语下的黄热病疫情

    ■杨长云

    近年来，由于自然灾厄频仍，城市公共卫生事件时有暴发，特别是“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医疗社会史、公共卫生史、疾病史等得到广泛关注。从一般的科普宣传到学理探究，普通人更关心流行病与自身健康之间的关系，知识界则热衷于流行病的溯源、传播机制、防治、社会影响等方面的讨论。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我更倾向于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反思流行病的大暴发现象。而最近几年有关于“新帝国”“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地方性”话语的阅读则为我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必须将某个流行病暴发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才能理解其中的复杂性、特殊性。以“殖民主义”为例，我发现，近代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流行病疫情与殖民主义体系的发展多有关联，疫情造成的内部社会问题往往又隐藏了殖民主义从外部对国家造成的困境。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史系教授马里奥拉·埃斯皮诺萨（Mariola Espinosa）所著的《流行性入侵：1878-1930年黄热病和古巴独立的局限》（Epidemic Invasions: Yellow Fever and the Limits of Cuban Independence, 1878-1930,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一书就将黄热病疫情置于殖民主义话语下予以解读，提供了关于疫情期间殖民地小国处在无奈困境的历史解读。

    始于哈瓦那的一场黄热病疫情

    黄热病被认为是一种“城市病”，是早期危害性极大的蚊媒传染病之一。英国学者艾伦·N.克莱门茨（Alan N. Clements）和拉尔夫·E.哈巴赫（Ralph E. Harbach）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黄热病病毒及其蚊媒可能早在16世纪就由殖民者从西非航行的船只带到西印度群岛。后来，通过沿海商船和感染者，黄热病病毒被带到美洲东部大部分地区，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肆虐。随着全球联系的加强，在东半球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传播黄热病病毒的城市蚊子在这些地方繁衍。但是，在这些地区，一种同类蚊子向人类传播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病毒，而非传播黄热病病毒。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黄热病病毒的蚊媒的确切类型及其传播方式。美国、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历史上暴发多次严重的黄热病疫情。疫情使当地居民遭受毁灭性打击。黄热病的名字来源于患者在感染病毒后皮肤和眼睛变成黄色，由于规定载有黄热病患者的靠岸船只必须挂黄色旗帜，故黄热病也被称为“黄杰克”（Yellow Jack）。

    1693年在波士顿、1793年在费城、1855年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均暴发过黄热病。1878年暴发的黄热病最为严重，波及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一百多个城镇发生黄热病疫情，12万多人被感染，2万多人死亡，经济损失至少达1亿美元。是年夏天，正值古巴“十年战争”结束。一群难民乘坐轮船前往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其中一些携带黄热病病毒的乘客在没有经过检疫隔离的情况下登陆。这导致整个夏天，黄热病肆虐新奥尔良，并沿着铁路线蔓延到远至密西西比河流域北部的圣路易斯。这次疫情促使美国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下定决心要找到黄热病病毒的源头，并通过美洲国家间的合作根除黄热病。疫情暴发的中心是密西西比州的旅游胜地海泉市（Ocean Springs）。最先被确诊的是来自古巴的一位小男孩，其母亲冈萨雷斯的家族在1868-1878年古巴“十年战争”时期往返于美国南部、东部大西洋沿岸与当时的叛乱中心哈瓦那之间从事走私活动。而哈瓦那彼时已经因黄热病闻名。于是，人们怀疑，黄热病就是通过这条走私线带进美国南部地区的。

    西半球主导的黄热病病毒溯源

    病毒溯源是流行病在某地暴发后人们永远探索的主题，黄热病传播到古巴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但西塞亚·托雷（Celia María Parcero Torre）的研究认为，在1762年英国占领哈瓦那的时候，黄热病已经在这座城市成为流行病。而且他也认为，在英国人来到哈瓦那的至少一个世纪之前，这种病毒跟随从非洲来的奴隶船只传播到加勒比海地区。由于19世纪下半叶美洲地区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因此，当1878年黄热病暴发后，为了保护美国南部城市和美国商人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和卫生部门比以前更加重视黄热病疫情，致力于找到病毒的来源及其传播方式。

    1881年1月5日，第五届国际卫生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这是国际卫生大会自1851年7月在法国巴黎首次召开以来，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西半球举行。美国提议把黄热病纳入国际卫生大会重点关注的疫病，但这一时期欧洲主导的国际卫生大会认为黄热病是美洲的地方病而非欧洲的问题，美国的提议未获通过。然而，这一事件至少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半球国家依托美洲国家国际联盟（即后来的美洲国家组织）和美洲国家国际卫生大会（即后来的泛美卫生大会）进一步寻求美洲国家间的合作，通过统一隔离制度和协调黄热病防治措施共同抗疫。另一方面是以卫生官员、医务专家和医学研究者为主的专业人士和团队在民间层面上继续依靠自己的力量，对黄热病进行病理学和传播方式的研究。

    对黄热病传播方式的实验研究首先是由古巴医生卡洛斯·芬莱（Carlos J. Finlay）在哈瓦那进行的。芬莱先后在法国、费城和哈瓦那接受医学训练。1851年回到古巴，从他对古巴的实际观察和医学实践中，他了解到大量有关于黄热病对当地居民影响的知识。古巴当局派他加入在1878年黄热病疫情大暴发后由美国卫生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f Health）组建的哈瓦那黄热病委员会（Yellow Fever Commission）。芬莱通过对黄热病传播的某些特征与蚊子活动的特征相比较，提出吸入、吞咽或接触黄热病病毒不会感染的看法。他推测传播黄热病的是某种穿孔昆虫。他选取了古巴当地的两种蚊子进行实验，一种是致倦库蚊，另一种是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经过几年的观察、实验，芬莱认为埃及伊蚊就是黄热病传播的蚊媒或称宿主。他随后将他的发现撰写成论文于1881年8月14日发表。他的观点引起了美国、墨西哥等美洲国家医生的注意，但未被接受，姑且称为“芬莱伊蚊假说”。

    直到1900年9月，由美国海军陆战医院署派出的、以美国军医沃尔特·里德少校（Major Walter Reed）为首的研究团队证实了“芬莱伊蚊假说”。1902年12月2日至4日，首届美洲国家国际卫生大会在华盛顿特区召开。来自美国、古巴、智利和厄瓜多尔的医学专家和官员被任命为大会组织委员会委员，其中就包括在发现黄热病传播方式上做出关键贡献的卡洛斯·芬莱。而且，他在这次大会上作题为“蚊子是黄热病传播的唯一宿主吗？”的主题报告。从而肯定了黄热病通过埃及伊蚊传播的假说。

    重新认识1878年黄热病疫情

    从溯源角度来看，黄热病在西半球的暴发及其流行是欧洲殖民美洲的产物，是瘟疫入侵，这与历史上的无数次瘟疫传播及其流行模式是一样的。但近代以来的全球联系加快了流行病传播的速度，黄热病等流行病在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下被赋予新的意义。更加关键的是来自美国的影响力及其通过殖民主义在西半球卫生主导地位的形成。1888年、1895年、1897年均发生持续时间较长的黄热病疫情的事实，造成墨西哥湾到加勒比海地区、美国南部港口到巴拿马地峡等美洲地区的社会动荡，客观上为美国在该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的殖民主义逐渐滋生，并最终夺取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对该地区的控制地位。西班牙在处理哈瓦那黄热病疫情中的不作为给美国以可乘之机，逐渐掌握了哈瓦那的主导权。但对于哈瓦那来说，前狼后虎，它陷入新的危机，即“哈瓦那困境”。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从殖民主义的角度重新认识1878年黄热病疫情的暴发。

    许多公共卫生史学家已经表明，流行病产生的疫情往往能够凸显社会内部的分歧，尤其是阶级和种族层面。大多数流行病的生物特征决定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不同的人群。这种不同的影响，反过来导致人们对疫情暴发的原因，以及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产生一系列意见分歧。以19世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霍乱为例，霍乱本身和当局防治霍乱的措施都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局势，并且戏剧性地揭示了贫富之间、城镇与农村之间的严重分歧。类似地，世纪之交的巴西政府试图通过强制接种疫苗根除天花，这一努力却引发骚乱。而这不过是城市中下层阶级对巴西农业和商业精英长期不满的宣泄。在美国南部，黄热病的反复暴发也揭示了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奥尔良就经常遭受黄热病的折磨，但城市中土生土长的富裕居民从小就具有对该病的免疫力。而在这一时期新来的爱尔兰工人阶级罹患黄热病致死的比率最高。这就导致精英们指责城市中的贫穷白人，认为他们是造成新奥尔良卫生状况恶劣的罪魁祸首。而当地黑人感染黄热病的死亡率不高，于是成为当地的主要劳动力。还有许多19世纪乃至之前的例子可以证明，流行病及其防治措施时常暴露了深层次的、持续性的社会不公或社会发展不平衡。

    在殖民主义话语下，流行病疫情及防治疫情的公共卫生措施不像在非殖民地那样，凸显出国内阶级或种族之间的冲突。反倒是突出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比如，19世纪初，来源于印度的霍乱，在欧洲加剧了阶级冲突。但这一病毒从孟加拉蔓延到南亚次大陆的其他地方却没有激起贫富之间的仇恨。相反，对霍乱的粗暴防治和控制霍乱的措施都反映了广泛存在的社会、宗教和政治鸿沟。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不久，天花和霍乱在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肆虐。疫情在阿尔及利亚土著社会中未造成太大的紧张，倒是激化了法国入侵者与当地社会之间的敌对情绪。因此，无论是法属塞内加尔的淋巴腺鼠疫，比属刚果的昏睡病，还是英属西非的疟疾，在殖民主义体系下，殖民地社会暴发的流行病疫情主要暴露的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

    1878年黄热病暴发时的哈瓦那港也处于相似的境地。密西西比河流域疫情暴发后，美国直指哈瓦那是黄热病的源头，将其南部地区社会冲突的内部矛盾转移到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外部矛盾。原本是美国南部城市的疫情防治，却变成了跨国语境下的疫情防治。虽然与英法殖民地在疫情暴发时更多地反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冲突一样，但哈瓦那所面临的这种跨国性却不同。一方面，哈瓦那逐渐被证实是黄热病暴发的源头，美国方面决定通过自己的力量消灭这个源头，以保护双方经贸往来。而美国军事占领的事实和古巴岛在经济和文化上对美国的依赖性也使哈瓦那当局不得不重视黄热病疫情。另一方面，黄热病的流行性特征，以及美国对哈瓦那的殖民主义属性，使哈瓦那的疫情防治变成：既防止占领者侵蚀更多政治权益，又依靠占领者根除黄热病，形成了哈瓦那进退维谷的困境。

    “哈瓦那困境”形成的历史过程

    1879年夏天，美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派遣一个专家团到达哈瓦那，组建黄热病委员会，专门调查在哈瓦那和其他地区蔓延的黄热病疫情。该委员会在哈瓦那的工作实际上是由美国、古巴和西班牙三方的医生和官员合作开展的。黄热病委员会不仅致力于研究黄热病，也提出政策建议，要点是防止古巴黄热病毒输入美国。他们认为，要阻止黄热病从哈瓦那传播到美国南部港口城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督促西班牙殖民当局改善哈瓦那的城市卫生，并且保证商船的卫生安全。在黄热病宿主被发现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哈瓦那黄热病是由于哈瓦那城市卫生条件脏乱导致的，为此需从改进城市卫生着手。城市卫生的改进主要包括清洁城市供水、清理下水道系统、街道铺设，以及彻底地疏浚哈瓦那港湾。这些工程预计花费两千万美元，西班牙政府虽然对殖民地苛以重税，但那个时候，他们甚至已经无力支付政府债务的利息，因此也就无力从事城市公共卫生改进事务。

    1895年2月24日古巴独立战争开始后，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士兵被派到古巴。其中大多数的士兵都没有接触过黄热病，毫无免疫力。因此，造成新的黄热病大暴发。据《纽约时报》在该年4月4日的报道，从西班牙派来的近三分之一士兵被病毒感染，许多人死亡。疫情引起美国卫生部门的密切关注，美国人尽数撤离古巴岛。然而，西班牙方面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一位西班牙外交官员甚至说黄热病为西班牙军队在热带地区发动战争提供了实际的锻炼。到1895年底，7085名西班牙士兵确诊为黄热病，其中2796人即近40%的患者死于黄热病。

    与西班牙的不重视和无力应对不同，美国方面很早就开始关注黄热病。1878年黄热病暴发后，美国卫生官员便确信哈瓦那就是黄热病的源头。他们认为，在古巴“十年战争”结束后，成百上千的难民从古巴逃到新奥尔良。病毒通过轮船传播到新奥尔良，尔后沿着铁路线向密西西比河上游扩散。早在黄热病委员会敦促并配合西班牙殖民政府开展城市公共卫生改进之前，美国海军陆战医院署（USMHS）在1878年黄热病疫情暴发后第一时间派医务专家在美国南部疫情区从事抗疫工作和调查；美国公共卫生学会（APHA）于当年12月初在里士满召开年会，特别讨论黄热病；而黄热病委员会除了推进城市卫生改进措施外，也致力于防止船只从感染地区行驶到美国海岸，并且同古巴医生一起研究黄热病的诊治。

    1888年杰克逊维尔黄热病疫情暴发，其源头再一次指向哈瓦那。于是，吸纳了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家医生为会员的美国公共卫生学会（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要求美国政府对哈瓦那采取行动。时任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派遣美国陆军细菌学家乔治·斯特恩伯格（George Sternberg）前往哈瓦那详细调查病毒传染的原因。但斯特恩伯格的团队未能查明原因。1892年12月，美国参议院移民委员会同参议院流行病委员会一道，与众议院移民与归化委员会合作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审查来自古巴和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情况，并审查来自于这些岛屿的移民将流行病和传染病输入美国的危险。”该委员会指出，哈瓦那恶劣的卫生状况对美国构成极大威胁。

    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打响后，美国政府各部门更是积极行动，以保证美国南部和沿海地区的安全。美国财政部派出四艘税收快艇在沿海地区巡逻。美国海军陆战队医院署（U.S. Marine Hospital Service）1895年的年度报告中明确指出，哈瓦那是一个卫生状况极其糟糕的港口，并且每年都报告有大量的黄热病案例。随着战事的推进，1896年，西班牙政府又派遣大量士兵到古巴，11月份达到20万。而这一年，3万士兵感染黄热病。美国海军陆战队医院署署长沃尔特·怀曼（Walter Wyman）通过这一年10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泛美医学大会（Pan-American Medical Congress）向美洲国家发出疫情警告，认为是时候彻底解决哈瓦那糟糕的情况了。之后，《纽约每日先驱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等美国各地主流报纸也加入到这场论战中。因此，联邦政府官员、各州卫生官员、报纸编辑等都主张，要一劳就逸地免于哈瓦那黄热病的威胁，就应当占领古巴，由美国人自己来彻底解决哈瓦那的麻烦。在社会各界的助力下，美国政府以哈瓦那黄热病潜在威胁的“完美理由”，于1898年4月25日向西班牙宣战。

    面对健康的美军，被黄热病毒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西班牙军队很快就失败了。古巴人民面临的将是在《巴黎条约》（The Treaty of Paris）下的新的殖民体系。结果，在哈瓦那和古巴其他地区的黄热病得到控制之前，这座岛屿并没有实现和平。哈瓦那依然处在殖民主义和黄热病宿主的双重困境之中。所以，从古巴方面来看，哈瓦那当局在“国家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力摆脱美国殖民主义的影响。首先，公共卫生的客观现实使哈瓦那和古巴其他城市需要美国的帮助。哈瓦那与古巴其他城市一样，大多数房屋建筑简陋，几乎没有通风，非常拥挤。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拥有铺设好的街道。多数房屋只有简易的茅厕。粪便臭气弥漫在房屋中，秽液渗透到这座城市所在的土壤和软质多孔珊瑚岩里。因此，饮用的井水遭到了污染，街上的每一条沟都散发出恶臭。港口与公海之间的水流循环极差，直接排入港口的污水基本上沉淀在港湾的底部。哈瓦那仿佛是一座建在厕所上的城市。另一方面，古巴与美国的医生有着相似的医疗文化传统。19世纪下半叶，许多古巴医生像黄热病宿主的发现者卡洛斯·J.芬莱一样，在美国接受医学训练，同时也往往像美国医生一样有欧洲学医的经历。况且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洲国家间通过美洲国家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tates）、美洲国家国际卫生局（International Sanitary Bureau）等方式进行合作的趋势逐渐加强。合作掩盖了美国的殖民主义，使殖民冲突变得更加隐蔽。

    故而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医院署与哈瓦那市政当局时，繁重的检查制度和卫生措施虽然仍然激起了各种反应。但是，对于哈瓦那来说，已对黄热病形成免疫，所以消除黄热病的努力，并不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医学知识冲突的焦点，而是公共卫生改革中美国与哈瓦那当局在公共卫生计划上的话语权和实际政治冲突上的矛盾。因此，美国占领下的公共卫生改革不少民众不理解、不支持，认为是美国人的“疯狂想法”。虽然与其他殖民地一样，存在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固有的矛盾，但改革的阻力微乎其微，暴力对抗没有高涨。

    由此可知，1878年黄热病暴发后，对于防治黄热病疫情，西班牙的无心无力，哈瓦那当局的积贫积弱和城市卫生恶劣的现实，都给美国利用黄热病疫情干涉古巴岛提供了绝佳借口。与西班牙在古巴岛上实行高压统治和重税剥削的殖民政策不同，美国依靠多年来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及地缘政治优势，实行资本输出、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的殖民主义。哈瓦那当局一方面不得不依赖美国实行的公共卫生计划改造城市公共卫生，依靠美国的医疗救治措施来防治包括霍乱、结核病、黄热病在内的流行病，加上美军占领的客观事实，使其在短期内无法摆脱美国；另一方面又想摆脱控制、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自主。因此，如何防止黄热病流行、防止美国借题发挥，成为摆在哈瓦那当局面前的一道难题，也就是我所称的“哈瓦那困境”。

    “哈瓦那困境”是美国对美洲殖民主义的缩影

    “哈瓦那困境”在美军占领时期进一步加深。1899年7月至12月、1900年4月至12月哈瓦那先后暴发两次黄热病，到1900年底，黄热病的宿主“埃及伊蚊”得到确认后，哈瓦那与古巴其他地区开始采取灭蚊措施。到1902年，黄热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美国也在确保能够通过条约控制古巴后于当年5月撤军。此处的“条约”，就是经过多次外交拉锯战、最终被写入古巴宪法的《普拉特修正案》（The Platt Amendment），该条约第5条规定了美国“为阻止可能再次发生的流行病和传染性疾病，可执行必要的城市卫生计划”。美国显然还是在拿黄热病做文章。1904年11月、1905年10月，当哈瓦那再次出现黄热病确诊患者时，美国以本国南部地区可能会面临疫病威胁为借口，于1906年又一次占领哈瓦那。哈瓦那临时政府花了三年时间来消灭黄热病、根除病毒一天内传播到美国南部港口的生存条件。至此，美国的第二次占领结束。

    1906-1909年的事件使哈瓦那政府和卫生官员意识到，以改善自身公共卫生的方式防止黄热病暴发是保证古巴独立的关键因素。古巴人也逐渐认识到，防止黄热病暴发的公共卫生计划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必须是古巴最关心的问题。甚至产生这种说法：在古巴，对消灭蚊子事业漠不关心的人有可能被认定为叛国者。虽然此后，黄热病没有再在古巴或美国大暴发（只有确诊个案，未传染流行），但由于《普拉特修正案》的规定，在经济利益冲突、意识形态问题或美国对哈瓦那当局政治统治者不满的诸多因素影响下，它的潜在威胁始终影响着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至少在美国的战略重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南移到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等中南美洲国家前，“哈瓦那难题”始终存在。

    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哈瓦那推行的防治黄热病的方式也推广到了这些国家，比如城市公共卫生计划。在客观上革新了这些国家民众的卫生意识，推动了这些国家主要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从法国手里接管巴拿马并占领该地区也跟黄热病有关，与占领哈瓦那的手段如出一辙。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如何一面应对美国殖民主义、一面应对黄热病疫情，不只是哈瓦那的困境，也是中南美洲前殖民地国家所处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