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的前提与方法

    ■张立华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英国政治家斯迈尔斯说：“培根的书比任何其他的书更能让人修身养性”“他教会我们如何获得成功，如何造就伟大”。

    培根在《论读书》一文中有一句几乎尽人皆知的著名格言，那就是“读史使人明智”。

    其实，培根“读史使人明智”这句格言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读史使人明智是有前提条件的。概括来说，读史明智有四大前提，那就是：必须读真实的历史，必须读全面的历史，必须能够读懂历史，必须具有“腾空能力”。

    如果没有这些前提，读史就未必能够明智，有时反倒会越读越傻，甚至愚不可及。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虽然孟子所说的“书”指的是《尚书》，但却有广泛的真理性。如果你读的是虚假的历史，那你只能上当受骗；如果你读的是片面的历史，那你就会偏执一端；如果你读不懂历史却自以为读懂了，那你就会自欺欺人。如此读史，非但不能明智，反而会越读越愚蠢。

    如果你读史没有“腾空能力”，那你就读不出字面背后的意义。“腾空能力”，就是悬揣合于事实的能力，就是一种超强的分析能力，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契悟能力。这就好比说游泳可以健身，但前提是你必须会游泳，否则不仅不能健身，还可能会呛水，甚至溺水。

    中国现代真正读懂中国历史的人为数不多，鲁迅先生是其中的一个。他通过笔下的狂人揭示了中国“吃人”的历史，这就是读史的“腾空能力”。

    读史与明智是相辅相成的：读史使人明智，而明智的人更爱读史。不明智的人因为读不懂史，所以也就不愿意读史，他们更喜欢电视剧。这样一来，明明是记录的真历史，他们却决不相信；明明是编造的假历史，他们却深信不疑。长此以往，则智者越来越智慧，愚者越来越愚蠢。

    所谓明智就是聪明有智慧，那什么是智慧呢？ 智就是思辨力，慧就是契悟力。但并不是随便什么思辨契悟都可以称得上智慧，譬如阴谋诡计厚黑学就不是智慧，因为智慧是有价值取向的。智慧的思辨契悟对象是道德，道就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德就是人类文明的轨范，智慧就是对宇宙万物规律和人类文明轨范的思辨力与契悟力。

    思辨力和契悟力是智慧的双翼，提高思辨力的方法在于科学持久的思辨训练，增强契悟力的方法在于灵感的触发点拨。思辨力只能从思辨训练中获得。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思辨就没有智慧，拒绝思辨就是拒绝智慧。

    《向历史借智慧》是对历史智慧的借鉴升华，而不是历史智慧的复制粘贴。借智慧不是抄智慧，智慧是抄不得的。俗话说：“教的曲儿唱不得。”因为青年男女对唱山歌谈恋爱，大多是即景生情，临场发挥的，而教的现成歌曲却是死的，固定不变的，根本没办法应付千变万化的对唱，一对唱就露馅儿了。

    譬如小学课本中的《曹冲称象》，曹操手下的官员都不会称象。其实，这些官员是假装不知道，以便让曹冲露脸出彩。如果你完全相信课文所说的，认为曹冲称象很聪明，官员们都很愚蠢，那你就是抄智慧，这史你就白读了，甚至一辈子也不能明智。

    有了读史明智的四个前提条件，还要讲求读史的方法，方法不对头，读史也未必能使人明智。那么，怎样读史才能真正明智呢？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接受智慧教育，恒常科学地进行思辨训练。

    如果没有借鉴性升华，没有原创性思辨，只知道复制粘贴，那又怎么能从读史中获得智慧呢？ 思辨是智慧的不二法门。只有恒常地进行科学的思辨训练，才能增益智慧，舍此别无他途。

    什么是思辨？ 思辨就是质疑解疑的过程。质疑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疑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发现问题，如果不能发现问题，那分析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而解决问题就成了空中楼阁——连问题都没有，你又分析个啥？ 解决个啥？ 所以说，智慧的第一步就是发现问题，发现很多有价值的问题。

    可是，我们的教育更重视的却是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如何发现问题。其实，就增益智慧来说，“提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已将智慧教育作为“课程目标”，将“思辨性阅读”作为课程内容的要求，将“展现学生智慧”作为语文高考“命题和阅卷的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智慧教育的里程碑。

    智慧教育的课程标准虽然制定出来了，但是智慧教育的教材却迟迟没有跟上。因为此前我们的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这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现在要马上来一个质的飞跃，编出一套科学实用的智慧教育教材来，的确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如果没有智慧教育的教材，第一线语文师生要想达到智慧教育的课程标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智慧教育的角度来说，《向历史借智慧》可以说是一套智慧教育的新教材，至少也是一套智慧教育的读本。目的是要为中国的智慧教育辟出一条蹊径，开启中华智慧教育的新篇章，而本书就是这样栽植的第一棵智慧树。